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等兵書的出土，以及初步研究成果公之於世，中外學術界為之震動。這一事實和成果在廓清了孫武、孫臏不但各有其人，而且還各有兵書流傳於世的一連串迷霧的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孫子其人其事及其豐功偉績的廣泛重視和深化研究。尤其是對孫武與孫臏生平裏籍以及著名的馬陵之戰等光輝戰例，又在更大、更廣、更深入的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探索與爭論的熱潮。而在稍後關於西安方麵爆出的所謂家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真與假的較量，在中國學術界也拉開了唇槍舌戰、風雲激**的大幕。
按一般的籠統說法，中國古代有身份的名人幾乎都能在官方權威的史書中找到詳細記載，而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人物卻是個例外，各古籍都沒有明確記載。即是偉大的史學之父司馬遷也隻是以“孫子武者，齊人”作了交待，未能道出確切地點或方位，這就讓後世的研究者為之感到茫然，以致於孫武故裏究竟在那裏，竟成為廟堂與江湖之間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當這個話題延續到20世紀中葉的時候，隨著銀雀山漢簡的出土以及中國旅遊狂潮的興起，有關孫武故裏的爭論也也隨之掀起了一陣狂潮，大有翻江倒海之勢。這中間除了《孫子》的內容更加真實和充實，研究者的思路進一步拓寬、研究課題更趨於具體細致的積極因素外，更多的則是借名人以壯聲勢，借學術以圖金錢，即所謂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化腐朽為神奇，將死人變活人，並且要變成能夠賺錢的具有永不停歇的造幣機器式的大活人。這種背景與前景強烈地刺激了各方力量為爭奪孫子故裏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近似肉搏的酷烈交鋒。
1999年10月，山東省濱州地區行署向省政府呈交了一份《關於惠民孫子故園開發建設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