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份，张大鹏在莆田的某辆长途大客上，亲眼看到了人贩子。
那是一对贵州的夫妇，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后面背一个，都是几个月大的婴儿，但不哭闹。
张大鹏一直在想，可能是四胞胎？直到大巴车停在服务区，男人去上厕所，顺手把手里的婴儿放在大巴上面的行李架上，和一堆大包放在一起，旁边的女人连眼睛都没抬一下。
张大鹏觉得差不多了，就给老杜打了电话。
老杜协调附近派出所拦下了车，可对于夫妇两个竟然毫无办法。四个孩子做了DNA比对，没有核上案子。两口子解释说都是在工地、附近村里捡来的孩子。没人能证明他们在说谎，孩子并不会说话。
最后，只好将两口子放走。更可气的是，在长途车上，售票员后来又发现了一个装在行李袋里的女婴，睡得正香。但两口子否认那是他们带来的，都说没见过。
这就是打拐困难的原因，必须联合各地警方，抓住上下线，连同买家、卖家、中转站一同打击，配合医院、福利院的资源，做好找不到孩子父母的准备。
张大鹏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对夫妇离开。
剩下的一个小女婴，张大鹏送进了福利院，但人家说，必须证明他本身不是孩子的父亲，而且孩子是无直系亲人的孤儿。
张大鹏差点和窗口工作人员急了，无奈之下，他又找到老杜协调了一下。福利院才说了实话，他们已经没有床位和条件，孩子已经满员了。
老杜也不建议送到福利院去，因为他说，有些福利院的孩子会在几年后突然出现在其他国家，譬如美国。
老杜又联系了当地一些失孤的家庭，好不容易把孩子抱走，第二天人家又客客气气给送回来了。因为女婴的一双腿不一样长短。
张大鹏和老杜都没辙了，最后只能由老杜找了一个“窝藏”婴儿的老太太，让对方找到了一个当地苦寻孩子的老实农民。张大鹏警告老太太不能收钱，也嘱咐农民两口子，孩子长大后必须告知她真相。
那天晚上，老杜憋了好长时间，小心翼翼地试探张大鹏会不会发火，最后才把话说透：“你看，你要是不惹那两口子，是不是那孩子就不用跟着咱们这么遭罪？跟着那贵州女的，还有口奶吃。”
张大鹏苦笑：别这么跟我说话。我特么郁闷着呢，没想到我还当了把“人贩子”。
2013年7月，莆田的一名妇产科医生被老杜抓获。这名女妇产科大夫40来岁，平时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医药箱为乡里义诊，是个十足的老好人。但谁也想不到，她的另外一面，竟然是莆田当地最大的几个人贩子之一。
而消失了数年之久的邹春桂也因为她的被捕，再次出现在张大鹏的视野。
这名女大夫最早在2000年初的时候，只是帮助他人处理有重大病患的婴儿，也有一些生下孩子但没人愿意要的产妇找她帮忙。她只是挣点小钱。
但后来，她看见了这一行的暴利。而且她本身有行业优势，可以接触到大量孕妇，也能给孩子体检，能看出孩子有没有毛病，帮忙把关。因此，她的买卖很快做大了。
她有个账本，锁在床下的行李箱中。老杜亲手用斧头劈开了箱子，并在账本上找到了其中一个上家名字就叫“邹春桂”。
据女大夫自己供认：这个邹春桂做的是“夫妻档”。家里男人开着一辆东风标致轿车，做事“很专业”，每次都要求交易双方各自留下字据，证明是亲生父母过于困难，自愿将孩子送养，以排除自己的刑事责任。
老杜立刻给张大鹏打去电话。
张大鹏当天就买了机票往福建这里赶。几名民警赶往邹春桂的家，那是本地一处自建的二层小楼。
邹春桂本人并不在家，她老公马超正在一楼睡觉，被民警当场抓获。
审讯室外场面十分壮观，全国各地几个省份来的专案民警都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排在门口等着提讯马超。张大鹏通过老杜的关系加塞儿进去，换来几个老民警的骂街。
张大鹏厚着老脸挤进去，想要尽快得到讯息。
马超辩称从来不知道干这个是犯法的，他既不认字，也没文化。他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可以把超生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卖到“别墅”里去。顶多是送养，不是拐卖。
张大鹏问他邹春桂的情况，他只说邹春桂也是从河南嫁过来的，没有户口。后来跟别人跑了。
马超不太愿意搭理张大鹏，他看出来张大鹏是个外地警察。而到老杜讯问他时，张大鹏看见马超给老杜跪了下来。
老杜走出来时笑个不停，原来马超哀求老杜接受他20万元的贿赂，只要放他出去半天，办点事，再自己回来，“保证不跑”。
最后，他们从马超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纸质单据，看起来像堆垃圾，但张大鹏觉得找到了宝贝。
他迫不及待地翻看单据的右下角，直到翻到泛黄的2003字样为止。那是刘小军失踪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