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少年杜仲厄運的起始。一夜之間風雲逆轉，不斷往縱深發展的運動終於波及到了杜仲的家庭。父母留蘇期間與“蘇修”的關係，還有許多杜仲所無法確切得知的“曆史疑點”，都被紅衛兵視為如獲至寶的輝煌戰果。父母曾在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與工作，1953年回國，帶回了留蘇的成果之一——在莫斯科市出生的杜仲，小名德魯卡。父母回國後即被派往H城工作，均任省廳局領導幹部。“文革”開始之前，杜仲一家的生活風平浪靜，即便父母的頭上早已有陰影籠罩，快樂的小德魯卡也是感覺不到的。但如今那一切都已隨著父母的消失而不複存在，杜仲被迫摘下紅衛兵袖章，趕出那棟小樓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隻被啄光了羽毛從高空墜落的麻雀。
杜仲選擇了逃離H城作為惟一的出路，走得越遠越好。他已經不記得自己當初為什麽如此堅定地選擇去黑龍江。時隔幾十年，他仍然要辯解說那絕非預謀，而隻能說是一種宿命。事實上，他報名去邊境上那個叫呼瑪的地方，很費了一番周折，在當時他那樣“出身”的人，本是沒有資格去“反修前線”的。他為此甚至寫了血書。幸而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高一“戰友”，時任奔赴三江的知青頭頭。火車開動的時候，杜仲看著伸出車窗外揮動的那一隻隻草綠色的胳膊，心想自己也許是這一列長長的火車中，一條政審不合格的漏網之魚。
遼闊而豐饒的北大荒，以純淨的雪原和碧綠的田野，撫慰著他受傷的心靈。汗水無法洗刷恥辱，但至少能夠證明改造的決心。大雪一場接著一場，阻斷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杜仲一次次頂著風雪，步行幾十公裏到公社郵局去，企盼著會有一封H城的來信，帶來有關父母的消息。也許在他的心底，更希望收到的是楚小溪的回信。他自從到達呼瑪後，就開始不間斷地給楚小溪寫信。開始是寄往H城，後來楚小溪也到了北大荒，他的信就寄往萬山農場的那個連隊。他的信總是寫得很長，至今他還記得，剛到呼瑪的時候，他在信中怎樣給楚小溪描繪黑龍江邊的生活。他告訴她，“呼瑪”在達斡爾語中，是高山峽穀不見陽光的激流的意思，這地方冬天最冷時可達到零下52度；在“文革”前，邊民可以到江中心的島上去放牧，開了春兒把牛羊往島上一趕，島上草肥水美，到了秋天再把牛羊趕回來，就增加了好幾十隻了。這兒的邊民大多是當年闖關東的山東人，所以從江那邊嫁過來的俄國女人，個個都會說山東話。都說喝了黑龍江的水，頭發黃鼻子大，所以這裏的人長得都像混血兒。那些混血兒因為長著一付修正主義麵孔，所以不準入黨參軍不準當民兵。黑龍江裏有許多種江魚，俗稱三花五羅，據說肉質鮮美細嫩，不過他至今還未吃到；鰉魚籽號稱黑珍珠，金紅色的大馬哈魚籽每一粒都像瑪瑙。在一個叫西崗子的地方，埋了幾千名犧牲的蘇聯紅軍，附近有一座冒煙的活火山，夜裏有紅色的火星閃爍……可惜這些都是聽人說的，他什麽也沒有親眼見過。他每天的生活除了勞動還是勞動，除了學習就是學習，他很想到江邊去看看，到了夏天，據說連江對岸釣魚人的草帽，還有漂亮的斑點狗身上的斑點，都能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