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泉鎮精神病院來到花園街五號，傳達紅三司蒯司令講話的“革命家”，在氯丙嗪、苯巴比妥、電刺激棒，和“中央文革關於打砸搶抄抓的通令”一齊作用下，在地下室裏原來伯爵打台球的綠呢大桌上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在臨睡前矇矇矓矓的狀態中，他向那個自稱是“戚本禹派來的聯絡員”說：“我睡覺也得是革命的，把我的頭轉向旗手居住的地方。”
那個來自醫院裏的雜工、一個剛上班不久的待業青年，努力忍住笑，一本正經地說：“學青同誌，你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他已經口齒不清了：“我向你致以文化大革……敬……我們要關心……關……國……”
等到呂莎來到地下室的時候，他已經睡得死死的了。她看到他那軍便服上依然戴著紀念章、衣袖上套著紅箍、胸前口袋裏揣著語錄本的模樣，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痛心疾首的日子裏了。但是，他那張善良的、有點怯懦的、始終祛除不掉的屯裏人味道的臉，又使得她想起了他們天真爛漫的童年。那是她唯一可以作弄、嘲笑，而不反抗的小夥伴。於是，她走了過去，把那紀念章、紅箍統統扯下來。“你們幹嗎還要把他弄得這樣不倫不類的？”她忿忿地責問著。
那個醫院雜工阻攔她：“不行，你別動他的**，他會為捍衛紅色政權，跟你拚命的。”
陪送來的主治醫生自然知道她是什麽人物，便把雜工拉到一邊：“沒關係，即使他二十四個小時以後醒來，至少一個星期之內，連演講的力氣都沒有了。”
於是，花園街五號又回到寧靜、恬淡、平和、安詳的生活軌道上來。她搖搖頭，離開了大寶，回到樓上。正好韓潮在花房裏擺弄君子蘭，呂莎便把稿子塞給他：“爸，總編要你點頭，他是個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頭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