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重案队流传着一个传说：有个探长，是不折不扣的混蛋，无论罪犯还是警察，都同样恐惧他。
这个“混蛋”探长，就是张大鹏。
张大鹏身高165cm，光头，戴眼镜。这位一脸横肉的仁兄，最爱做得事是在同事洗澡时偷偷关掉澡堂大灯。
那天他又接案了。一个老太太从自家11楼的阳台纵身一跃，坠落时撞上2楼平台，于是，护栏像刀一样切开老太太的身体。腰部以上留在二楼，腰部以下砸在大马路上。
张大鹏站在半截尸体旁，光头和眼镜反射着耀眼的太阳光。
他弯着身子，看蚂蚁爬满尸体全身，地面上是乱七八糟的血泊，还有崩了一地的白脑花。
年轻的小民警盯着尸体琢磨心事。张大鹏看着他，居然磕磕巴巴地说起了单口相声：“兄弟，你你你你你你知道这姐妹死因是什么吗？”
派出所小民警紧锁眉头。
“她她她把屁股弄丢了，找不到了。就差一点！”张大鹏指着楼下的半具身体，语气好像颇为惋惜，派出所小民警恼怒地看着他。
然后张大鹏带着重案队搭档，心满意足地下楼了。
虽然见惯了命案的刑警多少都会用一些看起来无所谓的话，拉开自己与尸体的距离，以此给内心上一层“保护涂层”。
但只有张大鹏是个彻彻底底的混蛋，从嫌疑人到同事，乃至重案队队长都这么称呼他。
他最绝的一次，就是偷拿副支队长落下的手机，给重案队一名副队长打电话。电话一接，他开始冒充副支队长的“黄宏嗓”，约副队长晚上八点到歌厅包间里等着。
这名副队长一个人吃着果盘，喝着啤酒，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
第二天，副队长怒气冲冲地拎着棒球棍赶来，没人敢劝，都看出是真的急了。张大鹏嬉皮笑脸地和他围着办公桌“老鹰捉小鸡”一样跑了半天。
“我他妈打死你！”副队长说。
“你牛牛牛牛逼就打打打我脸上！”张大鹏继续笑。
但如果因此就单纯认为张大鹏是个口吃的、好脾气的逗比，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张大鹏是2000年从派出所加入重案队的，领导对他的评价是：“干活勤快，能打架。”这就是当时好警察的核心标准。
他经历了南城治安最差的5年，也是命案发案率最高的5年，用堆积如山的拘留证和破案率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那时南城一个区的命案数量是120起，而在2003年，这个数量上升到150起，早已超出重案队能够承载的范围。除此之外，还有不明原因，散发出恶臭才被邻居发现的尸体。
张大鹏在这种环境下破案，靠的是精准到可怕的第六感。
他的杀手锏就是一时冲动，比如在审讯室对着不顺眼的证人、被害人家属或者嫌疑人一通怒吼，就真的能把凶手找出来。
有些年龄偏大的老民警对这种方式不以为然，可恰恰是这种暴风骤雨的作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那个破案数量远比质量更重要的年头，张大鹏维持了80%的破案率，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这可是建立在他每年接30到40起抢劫杀人等棘手案件的基础上。
有个属于张大鹏的经典案例在重案队传颂已久：一名女工被奸杀、扼死。只找到了3个嫌疑人，但各项物证都不理想。
张大鹏笑着钻进讯问室，分别对每个嫌犯大吼，说他们每个人都杀了同一个人。每当张大鹏进入这种离奇的恼怒状态时，他的口吃会奇迹般痊愈。
一个小时以后，他向其中两名道歉，并给剩下的一个戴上了手铐。
张大鹏很暴力，非常暴力。他对警察头衔异常看重。只要对方的举动侮辱了警察，挑衅了警队，他绝对不会放过。
曾经有个男人，杀害了幼儿园小孩，再把孩子小小的身体塞进洗衣机。
张大鹏在审讯室和他对质，并使用了“适度的教训”。
男子喘息着，背靠着墙缓缓起身，说，你特么要不是警察，我早打死你了。
然后张大鹏揉着光脑袋狠狠地笑，不顾同事的阻挠，解开了男人的铐子，把对方逼到死角，说你打我呀！
嫌疑人被张大鹏的恨意吓得面色苍白，不敢再吭声，张大鹏随即“教训”了他一顿，随手拿起重案队出现场用的相机给嫌疑人和自己拍了一张合影。
“警察可以把枪放下，但一定要在坏蛋放下枪之后。”张大鹏这样说。
但张大鹏之所以是个混蛋，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嫌疑人混蛋，他对领导和同事也很混蛋。
出现场时，他不认识新来的政委，以为是看热闹的，让对方滚蛋。结下梁子以后，参加同事的婚礼，他给政委敬酒赔礼道歉，政委勉强一笑，没喝酒。他扔下酒杯，冲着政委的面门就是一拳，被众人拉开。随后两拨人在当天晚上，又在一家浴池碰上了。张大鹏冲过去又是一脚，被同事仰面拉倒，扛出了门。
张大鹏就是这样，熟稔街头，千杯不醉，用蹩脚的笑话和尸体、同事、领导保持着距离。
他的前三任女朋友都是歌厅小姐，和人没什么亲密关系，他本来可以一直混蛋下去。
直到那一起案件发生。
混蛋遭了报应。
后面的日子里，他用了11年去追踪一宗儿童绑架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和狗一样：农村暗访11次，挨打3次，见证死亡2次，喝醉无数次。他痛哭着发现，原来自己是在和人贩子玩一场世界上最难的躲猫猫——大山里没有任何线索，就算是警察，走错一步，也可能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