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麵，最值得珍視的是在調查發掘上的豐富經驗與對工作的責任感。田野調查發掘有一套係統的、嚴密的方法論。隻有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調查發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績如何，主要不是看他發掘出什麽東西，而是要看他用什麽方法發掘出這些東西而定。”這是夏鼐大師的名言，也是他從事考古學事業所遵循的一貫準則。1944年他在甘肅寧定陽窪灣發掘“齊家文化”墓葬時，整天像土撥鼠一樣蹲在掘開的墓坑裏，用一把小鏟子輕輕地撥開墓坑裏的填土，細心尋找著陶器碎片，仔細觀察土層色澤的細微變化，終於發現和辨認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從地層學上確認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齊家文化”為早，從而糾正了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關於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的錯誤說法。同時打破了英國的東方學者拉克伯裏關於中國文明來自美索布達米亞的迦勒底和西方的埃及、巴比倫的錯誤論斷。夏鼐的論文《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會誌上一發表，頓時轟動了英國和歐洲學術界。陽窪灣出現的第一縷曙光，不僅標誌著外國學者主宰中國考古學的時代從此結束，同樣也標誌著中國史前考古學新的起點。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輝縣琉璃閣主持戰國時代車馬坑的發掘，每天手執小鏟，在風雪中操作，終於成功地剔掘出19輛大型木車的遺存。琉璃閣的發掘，第一次顯示了新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術與水平。這種拚搏和求實精神，使夏鼐成就了與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爾、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師齊名的輝煌偉業。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學家通口隆康在他後來所著的《夏鼐先生與中國考古學》中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