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将他养大。为了报答母亲他拼命学习，考入了名校的医学院。他天性喜欢孩子，于是在临床实习时选择了儿科。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笑容明媚、性格开朗的女孩，两人相爱并走进了婚姻殿堂，前程看似一片坦途。他不是锋芒毕露的性格，做实习医生时，工作按部就班，表现中规中矩。只是，在实习第四年准备专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期间，他迷上了网络游戏。因为他对通过考试自信满满，专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通过率一般在90%左右。然而，唯独那一年的儿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难度空前绝后，24%的医院没能培养出一名合格的儿科医师，资格考试的整体通过率也不过50%。
医学界一片哗然，类似“我们力排众议，坚持对儿科医生的高要求，但当前的结果让我们的计划成为泡影”的报道纷至沓来。甚至有人提议重新举行考试，再给部分落榜者一次机会。
当然，他也“意外”地落榜了。这样一来，他可能要离开首尔，去乡下做公众保健医（在韩国，下乡做公众保健医3年，可免服兵役）。可是妻子已接近临盆，如果他离开家，谁带孩子？妻子工作要不要调动？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二人面前，夫妻俩的争吵多了起来，这还是在妻子不知道他迷上网络游戏的情况下。
就这样，在考试失利后的某一天，他以去图书馆学习为名早早地出了家门，在图书馆待了整整一天。他的岳母知道女儿快要临盆，每天都会给女儿打电话；但是那天她怎么也打不通女儿的电话，打给女婿，女婿也不接。
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妻子弓着腰躺在空浴缸里，立刻报了警，警察到现场后确认她已死亡，委托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验尸，查明死因。法医在对尸体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后，发现眼皮下的结膜有出血点，颈部有手指按压留下的指痕，并发现颈部和下颚部位的肌肉大面积出血。此外，头顶头皮也有出血，可能是撞击导致，但并不是致命伤。法医最终判断逝者死于窒息，是扼死。这成了一起刑事案件，警察立刻忙碌起来。
案发地在一座公寓里，监控录像没发现有任何外人出入，所有矛头都指向逝者的丈夫，警察还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挠痕。他极力试图摆脱嫌疑，说夫妻关系好，说他没有杀害妻子的动机，说妻子头顶的伤痕是因为蹭到了天花板，自己胳膊上的挠痕是因为他有过敏性皮炎。警方在尸体的指甲里检测出了他的DNA，但由于存在妻子给他挠后背的可能性，所以这不能作为决定性证据。
警方不得已起用了测谎仪，审问他夫妻间吵没吵架，打没打妻子，是否杀害了妻子。测谎仪显示他的所有回答都是谎话。但他指出这是警方在逼供，在这种被施压的条件下测谎仪的结果并不可信。
同时，警方咨询了韩国国内几位法医学家的看法，法医学家一致赞同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的结论，认为死因是扼死。
情急之下，他的律师联系了加拿大的法医学家迈克尔·斯文·波拉宁（Michael Sven Pollanen）。迈克尔·斯文·波拉宁是多伦多大学法医学教授，兼任国际法医学会会长，在法医学领域享誉盛名。他曾做过一项研究，是关于在为受捐遗体摆正姿势的过程中，遗体颈部突然出现类似于勒痕的出血现象的案例，其主张该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的病理学检查。而主张自己无罪的丈夫自然将迈克尔·斯文·波拉宁视为自己的救世主。
另外，1996年发生的“牙科母女杀人案”与本案相似，犯罪嫌疑人都是医生，且都寻求国外法医专家的论证。“牙科母女杀人案”在初审和二审中均判决犯罪嫌疑人有罪。然而，终审时，最高法院采纳了瑞士法医学家的观点，犯罪嫌疑人被无罪释放。因为有国外法医学家击败韩国法医学家的先例，又增大了逝者丈夫被判无罪的可能性。
检方后来又咨询了首尔大学、庆北大学法医学教授的看法。我的恩师李允尚教授在仔细研究了所有资料，并对多种假设进行推论后，也得出了死因为扼死的结论。
庭审开始，迈克尔·斯文·波拉宁教授专程来到了韩国。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携翻译出庭，这名翻译不太懂医学专业用语，意思传达有偏差；庆北大学的一位教授实在看不下去，亲自做起了翻译。迈克尔·斯文·波拉宁教授的看法与其论文中的观点一致，认为逝者颈部出血痕迹是因遗体摆放姿势不正而产生的尸斑，死因不排除体位性窒息的可能。
为了反驳这一观点，我协助李允尚教授做了充分的准备，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也对逝者的颈部肌肉出血开展了进一步的病理学检查。法官不放过任何细节，不断对我们进行提问。庭审在双方的争执不休中从清晨持续到了深夜，终于加拿大的法医学家委婉地表示自己没能全面掌握材料，承认了自己的观点论据不足。法院通过多角度的审理，判决逝者丈夫杀人罪成立。后来，本案经过上诉、再审，最终判处逝者丈夫20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