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二月雪》三个字敲在文档里的时候，正是深冬时节。大概那天没有太阳或者我起得太早的缘故，反正整个大地被一片鸽灰色笼罩着。我只敲了这三个字再也继续不下去了，脑子里乱糟糟地像一团麻，我就呆呆地坐在那儿看屏保上的三维动画。后来，眼睛酸得都要掉眼泪了，我才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从十八楼的玻璃窗子望下去，路上已经有了稀稀拉拉或赶车或急行的人——我想，这些人中也会有和我一样的人，活在重压之下。寒风瑟瑟，小区门口卖早餐的商贩们零星地散落在窝风处，也有买早餐的人，他们来去匆匆。冷风吹得关节疼，我又回到室内的沙发上坐着，死盯着一个地方出神。终于熬到了上班的时间，我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说：“我已经开始写《二月雪》了。有一天，你听到我说，喝酒去！《二月雪》就写完了——”其实，我打这个电话，是在给自己制造压力。也就是说，已经有人知道我在写长篇小说，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电话会激励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完成《二月雪》的创作。我所说的困难不是创作上的困难。
那天，我艰难地只写了几百字。
最擅长的是煮粥熬汤，我会根据不同的材料掌握时间和火候，熬煮出来的粥或汤不仅口感上乘营养也会保持得恰到好处。可这三年里，我再也没熬煮出像样的粥或汤来。认真地总结，我从容的心态已然流失。写作虽然不能和煮粥熬汤相提并论，但一样都需要从容、需要平静。可我却像一头困兽无时无刻不在挣扎，像一只被鞭子抽打的冰尜，顶住顶不住，受了受不了，都要旋转下去——我越走投无路，创作《二月雪》的想法越无法遏制地从石头缝里往出挤。生活都没有着落，怎么能写作？鸡窝鸭架都砌不好，怎么能盖好二层小楼？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开始在心里排斥写作《二月雪》。
那阶段我有意识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我想模仿别人的生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一留心，看到了不少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牵着小狗在楼区里溜达，凑到一起喋喋不休地夸赞着爱犬，脸上洋溢着自得；从她们身边走过去，我心虚；小区的石桌上，一群男男女女把麻将搓得哗啦哗啦地响，围观的人也七嘴八舌地指点，都上电梯了还在指责、埋怨；那是条回家的必经之路，我每天都像贼一样溜过去；走廊里咣当的声音，是邻居们迎来送往地开关门，大概在屋里没说够，把家长里短搬到了外面大声小气地讲。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头扑到**。我之所以紧张得脸通红，是生怕听到不该听的话。我羡慕她们的同时非常憎恨自己。我焦虑、我痛苦、我状态不佳——只有听到隔壁吕良达美的钢琴声，我才能安静下来。我的血压低到必须用丹参和生脉来维持，偏头疼疼得彻夜失眠；如果我能摆正位置，融入到人群中，兴许一切都好了！
各有个的命，各有个的生活。挣扎了十几个日夜，我终于下定决心创作《二月雪》。现实生活让我学会了压抑欲望，只有写作的欲望我无法克制。我是在用像蝌蚪一样的文字记载生命以及我生命里重要的人和事，也就是说，不写作我的生命苍白无力。我的命，是离不开写作的命。
于是，我和毕杏波的苦难扭扯与她的无奈厮打起来。我又陷入到另一种痛苦中！创作《二月雪》时，我哭过，以至于哭得不能继续写下去，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为毕杏波哭，还是为现实生活中被困难挤压得走投无路的自己而哭，说不清楚。那一个月，我和毕杏波日夜厮守，连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都觉得是浪费，我全力投入到创作中。我知道，春暖的时候，我就要去与石头和砂子打交道了，尽管我对它们知之甚少，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连一块五加一块五都得掰手指头算，是一个笨得要命的人，可我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有一个人等着我去解救他走出水深火热的苦难，还有一个人等着我吃饭、穿衣，完成学业——我无路可走。就像毕杏波明知道她和丁力军之间别说崇高的“爱”了，连最基本的“情”都没有，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为了三十岁就孀居含辛茹苦地养大儿女的母亲，她别无选择！我是清醒地面对困难，为此，我的心伤痕累累——尽管这样，我还乐观地想，说不定哪天？袁涛会找到毕杏波，重新拥她入怀，因为袁涛寻找毕杏波的脚步始终没停。毕杏波再没有了爱情，命运太过分了。
写到这里，我又满脸是泪！
小说能诠释生命，小说也能解读爱情。不信你去看小说的字里行间包括她的标点符号，是撕心裂肺的思念；是责无旁贷的责任；是涌泉相报的感恩；是宽怀大度的坚韧。如果缺少一样，亲爱的读者不可能认识毕杏波，因为孕育毕杏波的作者将会在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