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是这样，老八会不会是在9月12日杀害了女孩赵丁萱，之后将尸体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与战友聚会，13日半夜回来后再把尸体拖到了外面呢？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老贺不认同，他觉得张印是在带着答案找问题。
老贺反对的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烂的皮卡车早坏了，他没法运尸。如果是把尸体拖过去的，那就太远了，半小时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险。他完全可以把尸体抛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个下水道、河沟，或者灌木丛里。
不过别人的话，对张印都是耳边风。那天晚上他带着老贺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吗？上次怎么没跟我们说？”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听说这三个字。
“对，上次不是城管还来查过一次吗？”
“后来再没人来了，封了。”老八说得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进过地下室吗？”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认现在那里还放着一些东西。但说地下室没电，只能拿电筒下去，张印注意到说这话时老八的口齿有些不清不楚。
张印和老贺走进地下室，那里像一口深井，又热又湿，走廊把房间一分为二，每边各有四间房。电筒光把走廊里的人影拉长，张印心想着这是老八第几次撒谎。
地下室中间有台除湿器，管子下面有个铁盆，里面有层薄薄的水，显然最近开动过。一个破旧书桌靠在墙边，上面有几个啤酒瓶。张印四处细查，盼望着奇迹出现，比如在角落发现女孩遗失的银质心形项链。
他兴奋极了，脑海里浮现出犯罪现场的模样，但是他一无所获。突然间，张印注意到墙壁缝隙里有个银白色耳钉，他没吱声，偷偷揣进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见。
“你最近一次下来是什么时候？有带什么人下来过吗？”张印问。
“哦，我下来过一次，但忘记哪天了。我想找点什么来着……反正我下来之后感觉有人盯着我，我害怕，就上去了。”
张印眼睛死死盯着老八的眼睛，看见他心虚地咽下口水，喉结耸动。
“你那两天见到她了吗？”张印并没有说是谁。
但老八马上就反应过来：“记不清了。”张印记得万分清楚，同一个问题，上次问老八他说的是“没见过”。
张印眼神丝毫不动，就盯着老八的脸。老八搓了搓脸，开始喃喃自语：“我觉得吧，这种人应该枪毙且立即执行，要是我有个女儿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们把他干了。哎，警官，你们案子查到什么程度了，不行我可以帮帮忙，我人脉挺广的。”
老八说他在地下室感觉到“有人盯着他”，他是想暗示那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这个地下室里被捆绑过吗？老八第一次还说对这个女孩一点不关心，现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反过来要帮警察的忙——老八就是凶手！不顾老贺反对，张印再次带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总会碰到这样一起案件，有些难以言传的东西瞬间击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个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机上一条诡异的短信。它们会让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坚信对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这种线索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看得见，那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拼了命来证明你的灵感是对的。张印也被那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瞬间击中了。
多年后，张印回忆起带走老八的场景，依然记得一个细节。给老八戴手铐时，张印发觉他的手掌没有出汗，比自己干燥得多，“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张印没想明白，难道这人就不害怕吗？
十五分钟后张印来到办公室，坐在了老八的对面。
已是凌晨了，全队侦察员和抽调来的民警都窝在会议室，为小女孩命案加班汇总资料。他们眼圈发黑，脑子跟不上嘴巴，一个多礼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状态显然撑不了太久了。
张印之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副支队长和支队长。他来到小会议室，按捺住内心的雀跃，轻描淡写地说又把人带回来了，大家满脸怪异地看着他，没人吭声。
事后张印才明白为什么大家当时的脸色那么难看，他们都以为张印掌握了重大线索，或凶器，或证人证言，准备独自向领导请功了。重案组曾经有人这样干过。沉默一阵后，大家还是各司其职，准备陪老八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
讯问室旁实验室的门大开着，几个重案组的民警忙碌地操作着根本不会使用的机器，小女孩扎眼的血衣和挎包就放在桌上，仿佛他们已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答案。
张印押着老八从实验室门口经过，老八往里看了一眼，但面无表情。所有警察都表现出对老八很冷淡，暗示他只是个普通的嫌疑人，没什么特别之处。
随后，张印押着老八上楼梯，进到支队长办公室。一把高大的黑皮座椅，一张黝黑泛红的宽木桌，一书柜精装的刑侦书，一片引人注目的照片：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授勋仪式的，还有集体一等功的奖状，盖着公安部大红印。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赵丁萱被杀案的现场地图和小女孩尸体照片，旁边的白板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老八的姓名、年龄与身份证号，异常醒目。这些都是提前布置好给老八看的，都在暗示：老八，你该认赌服输了。
一个老预审员借来白衬衫，领导般威严地坐在皮椅上，这一招通常很有效，老百姓都认领导。
“领导”语速很快，都是短句，铿锵有力。张印站在老八旁边，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等待着老八在重压之下呼吸紊乱，手脚发抖，现出原形。
他们配合得很完美，几个民警轮番上阵对老八狂轰滥炸，这是典型的熬鹰战术。他们其实玩了一个“小花招”，民警并没有实际填写传唤证对老八进行传唤，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而是先走证人询问程序对老八施压，这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的传唤时间基础上多争取些时间。
民警们动用了一切在法律和人道允许范围内的手段，可是张印惊讶地发现，地下室里那个有点惊慌的老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毫无感情的雕像。无论怎样讯问，老八都一遍遍重复着之前的证词，他没承认任何事。
天快亮了，张印听到同事窃窃私语，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声音。张印开始大声对老八说话，说自己知道老八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以前怎么像个疯子一样殴打老婆，也知道他和赵丁萱之间的关系。
老八耸了耸肩，端坐在椅子上瞥了张印一眼，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他左右看了一圈，用动作表明了态度：那你们这是干吗呢？办我呗，别浪费时间了。
张印脑袋腾地一下蒙了，内心的平衡瞬间被打破，辛辛苦苦营建的东西垮了。他努力思考，但越是绞尽脑汁就越晕。他接着试图感化老八，引起老八对女孩的同情。他说了几个开放式的问题，然而这是讯问中一种严重的倒退，预审员打起了哈欠。
虽然张印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直接证据，但他依然坚信对面坐着的就是嫌疑人。门口的同事散去了，张印觉得他们中一定有人在说：一个年轻的小民警想露个大脸，结果把屁股露了出来。
不，还有一个撒手锏！
糊里糊涂的张印趴到老八耳边，努力显得胸有成竹，从口袋里掏出在地下室捡来的那个银白色耳钉，摆在老八面前——
“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你看看这是什么？”张印急疯了，他明知死去的女孩是没耳钉的，他只期望唬住老八。
老预审员愣住了，随后勃然大怒。白胡子在抖，使用证据这么大的事，竟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
老八直视前方，只扫了一眼耳钉，随即侧过脸盯着张印。张印的手竟然发起抖来，老八鄙夷地一笑，随即彻底放松下来。
全完了，张印输了。
那个廉价的耳钉根本不是受害人的，张印知道，老八也知道。现在张印失去了一切威严，他是个说假话的傻×，一个毛没长齐的小崽，想跟几进宫的老炮斗法，老八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其实，张印不适合重案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会“问人”。他会天真地给嫌疑人递烟，买冰棍和汽水，然后期望对方“尊重”他，说真话。一旦发现对方说谎，他就暴跳如雷，大骂起来。对极个别供述较好的嫌疑人，张印也很难问得下来，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挤牙膏的办法，老贺评价他是“给他自己记笔录”。
那天，他们讯问老八六个多小时，副支队长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就给老八签了传唤证，带着老八到总队测谎。总队的测试员说他怀疑老八没有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老八的线条“像个死人”。
更悲催的是，那天中午女孩的妈妈又找来了，她要见主办案件的民警。张印趴在桌上疲惫不堪地笑了。认识刘岚的人都说刘岚“是个精神正常的疯子”。
她五十五岁，前夫是个狱警，大女儿在一个大公司上班。几年前，她到前夫单位找到领导，说前夫“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又到大女儿公司状告大女儿和父亲**，弄得鸡飞狗跳的。有的人，日子过得好好的，非要有意无意把人生弄得一团糟，还以受害者自居。
离婚后，她不让二女儿赵丁萱继续上学，两个人在一家邮政储蓄所门口摆摊，卖些刀具和饰品度日。还时不时去骚扰一下前夫和大女儿。小女儿赵丁萱的命运也就此转道，而这也是一个张印从来不曾接触过的世界。
这些天，刘岚疯了一样地写信、打电话告状，张印时常被搞得一肚子火，但每次张印都耐心地接待。今天张印还准备像往常一样接待她，他有心理准备，因为前几次刘岚都很激动，但这一次，刘岚一身黑衣，态度和往常相去甚远。
她的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警官你辛苦了。”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张印道歉，原因是她打听到派出所在上报重案组之前已经做了基础的失踪人口查找工作，而且重案组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查案。
她看着张印的黑眼圈真诚地向他鞠了一躬。张印不知所措，这个女人真能面对女儿死去的事实，并从以往蛮不讲理以受害人自居的状态中走出来吗？
张印谨慎地给她说了些宏观的侦查现状，女人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老八干的？”没等张印有反应，她又摇起头，说老八不太可能。
但说着说着她那不受控制的脾气又上来了。她没指名道姓地大骂张印，可能是张印满脸胡须和惺忪的睡眼感动了她，她转而骂起了公安局。
“假如是你们家的孩子出了这个事，你们也这么查案吗？”她直视张印的双眼。张印坚定地点头。
她自嘲般笑了，“案子破了有什么用？我女儿也回不来了。”随即起身，和张印握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早上五点，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张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他拿起一罐啤酒往下灌，喉咙发紧，随手一扔，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想找个人聊聊，但其他民警都睡着了。讯问的过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定格在老八最后那轻蔑的一笑与无比放松的肢体语言上。
他透过窗户，看着尚未熄灭的路灯在水泥地面上洒下的一层柔和的光。他想起讯问课上老师讲过的：警察应当是嫌疑人的一个窗口，在四面墙壁的讯问室里逼得对方退无可退时，嫌疑人会看向窗口，那是他唯一的出路；然后他会在警察的“引诱”下奔向窗口，向警察说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为了解脱，他会把一切大白于天下。
然而现在，老八成了张印的窗口。因为自己过于急躁，过于自大，张印现在撞得头破血流。
局长还在等结果，老八也要大摇大摆回家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张印迷迷糊糊喝了几罐啤酒，然后走向窗户，纵身一跃。那是一栋老楼，层高比较高，二层至少相当于现在楼的三层。
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关于跳楼这件事，他的回忆似乎和事实脱节。
当时门口的保安目睹了一切，他告诉我，张印是从二层空调外机上掉下来的，在地上瘫了一瞬间，然后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甩动着一条胳膊极为夸张可笑地向前跑，快跑到大门口时再次摔倒。
同事送他去了医院，一路上他双眼紧闭，不言不语。他摔断了右腿，扭伤了左臂，躺在医院里，背部湿透，无法翻身。
张印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每天抱着司法考试书装模作样。开始几天他“麻木不仁”，几乎无法清晰思考。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接电话，不和任何人联系。不久他开始反思，做警察是他的真正使命，还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随机错误？
张印出生在一个二线城市，父亲是个水利工程师，母亲经商。他小时候亲眼看见优秀而强势的母亲将搞外遇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刻苦学习但漫无目的。成绩不好时母亲恶毒地羞辱他，责骂他，逼他成材。他的母亲和受害女孩的母亲刘岚一样，用谩骂来宣泄一切情绪。但有一点和刘岚不同，母亲从小就给张印灌输一个观念：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尊严。
高三下学期，他听表哥讲起公安大学的军事化管理，那些近乎虐待的训练，还有穿着警服参加大学生方阵比赛时少女扑过来要电话号码的趣事，他恍然大悟。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他毅然报考了公安大学。
在他的幻想中，自己是被坏人包围着孤身搏斗的好人，只有警察这份工作才能满足幻想。
毕业后前五年，他是一名治安民警，在派出所里长期面对一个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老民警多少有些“油滑”，而且少见大案，这都让张印不满。
于是，他做了一个很不同凡响的举动。他在午休时闯进支队长办公室，朝一脸疑惑的刑警队一把手递上自己的简历。
“我想加入重案组。我大学时射击课九十七分，刑法满分，专业课分数也是班里前三，我觉得我能胜任重案组的工作。”
支队长以为面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搭错了神经。当然，每个警察都可以申请自己感兴趣的职位，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比如机关单位，可哪有这样直闯领导办公室毛遂自荐的？还以为在学校里呢？分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就这样，张印隔三岔五就去刑警队“骚扰”一下支队长，连续好几个月。支队长撵他出去过，也威胁他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派出所所长，但他就是不肯走。
这里面有张印的人生哲学，张印觉得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失败一定是因为不够努力。一贯内向的他这样厚着脸皮闯支队长办公室十多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适逢刑警队年龄老化，局长给了二十个名额，有一百多名年轻民警报名。支队长大概是为了避免张印再来办公室烦他，终于让张印得偿所愿。但张印与重案组太格格不入了，尤其是这个菜鸟被捧杀为“代理探长”后，这个夏天不但恐怖，简直就是弥漫着死亡气息。
面对老八，他为什么会失败呢？难道是他还不够努力吗？空无一人的病房里，张印避无可避地面对着自己。他为什么要冒险向老八出示那个天知道属于谁的耳钉呢？
这么多年以来他不断努力，不是对成功的渴望，而是对失败的恐惧。
又躺了几天，他开始痛恨老八，甚至有点想杀了他。
矛盾的是就在同一刻，他觉得身心又开始运作了，内心情绪也惊人地平静。他满脑子都是老八，清醒的每一刻都在想他，他的人生出现了新目标。
三个星期后，右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张印出院了。他明明可以拄着一支拐杖走路，但偏偏要拄双拐。因为单拐看起来更像一个长年累月的瘸子，而双拐能提醒别人他在恢复中。
回到单位后，领导们对他和蔼了很多，但同事们关于他跛足的笑话层出不穷。大家开始叫他“瘸探”。有个老民警把他的牙刷牙杯放到了办公室最高的柜子上，他没说什么，就是笑了笑。
张印知道这些笑话都是善意的，他们用变本加厉嘲笑他瘸腿的方式掩盖了更大的悲剧——关于他跳楼的事。直到一个民警笑着说，“瘸毒瞎狠秃好色，之前你斗不过老八那个秃子，这回你俩可以拼一把了！”张印板起了脸。后来，再也没人敢和张印开玩笑了，大家觉得张印变了，少了冲动，多了深沉。
张印当然知道这起案子要“黄”了。
重案组就像沙漠，案件一层一层堆积而来，时间会把很多大案覆盖掉。再大的案件破不了也就是个案子。四个探组各自接了新案子，赵丁萱被杀案已经被装订成卷了——那代表它将会和无数个未破案件一样，逐渐淹没在后院的案卷大山之中。
破案对警察来说是工作，但对嫌疑人来说被抓就完蛋了，双方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对等的。张印强迫自己不去想老八，而是再一次审视证据，他首先得完全深入到老八那个世界里去。
在抛尸现场东北角三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子，村里有个老实巴交的屠夫。几个无赖成天到肉铺骚扰，骂他是杀害小女孩的凶手，威胁要报警，趁机免费拿走他挂在钩子上的肥肉。张印去找过屠夫两回，对他印象也很好。
可能是被诬蔑后压力太大了，没过两天，屠夫竟在吊灯上上吊了。当张印像对待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样把尸体从头看到脚时，老贺说：“你比以前老了些，也狠了些。”张印没吭声。
回到单位，晚上张印才兴致勃勃地告诉老贺他当时在想什么。原来他一直觉得屠夫尸体下的拖鞋蹊跷，左右位置与双脚摆反了。后来他才想明白，屠夫一定是用左脚弄掉右鞋，右脚弄掉左鞋，这才肯定屠夫是自杀。
老贺被良心折磨得不安，张印却一副放松的样子，他说没别的凶手。队里的老民警都知道，手头有多起命案时，一旦对其中一起倾注过多感情，付出了太多努力，就是对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那天晚上，重案组在附近一家酒馆聚餐，大家为小女孩的命案忙碌太久了，身心疲惫。张印在桌上有点别扭，出了那件事以后，他不再喝酒，而且老贺坐在他对面，自从上次在大会上张印让老贺下不来台之后两人就不太说话。但几瓶啤酒下肚后，出乎意料地，老贺主动坐到了张印身边，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大张。”
“贺哥。”
“大张。”老贺再次说。
“是我，贺哥。”
“是兄弟不？”
“是兄弟。”
“是兄弟不？！”
“必须的。”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呢？我有啥让人佩服的。”
“你像个‘傻×’似的。”
张印大笑起来。重案组民警总是不擅长表达真心实意，有时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有时赞美赞美就骂人了，本来想说的好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段子。
老贺又半倚在张印肩膀上做出一个“猥亵”的动作，在场的民警都笑了。终于，哥俩都忍不住笑了，张印学会笑了。
买单后，民警们都回宿舍蒙头大睡，老贺和张印躲进车里，待在一个厂区大院门口。老贺劝张印放下这起案子，张印沉默不语。老贺转而讲起自己的经历，工作里倒霉的和有意思的事。
突然有个看门老头让老贺滚开，两人吵了起来，老头还报了警。当警灯照亮大街时，老贺和张印赶忙开车往单位跑，在这座由他们守卫的城市里，此时他们变成了被人追捕的对象。
张印吓得够呛，老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没事！咱们重案组都有破不了的案子，这事谁管啊！赵丁萱的案子不是也没破吗？前前后后上了多少人你说说！”
张印开车到了刑警队门口，老贺已经睡着了，眼镜耷拉到嘴边。张印叫他起来，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别烦我，我就在这儿睡了。”
最后老贺吩咐张印：“明天早上记得叫醒我，咱们再去找老八。”
凶手，年龄应当在四十到五十之间，未婚，长期独处。从犯罪现场来看，凶手是性变态，他缺乏愧疚和同情心，可能将犯罪行为合理化。
在张印和老贺看来，这份总队出具的报告活脱脱就是老八。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认定老八就是凶手。民警们听到很多谣言，找过很多人，但找不到第一现场，老八逍遥在外。
可凶手还能是谁呢？“瘸探”张印拄着一对拐杖和老贺回到了三角区域，重启对老八的调查。
白天，无论老八去哪儿，张印和老贺都在身后不远处跟着。老八偶尔会闯红灯，或者用其他的花招摆脱他们。有意思的是老八并不在乎，反而有点洋洋自得。
他们互相非常熟悉，张印经过这么久的调查，对老八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老八也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真实姓名，甚至知道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也知道他没结婚。换成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气到半死，破口大骂，可是他们之间却什么也没发生。
自从上次审讯后，两个人在老八的破平房外面多次碰面，交流甚至没了火气。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消耗战，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失去耐心、露出马脚的一刻。
到了晚上，张印独自开始值一种特殊的班。他每晚都到老八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煮店里坐着。他跟客人聊天，请他们喝啤酒。店里的客人大多之前见过面，知道他是警察，但免费啤酒谁不要呢？张印逐渐发现他们都是一群骗酒的老无赖，但还是坚持每晚都来，他只想从老八的角度看看世界。
他确实了解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八以前有个小媳妇，比他小十多岁，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十五岁左右就嫁给了老八。张印打听到消息，两人没结婚之前，老八听说女人有个年纪差不多的相好，于是就在女人回家的路上伏击，强奸了女人。两人结婚之后，老八有次喝醉了，叫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要共享女人，女人拒绝了，老八打得女人手脚麻木，逼她向朋友道歉。
大家说女人为了儿子忍了下来。一天，儿子跟着老八去看烧垃圾，儿子爬上树，摔下来，死了。女人悲伤一阵后，就离开了。
得知这些信息后，张印又是兴奋又是烦躁，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老八人前人后根本就是两个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完全是个暴力狂、变态。现在没有女人让他发泄，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没有人可以一直演下去，包括老八”。张印对自己说。
张印和老八在卤煮店里遇到过两次，两人擦肩而过，都装作没看见对方。
老八的平房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上面有个红点，正对着张印停车的位置。张印第一次发现时吓了一跳，他调过很多录像，知道这种摄像头有夜视功能，但不能转动。他拄着拐下车，看着摄像头，在墙根撒了一泡悠长的尿，回到车上，稍微往远处挪了一点，移到监控以外的地方。
10月份的晚上天气已经很凉了。街道寂静无人，一个醉汉走到老八的门口，抄起一块板砖朝门砸去，没想到板砖反弹了回来，醉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头上渗出了血。
事后张印还在思考，当时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当然可以送醉汉去医院。
这时老八披着睡袍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毯子，看了看“崩裂”的门板，骂了一声，然后把毯子扔到流浪汉身上。张印以为两人认识，但老八漠然地站在那儿，打了个电话。老八似乎没看到远处的张印。几分钟后，救护车驶来。
回到警队，张印心里乱得很，也说不上老八触动了他哪根神经。他一次次回想老八站在台阶上打电话，拿毯子救人的一幕。
那天午休时分，张印来到老八的平房附近，他在卤煮店外看到了老八勉强修好了的棕色皮卡。也说不上怎么想的，他单腿跳上卤煮店台阶，直奔老八而去。
老八穿着破旧的衣服，一个人，一碗卤煮，一瓶白酒，凳子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没人愿意靠近他。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坐到了一起。老八叫张印死瘸子，张印叫老八秃逼，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想把手藏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
老八先动了，他缓慢地斟酒，盯着张印的眼睛把二两白酒杯推了过来。下午还要上班，张印犹豫了一下，左右看了一圈，接过来，喝了。
他们一开始没说话，你来我往地一杯杯喝着，一瓶白酒很快就喝光了。经过的人们都用鄙夷或惊讶的眼光看着老八的破衣服和张印的拐杖。张印时刻提醒自己，如果身边没人，如果换个地方，他俩很可能会抄家伙要了对方的命。
也不知道谁先说的话，就停不下来了。他们说了些抱怨社会的段子，张印一开始还是随口应付，后来想起这些天办案的委屈，也渐渐越说越多。
老八那双指甲缝满是老泥的手，在张印身上故作亲热地拍了两下，隔着衣服张印都觉得被拍的地方直发痒。
老八讲起他1998年包鱼塘，大水把大白鱼全冲走了，赔光了钱。后来，来这里开全鱼宴，把借来的钱又都赔光了。从此开起垃圾站，说着说着东北口音就出来了。张印则绞尽脑汁把和自己接触过的女人编成段子，半真半假，添油加醋。老八好像也挺高兴，挠着红亮红亮的秃脑袋、抠着裤裆说：“我前几个月还去了趟歌厅……”
张印咳嗽着，忍着想吐的冲动，晕晕乎乎地笑。一个公安大学的毕业生和一个拾荒的嫌疑人坐在一起喝酒，不知道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
老八喝多了，上半身直晃悠。为了够一道菜，他上半身前倾，一回身可笑地坐在了地上。“您没事吧？”服务员小女孩过来拉他，他一巴掌甩开。“你没事吧！”他没好气地说。张印笑到喘不上气。
临走时张印抢着付了账，老八问他什么时候公安局才能去找真正的凶手，“好放我两天假”。张印笑着说职责所在，没办法。
“你觉得还能发案吗？”张印看着老八。
老八头也没抬，嘿嘿笑了：“老弟，你是不是对老哥还有误会呢？”
张印强压心头的情绪，摆摆手。
出门时张印拒绝了老八把他送回单位的提议，平静地看着老八坐上破皮卡画着圈往前开，一回头，抠着嗓子眼把酒全吐了。他有点晕，胃里有一条火线在燃烧，但腿没那么疼了。他急急忙忙走了两步，发现拐杖少了一支，又回到卤煮店。
当时来不及多想，但事后他反应过来，从那时候起，他真的瘸了。他放弃了一支拐杖，一歪一扭地走向发现女孩尸体的地方。
要离开时，张印本来是想和老八道别的，他觉得以后不会再见了，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喝酒时老八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给了张印绝地反击的机会。
老贺接到电话，不到二十分钟就赶来了。他俩就在那条巷子中盘腿而坐，重新分析案情。
有线索指出老八以前有一辆没牌子的破面包车，为了收破烂方便，后来换了这辆皮卡车，没人再见过那辆面包车。抛尸的车辆如果不是皮卡，就是那辆面包车。
老贺问他凭什么这么推断。张印说，因为老八讲了个段子，说他前几个月和一个小姐在后座上发生过关系——但是他的皮卡车是没有后座的。老贺兴奋至极，张印却很平静，叼着烟说：“权当死马当活马医呗。”
老八的确有个关系人，那人承认那辆面包车是自己在五年前卖给老八的，也知道那辆车现在在哪儿，因为上个月老八又把车卖回给他了。
来到停车场，看见面包车停在那里，张印的心脏突然怦怦跳了起来，他害怕老八已经把里面的证据都销毁了。
他们叫来了技术队，把车座套和地毯翻了一遍。老贺在副驾驶上找到一小块深褐色的污迹，但张印觉得不太像血。技术队说结果要等一段时间。突然间，他们疲惫至极，张印缓缓吐出一口气，回到自己的车上瘫坐下来。
等待微量物证的鉴定结果是个漫长的过程，而队里其他民警早就对老贺和张印心怀不满了。张印一向格格不入，现在更招人烦了。他只和别人聊案子相关的事，一旦聊点别的他就把脸转开。
他们足足一个多月没有参与到正常的案件轮转当中了。老贺和张印的执着一开始令人敬佩，但后来大家私下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大家都接案子，大家也都有没破的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吧？！
有几次其他队的哥们过来问老贺在哪儿，队里的民警装作算命的样子，把墙上的地图摘下来，闭着眼，神神道道地对着三角区域一通乱指，说俩人都在这里面呢。
有个老民警之前一直认为队长偏心眼，太纵容张印，只是老贺在队里人缘太好，没直接发火，但这股火气在一次早例会上爆发了。队长安排好各组的勤务表，唯独没有张印和老贺的。老民警站起身来，把表格当众撕粉碎，摔门而去。
会后张印主动承担了一起需要排除刑案嫌疑的自杀案，可老民警依然不依不饶，“哎呀，我们张大探长现在连自杀都管了，母猪都能上树了……”他知道张印是个一沾火就着的火药桶，他就是要找碴。旁边几个民警都停下手头的活，静观其变。
张印慢条斯理地把报告从打印机里抽出来，小声说：“母猪要是能上树，肯定是公猪给撵上去的，跟我没啥关系吧。”全队人哄然大笑，张印不但会笑了，而且开起了玩笑。
面包车上的痕迹很快得到了反馈，唯一有价值的发现是，小女孩头发上提取到的一些灰色纤维，和面包车上脚垫的纤维一致。但这种原料不算罕见。
领导们再也等不下去了，某领导拍了桌子，要求立刻结案。压力一层转一层，领导层的脸色都是青的，官越大越青。在一次支队内部的会议上，老贺意味深长地和张印咬耳朵：“老八又要进来了。”
抓人前夕，队里所有的愤怒和埋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平静。
10月23日，距离小女孩遇害近一个半月，晚上八点，老八再一次被请到了警队大院。张印唯一的心理优势就是小女孩可能在面包车的脚垫上平躺过，但这也将是对老八的最后一次传唤。再破不了案，这条腿就白瘸了。
抓人前几个小时，张印的心上下乱跳，还一阵阵头疼，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老贺对于现状感到很悲观：“过了这么久，他内心深处真的已经相信不是自己干的了。”
张印回过神来拍了拍老贺的肩膀，安慰他：“这次以后我们不会让他再杀人了，再也不会了。”
其实张印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他躲在讯问室门外，透过门缝紧紧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老八。在他看来，这个令人厌恶的平凡老头就是凶手，但队里的人大多半信半疑，因为张印找到的一切都是疑点，不是证据。
没错，老八是撒了谎，他说他9月12日有不在场证明，实际上是9月13日，但一个酒鬼记错一天不正常吗？没错，他没说家里有地下室，但他没必要说啊，谁跟警察什么都说呢？至于他的面包车，那是没牌照的赃车，来路可疑，他当然不愿意说了。
他实在太不起眼了，邋遢的打扮，唯一有点不同的就是他脖子上有一串木制罗汉珠子。之前的讯问中他时不时就要晃两下脖子，弄出点动静，显然是多年形成的习惯动作。在张印看来，那串珠子是他的心爱之物，更是他用以避难的精神堡垒。所以这一次，在他第一次开始晃脖子时，张印就把珠子从他脖子上摘走了。
老八对面坐的是位真正的预审专家，极负盛名，之前十几起要案讯问无一败绩，见老八前他与张印专门碰了头，聊得很细。
张印没想到全支队都对这次讯问表示了支持，自己一个普通民警的请求得以层层上批，从刑警队三楼一路批到分局四楼，毫无阻碍，竟然真的把这位预审专家请来了。他不知道的是赵丁萱案代表了重案组今年的一切。
整支队伍今年破了一百起案子，只有一起没破，那么这起案子就会深深印刻在领导的脑子里，有事没事都会问，而那已破的一百起，就烟消云散了。整个重案组都在陪张印“过班”。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预审专家开始了，他吐字很轻，但字正腔圆，充满力量，包含着轻蔑的同情，压抑的愤怒。
专家今年五十一岁，平时看起来极为不正经，他常在下班后骑自行车从马路这一头的饭店喝到另外一头，随后他们科长就会接到电话——需要人来接。他离婚两年后找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文员，再之前，他还因为超生差点失去工作。但这个人极为通晓人性的弱点，在讯问时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凌厉，正义凛然。
老八没搭腔。
“看着我！我问话的时候很尊重你，也希望你尊重我。”
老八被迫抬起头来看着他。
“知道为什么坐在这儿吗？”
“因为那小姑娘。”
“你知道她，你认识她。她叫什么名？”
最终，老八总算说出了那三个字——赵丁萱。他说出女孩名字的那种感觉就像招供了一样。
张印一阵狂喜，他能感觉到老八的失态，预审专家把躲藏在外表之下的老八逼了出来，这是最有效的技巧。
预审专家的声音充满责备，“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知道吗？我见过好几百个。”老八好奇地抬头等着他之后的话。
“但是，我，是你第一次碰上的，我和之前那些警察不一样，我知道你为什么活得像现在这样。”
预审专家开始长篇大论，老八低着头望着地面，偶尔靠在椅子上左顾右盼。这是他不愿意被控制的肢体表现。多年后张印重温这段讯问录像还兴奋地手舞足蹈，好像当时讯问的人是他。
心理科学正在发挥魔力。但是现在他不敢上前，还不到时候。
这次讯问室内部的布置也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上一次墙上粘贴的小女孩的尸体照片和现场照片还在，同时又加上了小女孩的生活照。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凌的照片；有她刚刚学会走路，留着短发，穿着连体婴儿裙的照片；有她最近发到QQ上，化了浓妆做鬼脸的“臭美”照片。那个死去的十三岁的赵丁萱好像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活了起来。另外还有她脖子上勒痕的照片，残忍至极。民警们除了看卷，平时不会多看一眼。队长看到布置说，你们这是要逼供啊！张印耸了耸肩，没吭声。
对小女孩头发进行微量物证分析时发现的纤维是这次讯问的王牌，同时也有退路，不至于把话说死。
专家继续说，你可能没杀她，你可能没碰她……但你肯定和这件事有关系，因为她在你的车里待过。不是你，那就是有人用了你的那辆面包车，那人和你肯定有关系。
专家提到面包车的时候，老八有一瞬间睁大了眼睛，张印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表情。老八说自己没办法解释，请公安局解释一下。
专家和老八就这个问题拉扯了几次，老八耍无赖，车轱辘话来回说。然后他重新回归那种无动于衷。预审专家紧追不舍，一遍遍强调科学的客观性，但老八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想辩护，他就是无动于衷。
预审专家只好耐着性子做总结，小女孩要么死前进过他的面包车，要么死后进过面包车。这是个陷阱，预审专家现在只希望老八承认女孩的死和他有关。
“是不是你那个哥们干的，或者你知道是谁，但怕得罪人？”
老八低头看着地板，微微摇头，动作越来越明确。
死路一条。
预审专家再一次提出那些背景问题，他和赵丁萱之前的关系，他的不在场证明，被他打跑的前妻，他对女人的感觉，对小姐的感觉。
老八缓慢而痛苦地回答，答案和之前一样，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课文。但是，突然间，他之前的一个回答改变了，松动了。他承认在出事之前曾经见过赵丁萱，但他否认女孩上过他的车，他之前一直坚称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她了。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几个月没见过她了，现在你说你见过她？到底哪次是真话？”
“那时候，我不记得，现在我想起来了。”
老八的心理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预审专家逮住机会，一点点把他推向崩溃。预审专家让老八看了一部分报告，又一次提出女孩在他的车里待过，老八依然摇头。专家看了一眼表，张印也紧张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
预审专家拿出了口袋里的照片，照片上老八的前妻僵硬地微笑着，那时候她刚刚和老八结婚，眉眼和赵丁萱很像。专家紧紧逼问他这个人是谁。老八身体前倾，头低了下来，看着自己的胸口。
“是，我认识，怎么啦？”老八轻声说，痛苦溢于言表，一座石像崩塌了。
“她为什么走？怎么就和你过不下去了？因为你老打她是吗？”
老八用恶毒的眼神看着专家，身体打着摆子，不停地说：“我没有！我没有！”
角力到了关键点，张印感到正义如此脆弱，它就存在于讯问室的空气和烟雾中，存在于四面墙壁小女孩的照片上，但是稀薄、稍纵即逝，就像老八脸上的表情。
张印冲了进去，按照事先的约定，预审专家和老八把话说死的时候需要有熟人“调解”。然后张印开始用一种同情的口气对老八轻声说了一些关于赵丁萱的“坏话”，是她不自重，她坏了规矩，其实你没想怎么着对吗？
老八竟然顺势跟着慢慢点头。“黑警察白警察”这套古老的讯问方法，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功效。相比专家而言，老八宁愿和熟悉的张印说话，在密不透风的讯问室里，在恐怖的照片当中，在预审专家对面，他选择张印作为压力的出口，张印成了老八那扇窗。
她太可怜了，无家可归，你就是想给她一个家，照顾她，那不是你的错，张印继续松懈着老八的意志。老八仍然在点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张印刻意不去想那个女孩的样子，他不敢说得太多，生怕说错，但又不敢停下，因为现在老八好不容易被安置在“催眠”中，一旦醒了就前功尽弃，直到实在说不下去，他深深叹了口气。
老八微微张开了嘴——
“我一直对她都挺好的……”
老八一开始讲得缓慢，而后越说越快，仿佛急于卸掉身上的一块大石头，或者急于从那扇窗户中钻出去。
张印全程亢奋，一口气做了二十七页笔录。老八承认了杀人！但有些地方仍然说得不清不楚，刻意隐瞒，张印也不在乎，老八只要开口承认，最后就一定会全部说出来。
2007年9月11日凌晨，从天王星舞厅出来的赵丁萱自己找上了门。她对看上去温和无害的老八很信任，她的手机没电了，身上没有钱，又不愿意回家面对母亲，只想找个地方过完这一夜。
老八说他没想对赵丁萱做什么，就带她去了地下室。老八打开了除湿器，给她做了西兰花和炸鱼。没过多久，他觉得自己“**”上来了，又跑下楼和赵丁萱聊天。那天的赵丁萱看起来和往常很不一样，穿着短裙和靴子，脆弱而诱人。老八抑制不住地摸她，夸她好看，说她应该成个家。
赵丁萱可能是看眼前这个老人太可怜了，就和他聊了一会儿。她说起想去学跳舞，然后跟着大舞团出国，她喜欢站在舞台上。老八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很沮丧。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
老八突然动了邪念，动作越来越大。他问女孩来他这和别人说过没，赵丁萱傻乎乎地说没有。难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竟然一点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老八把她的手脚绑在身后，放在**，拉起被子盖住她，只留脑袋在外面。女孩终于开始害怕并求饶，老八用锤子砸碎她的手机，扔在很远的地方。
老八锁上地下室的门，右手紧握着钥匙放在胸口。整整一天，他在**昏昏沉沉，辗转反侧。一个小女孩在他脚下的地下室里关着，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又兴奋又害怕。
9月12日早上，老八变了说辞。他对赵丁萱说已经告诉她妈妈了，她妈把她卖给他了，二十万元，让他赶快收女孩做媳妇。还说女孩若不同意就杀了女孩灭口。女孩痛哭，哀求老八放了她。老八说，“我放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赵丁萱屈从了他，就在昏暗逼仄的地下室里，一次又一次……
为了不让女孩彻底绝望，老八给了她一个封皮画着水鸟的棕色笔记本，告诉她可以给妈妈写信，祈求她把钱还了。于是赵丁萱蹲在地上，脖子上拴着绳子，颤抖着用水笔向母亲道歉：“妈，我错了，求求你把钱还给叔叔，对不起，妈，让我回家吧，太疼了，我求求你……”
那个笔记本就明目张胆地放在老八平房客厅的破书架上，张印模模糊糊记得他们搜查时老八有意无意地用后背挡着书架，但不确定这段记忆的真实性。
9月12日晚上，老八在发泄完兽欲后开始害怕。他假意要送女孩回家，带女孩上了面包车，女孩怯怯地问他能不能把反绑双手的麻绳摘掉，因为“她的肩膀有旧伤，腰也不好，是练舞蹈练的”。
老八觉得很可笑，都快死的人了，还提什么旧伤的事。他顺势摘掉她手臂上的麻绳，但绳子的另一头还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和张印推断不一样的是，第一现场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面包车里。途中，女孩大概发现了老八的真实意图，突然对外面的路人大喊大叫。老八停车后把她拽到驾驶位底下，两手用力拉绳子，用脚踩她的脑袋让她闭嘴，“因为用力过猛，不小心勒死了她”。
于是老八把女孩的尸体放在后备厢里，开了一晚上冷气。他自己在9月13日跑去郊区和战友聚会，9月14日凌晨拿了车钥匙，准备开上面包车把尸体扔到郊区的一条河里。
就在发动车后没几分钟，他开始害怕，因为到郊区会经过收费站，那里常有警察把守，于是他改变计划，随手把尸体扔在了路边的一条巷子里。
抛尸的一刹那，他看到了女孩的银质项链，小小的坠子挂在白皙的锁骨上。他鬼使神差地一把拉掉链子，拿回了家，缝到一床脏兮兮的棉被里，让项链隔着棉被贴着他的胸口。他每天晚上把那床棉被盖在身上，足足一个多月。
最后一次讯问后，张印带着老八穿过缓缓升起的电动大铁门，在监区门口等待着管教来收人。
老八问：“你还会不会再见我？”
张印摇摇头，两个人分享了烟盒里仅剩的一根烟。
老八问张印，“什么时候事能完？”张印没回答。老八往后退了两步，用后背抵着墙角，脸上强笑，“我有病，这社会怎么没早发现呢？”他说很多人和自己一样。
张印这才明白过来，面前这个中年男人在心里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莫名的，他不想让老八生活在这个阴影里，他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情，但是没到慈悲的程度。
两人抽完烟，张印拍了拍老八的肩膀，告诉他别发愁了，都是五尺的汉子，做了就做了，错了还有下辈子。张印以为这是句好话，但老八显得有些害怕了。
老八真怕了，他的双腿以超过心跳的频率抑制不住地抖动，两条胳膊无助地按住双腿，后背紧紧贴墙，一点点坐下来。一审，二审，最高法院核准，等死的日子他还要过上几年。
破案后张印难得睡了个好觉，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成了一名老炮侦查员，他像干了十年重案的老警察一样，会笑也会开玩笑了。但他想得还是那么多，那些嫌疑人可以捂住脸，可以洗手，可以把刀扔到海里，但无法阻止皮屑和头发留在现场。他叼着烟坐在讯问室，那些嫌疑人还是会因为人性的劣根性露出马脚。
老八招供的那天晚上，张印不眠不休地打完了破案报告，将全部案卷塞进了抽屉。天微微亮，办公室空**无人。他一个人走到那间出过事的办公室，忍不住向他跳楼的窗口看过去。
最终，他来到重案组的黑板前，拿起黑板擦想擦掉黑板上的文字，但效果不好，张印名字后面“赵丁萱被杀案”几个大字的墨水已经干了，他拿起抹布沾了点酒精，擦干净。
他看着黑板等了好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发生。
他终于“过班”了。
2007年11月14日，赵丁萱的葬礼上，她的亲友们围成一个圈，胸前带着白花，默默看着被封起来的棺材。这是可以理解的，入殓师说尸体被法医解剖过又在鉴定中心冻了小两个月，肋骨被拆除，脑壳上还有黑色的线头，根本没法化妆。
一个瘸子突然闯入，全场只有孩子的父亲、母亲向他微微颔首行礼。张印茫然若失地抬起头，视线定格在电子屏幕上。那里，一张张女孩生前的照片在闪动。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凌的照片；有她刚刚学会走路，留着短发，穿着连体婴儿裙的照片；有她最近发到QQ上化了浓妆做鬼脸的“臭美”照片。这些照片见证了老八被逼到死角的瞬间。
一个是“误进”重案组、爱诗爱小说的高才生，一个是家道中落跌入底层、有个歇斯底里的母亲的青春期女孩，一个是步步走低、直到社会灰色乃至黑色地带的老油条垃圾站小老板，三个人，在这块三角区域，在这个血色夏天，离奇遭遇，惨烈、悲剧、掩盖、执着，似乎一切都充满寓意。
这时，一个小女孩偷偷跑过来低声问张印：“叔叔，你的腿怎么弄的？还会好吗？”张印失声痛哭。后来他告诉我，那个葬礼上他流光了所有的眼泪。
人的大脑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常常能把互不相关的记忆片段连接在一起。多年以后的一天早上，张印开车上班，在路上他感觉前面有东西，本能地一脚刹车，回过神来，才发现是两只纠缠在一起的松鼠。它们愣了一下，各自逃走。那小小的松鼠也是生命，也知道趋利避害。他瞬间想到了很久没有出现在脑子里的老八。一种比命案更重要的东西击中了他，那就是生命。他们挽救不了生命，却可以维持秩序。他们代表不了绝对公平，但是可以抚慰心灵。他放下了某种包袱，也获得了新生。
老八的案子，成了张印最为艰辛的警察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