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远念高三那年，鞠香去世了。她就是那么轻轻地摔了一跤，就再也没有从医院里走出来。
清醒时，鞠香在医院里用她那婴儿大小的手反复搓磨着慧珍的手，满脸的慈祥：“见着你成了家，俺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她又叮嘱宋怀山先不要通知宋远，正是高考关键的时候，千万莫扰了他的学习。宋怀山擎着土灰的脸，茫茫然直点头。
老天偏欺老实人，鞠香那点儿可怜的心愿到底是没实现。来年春日的一个傍晚，宋怀山如往日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嗖”地从一侧的绿地里横冲出来，跑到马路上，宋怀山急转车把往右躲，整个人直接从车上蹿起来，一个跟头飞到了沿路护城河的河堤上。孩子的父母惊叫着跑进人来人往的车道里，聚集的人群熙熙攘攘，乱成一团。
慧珍来学校通知了宋远，宋远站在病房的门外不肯进。许多蛾子一样的飞影在他眼前嗡嗡作响，他隔着门上那一条窄窄的玻璃往里瞧，里头躺着个一动不动的男人，好似他八岁时拉开灯绳后看见的那个死去的父亲。
宋远十八岁了，他已经领悟到，命运这东西，逃也无处可逃。
小男孩的父母来探望过宋怀山。第一次，他们一家来了十几口，个个哭得鼻涕满面，他们紧握着哑巴奶奶的手，小男孩的父亲往她手里硬生生地塞进了一万块钱。宋怀山第二次动手术时，是小男孩的母亲拎着两箱牛奶一个人来的，临走时，她拍了拍宋远的肩膀，留给了他一张字条，说那是他们家的地址，叮嘱他有任何困难尽管来找他们。到了第三次手术要交钱，这家人却迟迟不见踪影。宋远照着地址去找，却只看见远近千米，一片废墟残瓦，周遭大树孤影、雀鸟了无，几朵黄色的野菊覆于垒土之上，十八岁的宋远站在阵阵春风里，感受着好一个寂静的春天。
宋远牵着哑巴奶奶的手回了家，他掀开横放在炕头上的衣柜，从一层又一层的被褥底下掏出了那个大红的包袱，哑巴奶奶冲他“啊啊啊”地直点头。宋远数了一遍又一遍，这两万六千块，总算在这个土炕上走到了尽头。
宋怀山的手术算成功，一条腿虽然截掉了，但至少保住了性命。处熟了的年轻护士时常替他抱不平，总爱叹口气：“为了这家没良知的人，真是不值得。”宋怀山这时就朝着那护士咧着嘴笑，一边伸出手去摸一摸坐在一旁静静削着苹果的宋远那滑溜溜的头：“没啥值不值得，那一刻谁能想那么多。一条腿是没了，但咱做人的腰杆儿没有断。”他又把手伸到背后，摸了摸脊梁，打趣着说：“还是直的！”
慧珍很少到医院来。她婚后的生活依然充满不幸。生下女儿后的第二年，她的丈夫经人介绍去了柬埔寨打工，自此两年多就没有再回来过。第三年冬天，公安局来了人，通知慧珍，说她丈夫在菲律宾跟着蛇头干偷渡人口的活儿，一回国就被拘捕了。慧珍听得两眼一抹黑，她根本不知道，他何时又去了菲律宾，又在哪天回了国。她一个人拉扯着女儿过着清苦的生活，宋怀山瘫痪在床的那大半年，她每隔一段时间回去看上一眼，也不愿再做得更多。
一向话不多的宋远有次见慧珍姐走后二爸多喝了几杯酒，他坐在炕的另一头陪着二爸，小心翼翼地开了口：“二爸，慧珍姐过得苦，你可不要埋怨她。”
宋怀山黑里透着红的脸皮抖动着笑，他又饮尽了一杯酒，长吁了一口气，含糊着说：“傻小子，哪有当父母的会怨儿女的。”他摇摇杯中酒：“你姐打小儿和我没感情，其实她做得已经很不错了。”宋怀山顿了顿，又指着宋远的鼻子接着说：“远啊，你爹妈是犯了错，他们不好，活得没有腰杆儿，怎么能这么软弱？可你也别怪他们，等你再大点儿就明白了，人这命啊，没法儿说——没法儿说。”
宋远见二爸喝醉了酒，他把二爸扶在炕里头，又帮奶奶一起收拾好饭桌。他反复回味着二爸刚刚的那句话：“人这命啊，没法儿说。”
宋怀山与宋远商定好，只要他能在半年内练习好拄着拐杖走路，宋远就回到学校复读，重新高考。宋远想在此之前赚钱给二爸安上一个假腿，他找到了一个给大排档兼职打工的工作，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和奶奶一起照顾好二爸洗漱、吃饭、如厕，就去赶第一趟班车。他每天要在傍晚五点前把面筋、羊肉和火腿肠穿成几千个串串，宋远干得伶俐，一天下来能挣一百三十多块钱。
九月就要到了，那又是一个开学的时节，宋怀山终于能靠自己撑着拐杖走上几里路。这日宋远正蹲在饭店的后院里穿火腿肠，老板娘眉眼笑着在门口喊：“宋远，你爸和奶奶找你来喽！”
他们一家三口坐在院子里，三个人默默地剥着火腿肠外面那一层薄薄的红色的膜。宋远时不时抬起头看看奶奶和二爸，奶奶是个哑巴，二爸也沉默。他们齐齐地闷着头，拿出了吃奶的劲儿似的卖力干活儿，这满园秋色的院子里，只看见红色的火腿皮被剥落了一地，窸窸窣窣，婆婆娑娑。
立秋过后，小城的天气变得干燥清爽，上午十点多钟，日头像煮透了的蛋黄，焦艳艳、香喷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