多少年了，重案组老大哥提起张印，一开口总是这个词儿——“跳楼探长”，每当这时我就张大嘴巴望着听后面的故事。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警察，为了破案能跳楼？当初又是什么案子能逼着警察跳楼？
我用了很多年才渐渐还原出张印跳楼的那个清晨的样子——
那是早上五点，重案组办公室张印一个人呆坐着，面前是那摞困扰他已久的卷宗。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杀人嫌疑人“老八”就要大摇大摆地走出重案组了。张印感觉像失去了一切。他觉得是自己没找到证据，才放跑这个杀人犯，而所有同事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包括领导。手机里女朋友昨晚的短信是个巨大的讽刺，“等忙完这个案子，咱们上哪儿玩啊？”
张印起身，晕乎乎走向大楼办公室窗口。就在那个血色的清晨，张印一跃而出。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六十天前，夏初7月。谁都没想到连做侦查员都不合格的菜鸟张印，竟然被领导急速提拔为重案组的“代理探长”。张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他爱侯马的诗，爱涅槃乐队，爱小说，内心渴望自由。虽然他喜欢看谍战、侦探故事，偶尔还在宿舍里操纵鼠标开枪“杀人”到深夜，但他说自己不怕尸体就怕血。这都算了，作为重案组警察，张印的致命问题是不会笑，还想得特多。
大家都记得太清楚了，被提拔为代理探长之前，张印去一个撞死流浪汉的普通现场，那里是一片荒野，流浪汉躺在树下，张印走到距离尸体两米开外的地方，用一分钟就破了案。死者后脑勺与后背上有明显的轮胎印，体表没有致死伤，应该是意外车祸。他相信法医会给出相同的结论。
一片荒野中，模模糊糊好像有人在哭。
回警队的路上张印紧紧挤在车后座，感觉耳边还有哭声。这声音让他怀疑流浪汉的死还有隐情，张印难受极了，就问旁边有二十年警龄的老贺该怎么办。
“就等着交通队出结果呗，要是里面还有别的事，他们肯定再给咱们推回来。”老贺耸耸肩，很轻松。
老贺接着一边翻看现场照片，一边咂摸着：“这怎么跟他媳妇交代啊，好好的××，都给压成套了！”全车人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张印笑不出来。
在这个每年接触的命案超过百起的地方，如果不学会放松与自嘲，那就只能任脑子里的命案惨状窜来窜去。你要减压，就得笑。你得明白真相永远无法全部复原，侦破案件只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杀了人就行了。
可张印想要了解关于杀人的一切，他对犯罪动机和人性邪恶感到好奇，所以，张印学不会笑，总是皱着眉头，端着肩膀陷入沉思。有时，他表面上对惨烈的现场不动声色，但私底下却喝大酒，做噩梦。没人愿意和张印住一间宿舍，因为他经常半夜做梦被吓得喊出声。
“兄弟，你这个性格在重案组可干不长。”那天搭档老贺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要是张印，出过流浪汉这个现场后可能就立马要求调离重案组了——不，我要真是那时的他，就根本不会主动申请来重案组。
四个月前，2007年春节后，张印调入重案组。
他二十九岁，重点大学高才生，细高个，大脑袋，身体羸弱，从里到外透出一股书生气，在公安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此之前，他在派出所做了五年治安民警，为了加入重案组，他连续骚扰支队长几个月，队长甚至威胁他——“我要告诉你的派出所所长”，也不管用。最后，张印硬是把自己塞进了重案组里。
重案组是领导最放心、最信任的队伍，几个老同志对张印的背景颇为好奇，但谈起家世，他本人始终不露声色。进了重案组，有关张印的第一条笑话很快就有了，张印衣着又脏又土，每次从宿舍出门前都要抓起支队后院那只白猫在身上擦擦。
他很勇敢，准确说是又愣又轴。
刚来的时候，张印和搭档老贺去附近小区蹲点抓人——一个背耐克书包的持刀劫犯。那天清早，张印和老贺一眼就看到“耐克书包”在早点摊上吃包子，张印像神经病一样抄起警棍就扑了过去。老贺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察，形容他“就是一条见了火腿肠的哈士奇”。
劫犯是有刀的，事后老贺臭骂了张印一顿，“你要是被他干了怎么办？”
张印工作起来死磕，他极度渴望破案的一刹那的快感。不过他的死磕常常是以与同事甚至领导大吵为代价的，因此没人看得上他。
刚加入重案组他就和队长大吵一架。有个年轻人突然中了毒鼠强，张印和年轻人聊了两次，觉得年轻人孤苦无依，有自杀倾向。队长觉得这套心理分析太扯淡，带着全队发疯一样调查，两人争执不下，直到张印又跑了一趟，发现了年轻人的买药记录。队长“假意”道歉，张印竟然不留情面地接受了，全队人都觉得他是个白痴。
在这种情况下，来重案组四个月后张印竟被意外提拔为代理探长，手下有四个警察。重案组探长不好当，要套得出证人嘴里的话而不是反过来被利用，要懂得基本的法医学、病理学、指纹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经验，能在最快时间内把尸体和嫌疑人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么看，对张印而言，这都是一场“捧杀”——干不了就早点走人。
刚当上代理探长时菜鸟张印就迎来了“恐怖夏天”。每次听到这儿，我都觉得他是主动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的。
重案组流传着一句话：夏天的燥热，有时就是杀人动机。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有个老头死在地下室，一礼拜没人注意，直到玻璃上落满苍蝇。凶手是他老伴，杀人后，老太太听信二流道士的话，买来一大堆白色粉末抹在老头的尸体上，期待他能复活。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一个歌厅小姐因为向大哥敬酒时“脸色太难看”，被小弟们用烟灰缸砸烂了脑袋。那个女孩包里有一张火车票，第二天要赶回老家结婚。
当上代理探长的那段时间，张印发疯似的工作，没多久，他瘦了十多斤。
张印运气还算不错，7月、8月两个月他一连破了十三起命案。
第一起案子的嫌疑人是个神情紧张的黑胖小个子，他拒绝承认自己杀了人，手上却突然多了几十万现金。张印发现命案现场的餐桌上整齐摆着一堆餐具，唯有一个水杯远远地放在一个角落。他敏感地意识到，天气太热凶犯逃走前可能会喝水。技术队果然在水杯上发现了小黑胖子的指纹，案件告破。
十三起命案最后一起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两个男人在小酒馆里动了手，“输家”倒在血泊里，“赢家”疯狂逃窜。张印运气好，走出酒馆门口就撞上了赢家——这人害怕出大事，特意调头回来看看。
赢家交代得很痛快，待对方按下指印，张印不顾老贺反对，道出实情：“那哥们其实已经死了。”嫌疑人一瞬间瘫倒在地。
张印破了十三起命案，但他却越来越焦虑。他清楚地知道——因为“过班”制度，十三约等于零！
直到现在，“过班”也是我们重案组分配案件的轴心。
简单说，同是命案，侦破工作量却差别极大。比如丈夫杀妻案，丈夫动手后可能就在现场呆坐，沾血的菜刀就放在电视柜上。而另一起案子，二十人打二十人的群殴，死了两人，剩下的三十几人全部逃窜，你得一个一个抓回来。
“过班”制由此产生：嫌疑人在现场或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算零起重案——张印破获的这十三起都属此列。
一到现场就知道嫌疑人是谁，但嫌疑人关掉手机杳无音讯的算半起；到了现场发现既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人在哪儿的，才能算一起重案。
只有接到一起完整的重案才算“过班”。这时你就可以不用再同时接别的新案子，也才能专心完成手头毫无头绪的这起大案难案了。
张印的十三等于零。就像他的人生，千辛万苦进了重案组，证明不了自己，都是白费。
张印的问题在于没难度的命案等于零，而能证明自己，让自己“过班”的案子肯定是难案，他这个菜鸟又如何能破得了？
和医院大夫一样，重案组民警绝对不能抱怨：“怎么还不过班啊！”或者在连续发生两起命案的晚上叼着烟卷发狠地说：“牛×再给我来一起！”
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9月初，天还有点热，再过不了班的张印似乎该考虑走人了，他向搭档老贺抱怨“过班”太难。
就在这时，“报应”真来了。
到现场后，张印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真美。一束阳光直射过来，少女侧脸的轮廓有些不真实。她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微微张开，像要开口说话。她侧卧在地，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上身微微后仰，一只手放在脸颊旁，另一只细长的手臂伸向远处，可那里一无所有。
她浓密的黑发散乱地铺在柏油马路上，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勒痕，身上到处都是青色的小伤口。她穿着廉价的黑丝袜、短裙、紫色上衣。一个黑色手包放在身边，里面装着化妆品、卫生棉、一个手机充电器，还有几张表情夸张的大头贴。
她只有十三岁。
张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儿，然后悄悄抬眼看周围的同事。老贺、李逵、老猫这回没一个人敢开玩笑。这几位是出了名的“老丈杆子俱乐部”，全队十几个民警只有一个生了男孩。此情此景，他们沉默了。她完全是无辜的，她还是个孩子，有人引诱、强暴了她，然后又杀了她。这行径猪狗不如。
没时间哀悼，现场一片嘈杂，民警们开始工作。
重案组有句话，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而现场能“死”一百次，你必须对现场万分尊重。现在，张印作为代理探长，就站在现场中心。不过他头大如斗，一片空白。张印是统筹一切的人，在现场他就是最大的领导，他可以调动、指挥所有法医、技术队员、派出所民警，但是他缺乏对付室外现场的经验。
如果是室内的凶杀案，谁都知道怎么破，就算表面上没有线索，你也可以板起脸，逼着技术队把整个屋子用吸尘器吸个底朝天。可室外的现场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女孩尸体躺在地上，几个老百姓眼睛像铜铃一样瞪着看，派出所民警、法医和技术队的民警围成一圈。张印甚至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嘀咕：“这哥们知道怎么破案吗？”
法医初步观察了一下女孩的尸首，不太软，也不太硬，眼球还很湿润，“死去大概十二小时。”法医学是一门综合判断的科学，影响判断的因素有很多，天气、湿度、地质环境等。换句话说，还是要猜。
旁边有个刚入职的热心辅警，不戴手套捡了一大堆矿泉水瓶子往张印面前一放，憨厚地说：“大哥，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瓶子上全是他的指纹。老贺去询问一个水果贩子，老贺并不清楚之前李逵已经给他做过笔录了。派出所民警到附近一个卡口调取了治安探头，但是调取时忘记核对北京时间了，因此还要专门再去一次。一个小时后法医又开始催促张印把尸体拉走。
天亮以后，现场会被路人践踏，但这里可能有嫌疑人的头发或衣服纤维。张印焦急地踱步，盼望快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天快大亮了，张印不想让更多人看到死去的女孩。最终，张印放弃了“上帝”的控制权，尸体被抬走了，警戒条被撤掉，地上除了一摊血迹一无所有，现场在他眼前消失无踪。直到现在，张印还在为自己那一瞬间的懦弱而后悔。
获取死者信息异常顺利，女孩叫赵丁萱，因常常离家出走，在派出所出了名。她每次出走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礼拜。第一次是2006年年初，她母亲刘岚说：“自从生理期开始她就不听话了。”那次她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崽偷车开去天津，加油站老板发现他们太小，报了警。第二次出走是半年后，赵丁萱和一个二十一岁的超市保安回了趟河南老家，还私自“成了亲”。保安原封不动地把女孩送了回来，挨了女孩妈两记耳光，还好保安“没碰”女孩，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就这样，赵丁萱前前后后出走过五六次。
2007年9月9日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次离家出走。那天中午，她和母亲破天荒没去摆摊，也没吵架。两人心情都不错，女孩玩了会电脑就跑到院子里玩，还拿起一朵花，让母亲闻闻香不香。等母亲刘岚出门回来，发现女儿又带着小挎包和零钱不见了，电话关机。
刘岚忍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的晚上，手机突然通了。那头很吵，有骂人和碰杯的声音，女孩说她和朋友一起玩，但不说是谁，声音恍惚，随后又一次关机。
第三天，9月11日晚上十一时，刘岚报案。她恶狠狠地要求派出所民警把女儿带回来，民警拨打女孩的电话，还是关机。
案件转到了重案组，立为疑似被侵害案，但那一天同时发生了多起命案，重案组办公室空无一人。9月13日凌晨，警员们陆续回来，拨打女孩手机，也是关机。直到9月14日凌晨四时许，赵丁萱的尸体在距离家门口三站地的位置被发现。
9月9日到9月14日这六天，赵丁萱究竟去了哪？见了谁？发生了什么？
重案组的会议上，法医的报告一向是核心，尸体本身就是故事。比如法医能看出来暴毙的婴儿到底是从**掉下来摔死的，还是被保姆打死的。
但这次的故事有点短，尸检结果很简单。赵丁萱身上有多处尖锐物品的划伤，但伤口不深，衣服上没有相应的口子；颧骨轻微骨折，证明她曾被重拳打伤；手腕上有被绳索捆过的痕迹；她的**严重撕裂，证明曾遭受性侵犯或猥亵。
她的脸上被盖了块破塑料布，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赵丁萱熟悉的人。凶手把她骗到某个“角落”，持刀威逼，捆绑伤害，最后杀了她，但行凶过程中不想看到她的脸。
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暂时无法解答——第一现场在哪儿呢？
重案组会议结束不久，9月14日下午两点，菜鸟探长张印和老贺敲开一座公寓的701A号房门。门一开，女人凶恶的眼光就越过两个人的肩膀向楼道里看，“她在哪儿呢？！”
刘岚脸上的肉耷拉着，咄咄逼人，赵丁萱看起来和她一点也不像。张印的喉头哽住了，老贺让她“稳定一下情绪”——这句话等于判了人死刑。刘岚哽咽着说不出话，气势全消，她失去重心，一头倒地。两个警察赶紧扶起她，她就像孩子一样倒在老贺怀里绝望地哭号。
张印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差的职业。他“恨”这个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刘岚才大概恢复了神志。老贺向她介绍了情况，态度不卑不亢：警方目前怀疑，是熟悉的人带走并杀害了女孩，希望她配合警察的工作。
老贺稍稍耍了一点心计，他把刘岚的注意力引导到嫌疑人“蓄谋已久”的方向上，尽量避免她像以往一样把矛头指向公安局。但他也没有说谎，现在认定的侦查方向就是如此。
但就在三个人一起辨认尸体后，刘岚察觉到了张印的软弱。她开始逼问张印，“我女儿是什么时间死的？为什么公安局没能在我报警以后立刻找到她？”
张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刘岚很快把悲痛转化为愤怒，“你们都给我等着！”
就在这时，技术部门传来消息，赵丁萱最近加入过一个“杀手群”。群里没有真的杀手，只有十多岁的初中小孩。赵丁萱入群时发过一条信息：“没意思，谁能带我走啊？”一个网名叫作“我好想你、这一秒”的男孩主动加了她好友。两个人没聊几天就开始私订终身，赵丁萱的QQ签名改成了——“现在开始筹备我的婚礼会不会太早了？好幸福！”
赵丁萱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她在家里见到的净是父母离婚、大姐出走这些糟心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接触过同龄人，很明显，这个男孩出现在了“对的时间”。男孩喊她出来约会，还要她带好所有重要的东西，暗示她两个人要开始一起生活了。
赵丁萱兴冲冲地从家里溜了出来，离家之前，她还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刘岚回忆，“她还没大没小地劝我该找个伴儿了”。
技术部门很快查到了网名为“我好想你、这一秒”男孩的真实身份——一个十四岁的初二男孩，名叫刘立夫，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张印和老贺赶到学校，老师说刘立夫请了两天病假。两个人很快接到电话，说刘立夫和另外几个小崽去派出所“自首”了。
赶到派出所，张印绝望而愤怒。民警显然没把这帮孩子当嫌疑人，他们站在墙边小声讲话，不时发出笑声，只有刘立夫看起来有点害怕。
一个“锅盖头”男孩似乎想证明自己是头儿，走过来流里流气地对张印说：“大哥，咱都客气点呗，他们都是孩子……”
“闭上嘴，蹲下！”张印大喊。
待到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分开，他们就原形毕露了，多半吓得面色苍白，说不出话，“锅盖头”尿了一裤裆。刘立夫则自己申请戴上了手铐，很快，他就讲述了赵丁萱这几天的行踪。
他们几个是同班同学，锅盖头号称“大哥”。9月9日是锅盖头的生日，他想找另一个班的女朋友过夜。那个女孩不愿意，最后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女孩拿出压岁钱给锅盖头找一个小姐，让小姐陪他过夜。刘立夫是几个小崽里最懦弱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处男。他被大家挤对得不行，就把网上刚认识的赵丁萱搬了出来。
9月9日中午，刘立夫在网吧里以“私奔”的名义把赵丁萱约了出来，还特意要求她穿上短裙、丝袜，给自己长脸。
当晚，他们几个人先去吃火锅喝酒，又打了台球，唱了歌，折腾到晚上十一点多。锅盖头叼着烟，游刃有余地和“小姐”调情。刘立夫则有样学样地抚摩赵丁萱，却被拒绝了。刘立夫觉得很没面子，对赵丁萱冷落下来。
晚上十二点，两对男女开了两间房，但刘立夫很快被赵丁萱赶了出来。不知道锅盖头从哪儿弄来了白色药片，说是“骚冰”，女孩吃了以后就任人摆布。尸检显示，那晚刘立夫半哄半骗让赵丁萱就着冰红茶喝下去的就是冰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吸食，而且年纪太小，赵丁萱很快开始抽搐，大量出汗，刘立夫穿着裤衩跑到锅盖头房间求救。锅盖头和小姐吓得够呛，说去买药救人，随后退房逃走了。
刘立夫把赵丁萱拖进浴缸，灌满了水，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血液里的毒品“洗干净”，他又去买了点感冒药。赵丁萱迷迷糊糊地说要回家。刘立夫打辆车，把赵丁萱送到距离她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这时赵丁萱才清醒过来。
下车时，她问刘立夫还能再见面吗，刘立夫说以后再说，又加了句“对不起”。“没关系”，赵丁萱揉了揉眼睛说，转身走进黑夜。刘立夫的口供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任何线索。
到了下午，张印对几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无计可施，把他们重新关到一起，他们马上又活蹦乱跳，刘立夫也带着一脸鼻涕眼泪傻笑着。这群孩子的世界张印完全没有见识过，他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新线索很快到来，与刘立夫分开后赵丁萱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王星舞厅。那是附近农民工、站街女、中老年色鬼厮混的地方，门票二十元一张。
舞厅里有木制吧台，斑驳破旧的复合地板舞池，天花板高度也就两米多一点，还悬挂着粗大水管和手电筒一样的彩灯，赵丁萱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在那儿打的。
张印和老贺去了舞厅。老板娘是个个子小但嗓门高得出奇的女人。她态度诚恳，但一句实话都没有。老贺装作要给治安支队打电话，给舞厅贴封条。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保证全部配合。
老板娘说9月11日凌晨三点左右看到了那个姑娘，而且印象很深，因为她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她脸上的妆花了，长时间弯着腰，整个人很恍惚，但因为年轻，脸上“直放光”。
为了躲避周围搭讪的男人，小姑娘叼着烟走上舞台，“乱蹦乱跳”，而且就站在轰隆作响的大音响旁边。她一度怀疑这小姑娘要么是聋子，要么就是神经病。
跳累了，要下台，一个戴棒球帽等候多时的老色鬼不顾她是否同意，一把将她抱了下来。两个人大吵了几句，但很快没事了。老色鬼拿给她一瓶啤酒，两人有说有笑。快五点时老色鬼在舞厅门口拉着她的胳膊要往车上拽，两个人又发生了争执，老色鬼一个人生气地开车离开。
从那时起，老板娘就不知道女孩去了哪儿。
张印拿出本区地图，用红笔画了三个圈，那是天王星舞厅、抛尸地与赵丁萱的家。他又把三个圈连接起来，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这次重案组所有人和张印意见一致——凶手就住在这个三角区域里。
理由？那里的人都烂透了。
一开始，张印试图通过电脑破案，那是最简单的法子。他登录人口系统，检索住在那附近的三十岁到六十岁有过性犯罪前科的人，再用大头钉钉在地图上，一个钉代表一个嫌疑人。很快，大头钉就多到无处可钉。
张印这个菜鸟探长根本不知道，2001年就在这个三角区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花痴”一口气指认了八十多个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上至七十岁，下至十九岁，有一多半被送进了看守所。要想在一群犯人里找到一个犯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印就是顾虑太多，浪费时间。重案组的老规矩——人脑子比不上老天爷，真相和猜测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笔杆和脚比脑子好使。
午夜时分，张印直接进入那片三角区域，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他和老贺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土狗两条前腿撑着地，撅起后臀狠狠叫了两声，冲着他们露出尖牙。张印刚下车，一只大概是吃了鼠药临死的大老鼠就疯狂地冲击他的裤腿，不管旁边的老贺怎么踢打，老鼠就是不理，只认准张印一个人撕咬，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抽搐……
“这里阴气是真重。”老贺想点根烟，在身上拍来拍去地找火。
不久，在刑侦支队长协调下，抽调了一百余名民警开始对三角区域进行排查，这是空前的，当然不是没有隐情。赵丁萱的母亲确实没有放过公安局，她坚持每天到各类机关告状。正赶上不久前分局出了两档大事：有酒鬼闹事，抓捕时呕吐物回流，被呛死；一个孕妇在车站附近兜售摇头丸，便衣民警抓捕时，孕妇一路小跑撞上大客车，一尸两命。新任局长在大会上拍桌子，“谁敢埋事谁就先给自己挖个坑！”
按说，帮手多了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压力。张印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督察的电话，处理数不尽的汇报工作。有时连续两个信访件内容一字不差，相隔只有半小时，张印都得立即回复。
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印酗酒了，他常常在凌晨偷偷喝上一口，再用漱口水去掉酒味。重压之下，张印必须尽快破案，他开始不断往返那片阴森的三角区域。
三角区域的阴气其实来自社会秩序的颠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违建红砖楼，没水没燃气，铁梯子架在楼外，每一间房都装满了塑料袋和尿盆。没人打扫的食物残渣铺满地面，蟑螂在其中欢快跑动，走路嘎吱嘎吱响。张印每找一家都要捏着鼻子出来，嗅一嗅老贺点燃的香烟提神，也是在这段时间张印学会了抽烟。
比恶劣环境更让人绝望的是这里人人都撒谎。
他们的犯罪档案能有一大口袋，找不着几个完全无辜的人。比如有个独居的聋哑人，五十多岁，家里全是崭新的轮胎，用轮胎做床，在轮胎上吃饭。他是个贼，但派出所无法处理他，因为轮胎没编号，核不了案。
张印一开始的访谈很潦草，过了好几家，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内心隐隐害怕女孩曾被绑架在这里。他不敢想象，在这里，女孩的人生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菜鸟张印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世界。
一听张印说是调查死去小女孩的案子，这里人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也罕见地愿意配合警察工作，可当他们真盘腿坐在**端起茶杯，却还是谎话连篇。
那个瘦得前胸贴后背的瘾君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就是凶手，奖金最好先发给他。一个老太太显然恨极了隔壁房间里从不洗澡也不打扫卫生的小伙子，她有意无意地暗示张印，发现小女孩尸体那天，小伙子脸色惨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张印故意说：“那我就把他带回去，你给我作证。”老太太吓一跳，赶紧往回说，但越说越错，后来干脆闭嘴。
这片地方，人的尊严消失殆尽，人们对命运投降，绝望代代相传。
调查到后期，内心软弱的张印再也无法掩饰那种鄙视，他们则尽量配合，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这里唯一不怕警察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他总定定地看着老贺腰里的警棍。老贺逗他，把警棍扔向半空，用胳膊肘内侧与肩膀让它蹦来蹦去，最后稳稳地回到手里，男孩真诚地鼓掌。
有次老贺看到小男孩腋下夹着一个破笔记本，小男孩说是数学作业，张印不相信在这里能碰上爱学习的孩子，他快速扫了一眼笔记本，真是。
“干满三十年我就退休，一年都不多干了。”老贺说。
张印决定按自己的逻辑潜入三角区域。不真正进入凶手的世界，就无法直视对方，更无法找到对方的破绽。
那个午夜，张印和老贺匆匆吃了饭，再次回到那片荒芜之地。他俩无意中钻进一间藏在出租房里的“发廊店”。
其中一个略微年轻的黑皮肤女孩不肯回答问题，偷偷瞟着别人，张印拉她到门口，点燃一根烟，女孩接过去，嘬了一口，欲言又止。
“我说的不一定准。”
“你尽管说。”
“这附近有个醉鬼，就住我们后排，他经常过来找我。那天凌晨一两点钟他又过来找我，动作有点大，我不乐意。他跟我说了很多废话，还提到他经常做梦杀了那些不听话的小姐，最后又说他手上已经有人命了。他说这话那狠模样，跟真事似的。”
“哪一天？”
“就出事那一天。”
“他叫什么？”
张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人名和一串地址，临走之前他把整包烟塞到女孩手里。
当天晚上，张印带着十几个同事来到那个醉鬼的小屋。那人本身就是这一片的“重点人”，他曾多次猥亵妇女，而且他的住处距抛尸地很近。
那人缓慢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张印把肩膀插进去，拱开门，十几个民警瞬间涌入，翻床垫，拉抽屉。十多分钟过后，醉鬼才提出那个显然应该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张印余光扫着屋里，看着侦查员四处搜寻血迹、麻绳，或者死去女孩遗失的银项链。老贺钻进厨房查探老醉鬼最近有没有吃过炸鱼和西兰花，那是小女孩的最后一顿饭。
一无所获。
老贺把挂在墙边的一件夹克扔在老头身上，让他快点穿上去公安局。老头竟然咕哝一声伸出了右手，意思是叫老贺帮忙给穿上。老贺无奈地走到他身后，一边给他提裤子，披夹克，一边冲着张印挤眼睛，摇头，意思是不可能是他。
一小时后老头坐在了刑警队后院的讯问室，一只手铐在暖气上。走廊里，同事们透过门缝观察，然后纷纷摇头。
清醒的老头比喝醉了酒看起来还糊涂，一只白袜子裹在裤腿外，一只手穿过裤链门抓挠下体，呼吸均匀，四处乱看。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重案组有条规律：有罪的人会故作放松，假装打瞌睡，或者一言不发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而无辜的人会揉眼睛，保持清醒。
当然，这条规律不一定适用所有人。一个没文化的老醉鬼凌晨三点被拉出来，身体柔软，丝毫不紧张，还对环境充满好奇，这可不是能装出来的。
张印进屋审问，老头一脸迷糊。聊着聊着，等张印问他有什么疾病时，老人突然来了精神：“心脏病、脊柱侧突、肺气肿、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喉咙和肾上有息肉……”
老醉鬼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的滞后让张印吃惊。他不知道手机、计算机，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如果两个人的对话出现在电影开头，观众多半会以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
老贺骗醉鬼说桌上那台打印机是一架精密的测谎仪，老头左看右看，拍了拍，竟然信了。于是讯问的后半程变成了一场闹剧，老贺问他有没有嫖娼习惯，他拨浪鼓似的摇头。老贺打印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撒谎”两个大字。“亲娘咧！你们的机器真厉害！”老头睁圆了眼睛，再不敢摸“测谎仪”了。
其实老醉鬼有着种种不符合凶手的迹象。他没有其他住房，公寓又小，很难藏匿一个小女孩，更不太可能当着那么多夜猫子邻居的面把小女孩拖出来，他也没有车。
两个小时以前线索还是那样完美，一个有强奸前科的独居老人，在发现尸体的凌晨嫖娼，还威胁不听话的小姐说自己杀过人。如今老头的身份一下变了，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酒腻子。
女孩赵丁萱继续死不瞑目，而代理探长张印距离离开重案组的日子似乎又近了一天。
张印最不擅长开会，他不喜欢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说话，可他是这个三角区域少女被杀案的“大脑”，不得不对着领导讲PPT——而且这一次是副局长亲自听案子。PPT的光照在副局长脸上，阴晴不定。
张印结巴着，还汇报得事无巨细，从监控录像追查到每一条线索的跟进，但讲述的主视角显然是他自己，队里兄弟听得懂，副局长可听不懂。
副局长是预审出身，“管人的本事超过管事。你说东，他肯定问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不耐烦地打断张印的长篇大论，直接问数字：“那一片房子有多少户？现在取证取了多少户？采血采了多少户？”
“数据还没回来呢，他们还在统计。”张印嘟嘟囔囔。
屋里一片死静。
案件早就挂牌督办，市局专门有领导盯着，今天一看副局长的脸色，大家就知道他是来骂人的，现在这样回答不是主动找骂吗？都说重案组里不会说瞎话的探长不是好探长。警察不是完人，如果领导问你没准备到的问题，对策就是先用一条差不多的信息把缺口补上，回头继续查，这是一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但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把领导晾在那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就等于工作进度为零，所有的弟兄都免不了跟着挨批。
副局长连续提了几个问题，支队长和副支队长看向张印的眼神已经接近哀求。张印硬着头皮，实实在在地回答，近乎顶撞。
说起老醉鬼的线索，副局长挺有兴趣，他故意问刁钻的：提供线索的女孩手机号是多少？
这是一条无用的线索，更何况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人都可以，号码重要吗？不重要。领导会打电话问吗？绝不会。
老贺张嘴就编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张印解围。张印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忘了问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手机。”一向好脾气的老贺当时脸就耷拉下来。他在帮同事解围，同事却戳穿了他。
张印的脸火辣辣的，还在自我安慰——至少我没说谎。副局长立刻把矛头指向老贺，没明说他糊弄人，但言辞激烈，老贺可是警龄二十年的老同志。快散会时，老贺一个人从后门出去了，门关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平时很少说话的副支队长凑到张印耳边说：“你太自私了。”
老贺是个拆迁户，给十岁大的女儿办张超市卡，直接充了八万。有个重案组的哥们儿买房，老贺说，“不够借你一百万，有钱了慢慢还给我。”全队都被吓到了。老贺工作时极其认真，但下了班就开着卡宴扬长而去。大伙总是羡慕：“你说老贺这样的还在公安局上班为了啥？”最终大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为了哥们儿。
重案组是个集体，大家一起吃盒饭，一起住单位，一起疯玩，一起破案调录像；在宿舍里点着烟，跷着二郎腿，为了争论嫌疑人住在哪儿吵得面红耳赤。
张印却一直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他过于强烈的自尊心阻碍他融入这一切，他总想和别人不一样。张印没发现老贺是重案组里最善的人，只有老贺同情他，跟他四处乱跑破案。
“过班”不成，案子没破，唯一的朋友老贺还伤透了心。旁人看来，张印已然一败涂地。
不过张印并不太担心，因为他藏着一条重要线索没说。这是重案组的大忌，消息没同步，很可能在查案时发生大事儿，可这个菜鸟不管不顾，拼上所有，把宝都压在上面了。后来张印跟我回忆，那时“摔得最惨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早在办案之初，民警就从电脑里调出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人是赵丁萱的母亲刘岚提供的。他是附近一个垃圾处理站的小老板，捎带卖早点。此前，赵丁萱曾在他那里卖过旧书和衣服，有邻居说他对赵丁萱的关心程度过了线。有人说见过他在公园里亲吻赵丁萱的额头。
邻居们都戏称他为“老八”。老八四十九岁，他外号的来源鲜有人知。张印有次问一个老片儿警才揭开了谜底。老八那个垃圾站的东西是半捡半偷的，有次他把某个大院里的孔雀“捡”回家养着，后来被几个莽汉按在地上胖揍，他还说“孔雀是自己飞进来的”。有个哥们儿骑在他身上猛捶，旁边有人起哄说：“大哥你这动作像八神放大招啊。”当时拳皇街机火遍全国，从此大家开始叫他“老八”。
老八本身也有犯罪前科，只不过是普通的几次殴打与盗窃。张印找来老八的犯罪记录，细细地读。张印惊讶地发现，老八在2001年时还是个“全鱼宴饭店”的老板，有个小他十多岁的东北媳妇，不知怎么的，几年工夫就落魄成了这样。
片儿警对张印说，老八的媳妇是被他亲手打跑的，他打起媳妇来不要命，也不背着别人，好像那是他的一项“基本权利”。
发现这些细节后，张印独自在三角区域兜了好多圈。他进一步调查周围邻居对老八的看法，然后听到了一些传闻和暗示，很多人都会提及老八对小女孩有异样的兴趣，但没人能提供确切的证据。
回到办公室，张印开始一一确认那些可能的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他没办法缩小名单，因为认定不了杀害小女孩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脑子里还是想着老八。
张印亲自填写了一张传唤证。
这是个私人垃圾站，前面是平房，后院的铁栅栏围着几扇破铁门和一堆漆油桶。老八半天才来开门，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破旧的蓝色衬衫兜出大肚子，弯弯的嘴角向下撇着，整个人僵硬麻木。
“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事问你。”张印出示传唤证，老八接过传唤证，挡在门前，张印推了他一下，他才发着牢骚往里屋走。张印、老贺带着四个警探跟着走进这个偏僻、神秘的平房。
老八几乎家徒四壁，这里只有一个捡来的破书柜、一张露出棉絮的沙发，屋子中间摆着冒着尖的一大堆破烂。如果不是有张床的话，根本没人觉得这里会有人住。
几个警探把房间搜查了一遍，老八坐下继续吃烧鸭和面条，手边一瓶高度白酒。他还在慢悠悠地看着传唤证，那上面一共没有三十个字，他足足看了五六分钟，留下几个肮脏的指印。
“你看着点，我×！”张印看到了指印，怒气上头。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八竟把传唤证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一脸无辜。
“你……”张印突然意识到老八这是故意的。
很多年后，张印向我讲述这一幕时才明白，他和老八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对于小女孩的死，老八似乎毫无兴趣。他承认小女孩在他这儿卖过破烂，但很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女孩了。他的表现波澜不惊，毫无破绽，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作案时间。
小女孩的尸体是在9月14日早上五点发现的，她的死亡时间，法医推断“死去大概十二小时”，也就是说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9月13日晚上五点。
老八说他9月12日和战友出去聚会了，13日凌晨回到家。但经侦察员核实，老八是9月13日去和战友聚会，当天半夜回到家，也就是说，他虽然说了谎，但实打实没有作案时间。
另外，老八家距离抛尸地点隔着两个半小区。他虽有一辆棕色半截皮卡车，但坏了很长时间了，完全发动不了。于是，传唤四十八小时后，张印只能看着老八大摇大摆地走出讯问室。
一开始大家怀疑老八的时候，张印有些迟疑。这其实是他性格的一个缺陷，他总是要把心目中最靠谱的放在最后，他害怕到最后没有选择。这显然是缺乏安全感。到了后来，案件没有一样证据能指向老八。老贺认为传唤老八毫无用处时，张印却开始坚信老八就是那个禽兽，只因为他觉得“老八的态度很可疑”。
那段时间张印失眠严重，还得了尿道炎，撒个尿就虚脱到两腿发软。半夜时他会蹑手蹑脚地到后院去撒尿，不想别人看到他的惨样。他拒绝去医院，说要等案子破了再去，他要把所有身心都留给这个女孩被杀的案子。
张印有个女朋友，为人直率，讲究实际。她受不了张印整天恍惚而又健忘，有一回下班吃饭，女友发现洗衣店标签竟然还挂在他身上，就和他大吵一架，指责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案子上，都不和她交流。张印则认为那是在保护她，不想让她接触那些阴森森的事情。张印答应女友，破了这个案子，过了班就带她去江南旅游。
其实，直到现在，张印都没娶老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偏执的警察，当面前有谜案时，破案是他唯一的救赎。
案发一个多星期，毫无进展。张印没法再等待技术部门可能的新线索了，他得由面到点，用一种赌博式的打法。他转而一边扩大资料搜索范围，一边埋头苦思。他竟真找到一条有用的线索——老八的平房有个地下室！
此前，城管、房管所、派出所清理过违规地下室，张印发现老八的平房名列其中。上一次搜查时老八没提，张印他们也压根没搜到这个地下室。老八的平房地上面积不到九十平方米，地下室却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八间房，曾经是个日租小旅馆，有空调和除湿器。后来因为墙壁开裂，没人敢住了。
同时，张印琢磨，法医对死亡时间的推定也不见得那么精准。他又向法医确认了一遍死亡时间：尸体没腐烂，“眼睛还是湿的”，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六个小时。不过同一个事实，也可能有多种可能，比如法医也认可张印提出来的另一种可能——凶手抛尸前，假如把尸体存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那么尸体腐化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可能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