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风雪尤大。
母亲嘴上念叨着：“如今这年，一年不如一年，半点儿年味都没有了。”她这样说着，手下那些金黄的面团子却一个赛一个地滚圆，从她手里揉搓出来，个个憨态可掬。母亲小心翼翼地为它们每个下面都垫上了一张干玉米叶子，它们便成了有床榻的婴孩。我瞧着可爱，也起身帮忙，将小家伙们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热炕头上，盖上厚厚的棉被子。憨憨地熟睡了四十分钟后，面发醒了，刚刚还清瘦结实的面团，已是体大如碗，白白胀胀。入了锅，又整一个小时，它们咧着大笑的嘴，出锅了。
按家乡习俗，除夕这夜，家中男丁要居北向南地摆上一桌贡品，贡桌最中央的位置，要奉上八个大饽饽，饽饽越大，越白，咧得越开，越是说明子孙香火旺盛，祖先昌盛清明。母亲蒸的，正是一锅面贡。
父亲从门外进来，顶着满头浮雪。“真是多少年没下这么大的雪了。”他感叹道。
“二楼的窗户都还没擦，你也不帮帮忙，又干吗去了？”母亲一边舀着锅里的沸水，一边责怨。
“哈哈哈，你看看，你出来看看。”父亲也不恼，闪进里屋，孩子似的欢喜雀跃。
我与母亲一同到客厅，看到各式各样的烟火堆了满地。母亲眉头紧蹙，我却乐得不行。母亲甚是厌弃这些东西，父亲又不是不知道，却还当什么宝贝似的炫耀。
“现在都不允许放爆竹了，你还弄回来这么些。”母亲抱怨。
“城里不许放，咱们这里还是可以的，嘿嘿！”父亲转过头，冲我羞赧地一笑。
我们搬家后，从村子里迁到了远郊一处依山之地，无论春秋，每日晨起，百鸟齐鸣，松歌柏动，虽少了些炊烟喧嚣，但自然之乐尽显，别有一番风味。
当日下午，不过五点钟，天竟已昏昏沉沉地要入睡了似的，喑哑朦胧。父亲跑过来跟我说：“走，咱俩放鞭去。”
我从炕上蹿了起来，穿上棉衣，随父亲到后山的一处荒野去。母亲在厨房里头也不回地冲我们大喊：“玩完早点儿回来！”
连日的雪已在地面垒了近两尺高，邻居们每日清扫，在各家门口及附近扫出了一段段羊肠小路，段段相连，如一片荒无人迹的白茫茫高原里露出了一条条巇罅。我跟在父亲身后，一步一个脚印，生怕一个不小心，踩偏了脚，栽倒在旁边的雪窝子里。
到了后山平地处，视野陡然开阔。雪花仍轻轻洒洒地在空里飘**着，一望无垠的白扑朔迷离。暮色昏沉，天空被大块大块的阴云覆盖，云边泛着神秘的暗红，雪地映照出另一种通亮，天地间宛如一幅异世界的末日景象。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当下不禁屏住呼吸，惊叹自然界之鬼斧，敬畏造物主之神奇。父亲拿出了两支手持的烟火，这还是我童年时常见的款式，他点燃了一支，“吱”的一声，那烟火向天上去了，金黄的火花在暮光时分异常绚烂，它盛大地绽开，又迅疾落幕，千万粒碎金子自天空奔涌而下，一时好似熔金流火，一时又胜星辉万颗，飞雪为它伴舞，凛风为它吟歌。我抬头仰望，这人间风景在我眼眸里复现。
父亲打电话给邻居连胜叔，让他带上孩子一起来放烟火。不一会儿，连胜叔就带着左右邻居七八个人纷纷前来了，母亲竟也被连胜婶拖了出来。一时间，百鸟朝凤、满地飞红、双阳当空……各式各样的烟火被男人们点燃，在天上争奇斗艳。女人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像一只只正在玩捉迷藏的小豹子，围绕在大人们身边穿梭旋转。天上的热闹和地上的欢笑连在一起，让人不免感叹：年味虽然淡了，可人们心底依然需要个年。
七岁的球球跑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方盒，奶声奶气地喊：“乐乐哥哥，你能陪我放这个吗？”
我摸摸他的头，把小纸盒接了过来，仔细一看，竟是我小时候常玩的一种鞭炮——摔鞭。这种长得像小蝌蚪模样的小小爆竹，多用的是白色或五颜六色的薄薄的纸包裹着些许氯酸钾和赤磷，不必点燃，只需手捻、脚踩或随手那么一摔，均可发出清脆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即使是摔到人身上炸响，也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便宜、方便和安全，这种小摔鞭曾在我的童年玩伴中大为流行，但不知自何日起，竟很难再寻获它的踪迹了。烟火已非寻常物，这些粗糙的小物件，更是被淘汰在历史的角落里，供一代人偶做缅怀罢了。
球球兴奋地在雪地里跑着，他抬起肉乎乎的小胳膊，铆足了全身的力道，朝地面扔下摔鞭，许是地面太潮湿，又或者是球球经验不足，几次下来，摔鞭都没有响。大人们注意到他，开起了他的玩笑，孰料，球球被人笑恼了，竟一屁股蹲儿坐在雪地里，号啕大哭了起来。
我瞧着球球滑稽的样子，一时哭笑不得。忽然，我的记忆闪过片刻的恍惚，这样的场景似曾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我过往的生命里。一个模糊而相似的身影穿越层层飞雪，浮现在我眼前。
是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