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南城区实现连续两年命案必破。平时只在电话会议上能见到的局长一把手，亲自请全重案队吃饭。
宴会上，大家略显拘谨。这位以写现代诗见长的局长主动提酒，语气慷慨激昂：“我想告诉你们，局党委一直在关注着咱们这33人，咱们是最好的队伍。是精英中的精英。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争取在我半夜到现场之前，就能接到电话说可以调头回去了。”
队长又补充了一句：“以后谁想杀人，得看看自己在哪个区！”大家伙全被这两句玩笑话逗乐了。二两的杯子，几乎所有人都一口干了。
张大鹏也笑了，但只喝了半杯。
新来的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很年轻，40岁不到，父母都是国家院士，拿国务院津贴的。但他毅然决然选择干刑警。
上任以后第一件事，他来到刑警队，以探组为单位汇报重案队的积案。大家围成一桌，副局长坐在正中央，后排还有个负责宣传的秘书拿着单反相机。
张大鹏是第3个梳理积案的探长。
前两个探长讲的都是90年代的积案，抢劫出租车，车内有打斗血迹，入室强奸杀人，事主身上留下了DNA。案件乏善可陈，无非是常规套路，前期异常顺利，就差最后一步，嫌疑人不是趁身份证管得不严的时候改了名，就是偷渡逃到了国外。每个人听起来，大有时运不济，呜呼奈何的感觉。
这种案件报告，领导是说不出什么的。但副局长皱着眉头，听得很认真，提了很多专业性问题，比如后期家属回访、劝解、情报信息工作的查询情况，一定要问到答不上来为止。
看得出，他是真正懂业务，又不好糊弄、一丝不苟的人。
张大鹏上台准备报告的时候，非常紧张，所以口吃得厉害，他先是照本宣科说了两起案件，然后停下来。他开始描述起刘小军被拐案，说着说着，他就不口吃了。
他是从上午十点开始讲的。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专门看了一下表。
别人说的都是做了哪些工作，只有张大鹏讲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冗长而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一直讲到下午两点，足足4个小时，中间支队长出去叫食堂给重案队单做一份，但是谁也没注意到。大家全都听傻了。
队里有的新来的民警根本不了解张大鹏，还有几个老民警也像第一次见到张大鹏一样，少数了解案情的人，也只是听说过张大鹏借着外地抓人的机会去过几次河南，但谁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
当讲到解救妇女，手里拿着假枪被村民围攻时，年轻民警笑了，老民警都是苦笑。
副局长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认真，到后来有点不屑——以为又是老油子吹嘘自己准备邀功呢。再到最后，他眼神坚定，低头认真记笔记。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故事结束以后，副局长问。
张大鹏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希望局长能够帮助协调福建的关系，因为他要找到人贩子邹春桂，或者直接寻找失踪儿童刘小军。
副局长立刻给几个福建的公安局领导打了电话，并把电话号交给张大鹏。
“我等着听你信儿。”他拍着张大鹏的肩膀出去了。
张大鹏没等副局长出去，就立刻给几位局领导打了电话。他非常清楚，得趁热打铁，在几位领导没被明天的会议淹没之前，和当地几个打拐办的民警联系上。他们才是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
张大鹏很快认识了很多福建的民警，他和对方都很合拍，福建人给他的印象很好，话少、不忽悠，一旦答应就会尽力去做，特别实在。
福建是全国拐卖儿童的最大流入地，也是最后一站地。在那里，张大鹏认识了打拐民警老杜。
老杜的工作很繁重。他常年穿着一件破旧的老年衬衫，样子憨厚，一双手枯瘦，看起来就像一个纯粹的福建老农民。他常常骑着自行车下乡打听消息，和乡民们打成一片。张大鹏总说他是公安局招来的特型演员。
张大鹏走进他的办公室，满墙都是一根根的红线串起来的照片，像电影里FBI探员在弄大案子一样。
半打开的抽屉里有几副拆开封的扑克牌，上面都是失踪儿童的照片。
张大鹏和他说起刘小军的案子，和自己在河南的见闻。老杜撇撇嘴，说我们这儿的比河南的都精多了。河南水平不行。
“找个孩子太难了。咱们现在的统计数据都是已经报案的，你能想象没报案的有多少吗？把亲孩子卖了又反悔的也不少！养牛不如养娃娃，一头牛几千，一个娃上万。”
老杜看着张大鹏的表情话锋一转：“干打拐，良心活儿。能干多少干多少，不然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