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组稿加采购，探亲访友加郊区旅游，在F城痛痛快快玩了个够。飞机票也总算弄到手。C君在煮最后一次方便面时，电热杯终于因疲劳过度肝胆俱裂而未能善终，C君只好空着肚子同我上车去民航。临走之前，她又对着镜子检查一遍自己的眼白，长长舒出一口气。我侧目看她，见她的脸苍茫如白脱蛋糕，连日来缭绕着电热杯的袅袅蒸气使她眼圈下的黑晕格外明显，下巴颏竟缩小了一圈。看来伺候电热杯亦非易事。
假如这一天我和她顺利地在民航换乘班车，然后上飞机回到E城，那么，我对F城也许将永远留下一种充满玄虚夸张的美感，一种出污泥而愈秀印象。但不幸的是，C君终于饿了。就在我们下电车迈进民航大厅之前，从左侧的屋檐下传来了一阵混合着葱花猪油芝麻辣椒油种种芳香无比的气息，诱人之极。
C君站下了。她的喉咙咕嘟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她的眼睛再也无法从那馄饨摊上挪开。她的可怜的没有油水的肝在呼唤她的心。它们彼此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也许说一座蜡像更合适。我从来没有见过肤色如此之黄的人。黄得如秋天的树叶、如枯萎的腊梅瓣，晦暗粗糙干涩犹如生命中的血液已被抽吸殆尽。那一瞬间，在他面前我竟怀疑自己作为黄种人是否合格，他黄得死心塌地。
他似乎在掏钱要买馄饨，那摊主老头笑嘻嘻摇头；他将钱递过去，摊主后退一步只是摇头；他似乎提高了声音，摊主收了笑指指他飞扬的唾沫又指指他的脸；他的脸愈发黄得阴沉扭到一边去，将那钱扔在摊位上，自己伸手去抓碗；老头按住了碗，眉毛额头脖颈绯红；他嚷嚷起来，索性伸开巴掌在摊头摊尾**一气；他嚷嚷说他难道不是人么，他病死也不能饿死……那老头急得抓他的衣服，被他蜡黄的手推个趔趄……
没有人说话。围一圈人，呆呆地、痴痴地看，傻笑、哄笑。端着碗的，放下碗悄悄走开；正要掏钱的，将钱塞回衣袋，走远几步。没有人去推开他，包括我在内。
快走吧，车要开了。
C君招呼我。我回头。她平静而漠然。我想起那一次在一辆长途汽车上，一堆人拥在一起赌博。有个毛头小伙子说了一句应该把汽车开到公安局去，让那堆人揍得死去活来而全车无一人吭声，任其鲜血淋漓。我浑身冰凉。那次和这次，我同样是个麻木不仁的旁观者。
飞机升空后，我仍然想着馄饨摊的情形。那黄人使我一阵阵毛骨悚然。这么说，F城的肝是出了问题，F城确实是发生了流行病？我失望而扫兴。我低头俯瞰舷窗外的F城，发现渐渐缩小的F城居然是前所未有的破烂与衰老。可究竟是那黄人“流行”了F城。还是F城“流行”了黄人呢？金灿灿的龙年之疑。
C君从上飞机后就一扫愁云，对我悄悄耳语说，总算平安逃出虎口。回到E城，她将把亏损的营养统统补回。E城是全中国最干净的城市，那儿的天空永远阳光灿烂。
然而，我们回到了朝思暮想的E城。E城却在我们离开短短不到一个月中，变得十分陌生与莫名其妙。
首先是E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招贴画；电线杆电车车厢商店橱窗居委会的黑板报还有机关门口办公室墙上小吃店公共厕所，到处是些关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饭前洗手预防为主的口号惊叹号。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街上突然变得冷冷清清，菜馆门可罗雀。原先人挨人站在餐桌边上等候座位，现在居然变成了一张张光溜溜的桌子等人。卖羊肉串的任凭撕破了嗓子喊也无人光顾。所有的药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幼儿园铁门紧闭，终日围着些男人女人，愁眉苦脸地从门缝往里张望……
我似乎感悟到、发现出一点什么。我止不住打了一串寒噤。尽管我并不愿意做这样的推测，却已有人来通知我和C君立即去医院验血。我记得已差不多近十年没验血了，我求之不得。“万一……很可能休假两个月”，那样的闪念令人兴奋。C君却很愤慨地拒绝了，她认为去医院有可能染上白血病什么的。化验单第二天就出来了：我的澳抗呈阴性，转氨酶180。
这个“180”显得十分不伦不类。
有人说十几年前我就能开出病假条，现在医院规定140也算正常。
何况大医院小医院单位医院疗养院各有各的指标，各有各的肝。他说你没病你就没病，他说你快不行了你就不行了。你揣着这180的肝还得揣上个灭火器。没人让我休假，我的阴谋没得逞不说，还让我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能感觉到人们用怀疑与警惕的目光从我的肝区迅速穿过；他们诡秘狡黠地冲我笑着，躲躲闪闪，不怀好意；他们假惺惺向我伸出手来，我却弄不清楚那手里究竟有没有手，我不知道握住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握住。我想起了皇帝的新衣；后来我恍然大悟，干脆双手抱拳，行拱手礼。但那也仍然不能够使我变得安全，不要说碰一下，好像看我一眼都会染上什么。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朋友托我从F城带来的一只原装的日本进口相机，我遵嘱将东西送交他的岳父家，他岳父的秘书如同见到一只刚屠宰的猪用鞋尖指指它对司机说：马上送医院检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