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像那些写改革的小说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转变的契机，例如领导的干预，上级来了新精神，一场事故或者火灾，家庭或者心爱的人，出了什么岔子……于是，形势急转直下，风向似乎开始变得对改革者们有利了。
吕莎为她的报告文学的拼搏，总算有了眉目。
吕莎认为，她的架打到这儿——一位管文艺的处长家里，也就差不多了。主人送她出来：“欢迎你来玩！”
“好吧！等我有工夫！”
“那我不送你了，莎莎，我马上给总编打电话！”
“随你便，反正文章要见报的话，批评得对，我接受；批评得不对，我保留反批评的权利。”
“你呀！你呀！”主人哈哈大笑起来。
吕莎骑上她的摩托车，连声“回头见”都不说，走了。她穿过那些低飞的、几乎撞脸的蜻蜓，心想：我在市委研究室工作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干部，一当上处长，马上连笑声都变了。看他笑得那么毫无顾忌，那么有恃无恐，吕莎发誓，他原来根本不会这样笑的。
“哼！”她加快速度，在这片清静的干部住宅区飞驶而过。不知为什么，她想起她们报社那位唯唯诺诺的主编，其实他早就是处级干部了，可是，却搬不进这片干部住宅区。也许等到临江大厦附近的高干楼修成，这里有人搬走，才会给主编分一套吧？可文艺处长，就能在干部住宅区里弄到房子。可见官与官，在位和不在位，是不同的；即使都在位，至少在临江，也分三六九等。她知道她爸不爱听她的这些分析，只要一张嘴，老头子就皱眉头，其实他未必不了解。反正不管怎么说，文艺处长要是不贴上丁晓，房子无论如何是不会到手的。
她为她的主编不平，尽管她并不喜欢他。
至于主编把那批评她报告文学的文章压着，一直没有见报，吕莎倒并不怎么感谢他。她才不怕闹大发了呢，闹得越厉害越好。她很赞成酱油厂老矫的理论：长了脓疱疮，那就干脆捅破，好得倒利索。她一点也不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吗？没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不是。报告文学必须绝对真实，是抓到什么把柄了么？空空如也——用“**”中的用语说，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至于批评文章里说的“人身攻击”、“有碍安定团结”的话，可以去找J厂长，也就是江胖子，看他怎么回答吧。
主编当然不是傻瓜。他并不是因为吕莎而不发，也不是因为《耕耘》月刊而不发；因为涉及到管刊物的吴纬，他就不得不慎重。于是，他去访问了江胖子。他把那本已经卖到三块五的刊物，递给正在家庭暗室里洗印彩色照片的啤酒厂厂长：“你看过其中那篇报告文学么？”
他点点头：“我就是莎莎批评的那个钩子厂长！”他把J读成钩子，说明他对于扑克牌的喜爱并不亚于业余摄影。
“你是不是觉得在真实性方面，在语言的尖刻性上，有些什么不太合适的地方？”
“得得，你别来煽动了，我不想再丢丑！”
“问题是我得核实，同志！”
“我只跟你说一句，我们啤酒厂也得改革。第一，先把小卖部革掉。第二，奖勤罚懒，也包括我自己。第三——”江胖子拿出几十张他照的临江风光的彩色照片，“主编大人，你就不能给咱们登一张？我搞这玩艺三十年，钱花了老鼻子。”
主编在临江工作半辈子，尽忙着编报和小心翼翼避免犯错误，还头一回发现临江如此之美。他挑了一张江上日出，背景是正在修建中的临江大厦的照片，拿回报社，第二天便见了报。江胖子拿到的稿费还不足五块钱，却花了五十元，按欧阳开的单子，请吕莎、刘钊等人到春元楼小吃了一顿，庆贺他三十年来处女作的发表。他也邀请了主编，不过，那是个谨慎小心的同志，为了避嫌，谢绝了。
主编拿着批评文章的小样，到医院急诊处的观察室，找到市委书记，请他对文章的刊载与否，发表一点看法的时候，没想到他反过来问：“你的意见呢？”
主编把话含在嘴里好几秒钟。他当然知道话一出口，驷马难追，而且房子会更渺茫。但转而一想，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宣传工作干部，连这点真理都不敢维护，不能仗义执言，也未免太窝囊了。他头一回非常明确地说：“我决定不发！”
韩潮戴上老花眼镜，看了一遍以后，笑了：“一边说三不主义，一边拿着棍子敲人！”
吕莎不知道其中的周折，一开始先找到江胖子算账，然后找到市文联，找到报社，一路打来，最后终止在这位管文艺的处长家里。
假如吕莎是文联的一名普通作家，处长决不会给她拿出刚上市的五月鲜——被大宝认为是芒果的桃。也不会客气得过分地对她讲：“如今有些同志多么的敏感，非爱在文章里对号入座，你文章里假如提到一位局长，那么所有局长都会朝你瞪眼。批评不容易，表扬也难哪！譬如张武，我并不反对你写他，可有那么多好人，干吗你先把他突出出来呢？”
“他不是好人？”
“我的意思说，至少他原来不是。还有，你写刘钊怎样帮助张武进步，做思想工作——”
“因为刘钊原来也不是好人，所以就成了问题？”
“我并没有这样看，但你要群众改变观点，那就需要时间。”
吕莎是打架来的，并不怕把事态扩大，她截住处长的话：“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反正我也能从你的批评文章中看出来！”
“你误会了，文章不是我写的！”
“可你亲自交给主编，要他在报上发表的。”
“百家争鸣嘛！应该提倡自由讨论！”
“我提醒你一句，文章已经超越了讨论的范围，而是就刘钊的工作，在议论党中央制定的改革政策，什么急躁冒进啦，什么重蹈覆辙啦，什么应当汲取以往狂热的教训啦……处长同志，作为党的政治机关的一名领导干部，和中央精神不保持一致，你不觉得自己太冒失、太卤莽么？”
他笑了，这种纯粹是官场的笑，空洞而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笑，能够起虚晃一招，掩饰内心活动，延宕时间，谋虑对策的作用。“莎莎，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不至于吧？”他在心中琢磨，她的话（其实也真是吕莎的话）怕是有背景和有来头的，他不得不慎重，因为像他这类干部，习惯于看人而不看事，认准她是反映着韩潮的观点。在他对未来的估计中，临江这次领导人的更迭，虽然，丁晓是必然要住进花园街五号的当然人选，可韩潮尚未下台之前，还是不宜惹他老人家为是。所以换了一种更为亲切的语气对吕莎说：“嗐，一篇小文章，你还真当回事，既然如此，那就撤下版面，莎莎，你可别往心里去！”
“干吗？这算怎么回事？我并没有反对登报，只不过给你打个招呼罢了！你也知道，我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搞新闻、搞文学，算是我的副业，请你审阅审阅吧，我也写了篇小东西，就这篇批评文章，作一些题外的探讨：为什么改革会碰到这样的阻力？是什么样的阻力？阻力反映了一种什么思想？”
处长接过来，还未细看，顿时脑袋轰地一下，小东西，说得倒轻巧，整整一版大块文章，报社居然给她检了字，打出大样。他嗅到了一股火药味，马上联想到幕后一连串的活动，瞅着这个漂亮的记者，心里说：“真人不露相，看她多镇静，多么若无其事的样子！”
“啊！莎莎，你可真行！吃桃啊！请！”
吕莎拿起一个桃子，掂量两下，随即又放回果盘里去。“哦，我把这两篇文章，一块儿寄给了省委高峰同志，也请他评判评判。我并非因为他是省委书记才寄的，他经常写理论文章，算是向同行讨教。”
处长嚷了起来：“莎莎，你这是干什么嘛？事事往上捅，你让我们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怎么办？哎呀哎呀！……”
“兴你们捅到省里，捅到首都，指望我偃旗息鼓，按兵不动啊？错打算盘啦，同志！”
“谁捅？谁也没捅！”他连忙辩白。
“起初啤酒厂厂长告过状来着，后来他自己失去兴趣了。可是打边鼓的人倒相当积极，不依不饶，岂不是怪事？我想看看最后策源地在哪里？”
“算啦！莎莎，相信组织嘛，啊？”
吕莎到底是在革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对于党，对于组织，确实存在一种朴素的感情。处长既然把话讲到这种地步，她也就没再继续把架打下去。其实，再继续打几次，准会追本溯源到她的丁叔那里。
我们这位记者的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坚持到底啊！她听到人行道上有人叫她，等她意识过来，飞快的摩托车又驶出了百十米。她腰一哈，把摩托车猛拐了个大弯转回来，真有点特技表演的意思。
“啊哈！老事务长，还有你们几位新秀！”
原来是酱油厂的老矫，和拖拉机厂的正副厂长（她总用新秀这个字眼，称呼这两位特别年轻的干部，一个二十八，一个三十二，是刘钊死活说服常委会通过的，吕莎还写过全厂职工投票选举他俩的生动报导）在热烈地向她打招呼。
“莎莎，你车开这么快！总有一天，公安局要把你抓起来的！”老矫开玩笑地警告着。他记得刚进城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总缠着他讲打仗的故事。一个事务长，锅碗瓢勺，有什么好讲的呢？他就把许杰怎样英勇、怎样有智谋、怎样能吃苦的事迹，说给她和总是拖着鼻涕的大宝听。她是那样看不上在屯里长大的大宝，讲完战斗故事，她总附在耳边，要他再讲一个鼻涕虫过河的笑话。没想到这两个性格不同、气质不同的孩子后来成了婚；更没想到大宝会疯，使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整年守活寡。他摸了摸口袋里那一把准备给刘钊介绍对象的照片，加在一起，也没有她合适般配啊！
“看得出你们面有春色，好像很高兴！”
老矫大声地说：“我在临江三十多年，还是头一回听他放了一个嘎巴利落脆的响屁！”几位“新秀”都笑了。
吕莎猜得出老矫说的是什么人，但她还是要问：“谁？”
“可是——”老矫吮着牙花子，“毛主席讲过的，一个总演反派的人，要他演正面人物，怎么也有些不像呢？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
这时，正好刘钊蹬着自行车，也骑到了这里。他插了一句：“老人家不是还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嘛？”于是，笑声更强烈了。
多么像小说啊！吕莎情不自禁地想，简直太像小说了。所有的矛盾迎刃而解，所有的误会涣然冰释，所有的反面势力土崩瓦解。于是，该相爱的相爱，该结婚的结婚，皆大欢喜。男女主人公马上要搭下一班航机去蜜月旅行了。
是这样吗？她又忍不住问自己。生活能像小说那样轻松么？不错，是有轻歌剧那样快乐活泼的乐曲，有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动听的旋律，有为爱情而抒发的小夜曲，有各式各样充满幸福欢乐的舞蹈音乐，毫无疑问，都是应该有的。但是，听惯了沉重的、严峻的、总是压住心头、感到喘不过气的音乐，吕莎倒有点不太相信，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和小说写的一模一样的顺利，是真的么？
她掰着手指头数：临江大厦，她爸亲自坐镇去了，国庆节竣工就能接待外国旅游者来赏临江冬景；和奥立维的洽谈马上有结果，矿泉水也能赚取外汇了；新建一个以临江丰厚大豆资源为后盾的酱油厂，要使产品打出省外；至于拖拉机厂扩充一条小马力手扶拖拉机的装配线，每年可上交若干万元，安排待业，就更不必说了。还有，百货公司实行经营承包，个体户办联营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进城办饭馆，企业采用浮动工资、合同工制……等等等等，好像都成为现实，或者将成为现实。
然而，吕莎在纷纷乱飞的蜻蜓中间——怎么搞的？今天哪来这么多？——似乎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是一张谜也似的面孔，在朝他们几个笑着的人盯视着，毫无表情。当然，毫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这种表情能使人联想起神秘的百慕大三角，谁知道风平浪静的海底，蕴藏着什么样的凶吉祸福！
丁晓这位副市长，自然是准备写小说的吕莎经常注意的对象。要说他是个无能之辈，谁也不能苟同的。三十多年，他能安然无恙地生活过来，也算是不容易。全天候式的适应能力，真让人叹为观止。所谓等因奉此官场那一套，他也吃得很透。但是，要说他是个想使党改变颜色的野心家，也不符合实际。这么多年，一级一级熬上来，并无非分躐等之想。当然，该轮着他的位置，他也决不谦让。该到手的东西，他一点也不客气。真到冲锋陷阵的时候，他并不吝惜力气，哪次运动，他不是英雄好汉呢？虽然有人对他的贪心表示不满，但他捞的并不比别人多多少，这种小小不言、人皆有之的缺点，也是无所谓的。至于说到生活上，他家庭和睦，夫妻融洽，大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在国外自费留学，虽说走了点门路，可他也并不是头一个。小女儿还在读小学，成天缠着刘钊给她辅导数学。在做丈夫和做父亲这一点上，丁晓堪与省城的许杰媲美。有人说他和欧阳慧如何如何？别人不了解，吕莎是欧阳慧的密友，自然对她非常熟悉。看来，首先是他器重她的才干（一建公司几位副经理绑在一起，也不如她对业务了如指掌，调度有方）；其次恐怕才是欣赏她的美貌。她确实也好像是一件值得欣赏的艺术品。就算他有什么念头，发乎情而止乎礼，别人又其奈他何？所以他把她当作他在一建公司的代表，职务低而位置高。就看那一次她胆敢把猛然搂住她施行非礼的原经理，挠得满脸鲜血淋漓，丁晓坚决保护欧阳慧的态度就可说明。有的人讲，这种反抗行为未免过火，至于往死里抠人家的眼睛和鼻子吗？丁晓说：“正当防卫是法律允许的！”还给欧阳慧涨了工资，他实在又可算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恺悌君子了。
“那么，丁晓是我们时代的完人了？”吕莎在她的生活札记里这样询问自己。接着，又写了好几个x、y、z。显然，代数方程里的未知数太多，就成了一道不好解的难题。
然而，他退却了，至少在形式上退却了。
“从来没见他这样痛快过，真的。”老矫大概觉得太出乎意外，因而有些兴奋，“我原来估计他又得给我们打太极拳：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吧！没想到，我们几个一进屋，他就乐呵呵地说：‘知道你们要来找我，我在这儿恭候。听说你们两家准备搞点两利的互助，我很赞成，需要我做什么呢？’我都愣住了，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刘钊、吕莎也怔住了。
老矫接着说：“丁晓听完我们汇报以后，连那些常挂在嘴上的话：‘放在这儿等信吧！’‘回头把结果告诉你们！’‘过两天再说！’‘听通知吧！’‘要领导同志一块研究呢！’‘哪能着急？’这套活络话一句也没有，掏出笔来在报告上就批了个‘同意’。”
“我们直害怕他会批评我们越过局一级直接找他，没想到他那么宽宏大量，说：‘手续上是不完备，可涉及到工业局和一轻局，总得我点头嘛！如今是改革之年，破破老规矩，也是允许的！’听！你们听！”拖拉机厂的年轻厂长不胜惊奇地说。
吕莎骑着摩托车转到临江大厦工地，眼睛都看直了。欧阳慧正兴高采烈地忙着“分家”。她永远是那样轻松，那样快乐。吕莎曾经羡慕地问过：“我不晓得你哪来这么多快乐？”她回答：“我还不明白，你哪来这么多烦恼呢？我的哲学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个天大的傻瓜。莎莎，我跟你说，自从那年捡了一条命以后，我才懂得活着多么有意思！”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把你高兴到这种程度？”
她跑过来，把吕莎一把抱住，附在她耳边说悄悄话：“从今天起，桥归桥，路归路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吕莎有点莫名其妙，瞪着欧阳慧。
她乐呵呵地告诉吕莎：“你还不明白，干部楼分出去了，单独成立一摊，独立核算，完全靠自筹资金去盖了。”
“我爸的主意？”
“不，丁副市长的最新决定。”
“有这种事？”
“我还骗你！”欧阳慧松开了她，笑得那样魅人，明眸皓齿，那神态，真像外国的哪个电影演员，可吕莎一时想不起来。这位业务科长告诉她：“这可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新鲜事，准八点，丁晓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决定。然后，我再把我们几位副经理从家里拘来，嗐，那只不过是个形式，当然照办。”
“他把手缩回去了？”
“当然，老韩来坐镇了嘛！你到后院去看看，我们内部超级市场，总算见他妈的鬼去了。”
这时，刘钊骑着自行车赶到了。他当然不能够相信，事情进展得会如此痛快、顺利。“也许丁晓迫于形势，不得不退？”刘钊摇摇头，“至多也是暂时撤退！”
“嗐！你们两个人啊！暂时，也是好的嘛！”欧阳慧是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她说：“包括你们俩人的事，你们这么沉得住气地等，我也不能理解。好了，先不说这些了。这么多蜻蜓，没准要变天，我得去张罗一下，这里靠江堤太近，我早就给那几位饭桶经理说过，他们只当耳旁风。我们胖子就够水裆尿裤的了，没有想到他们更差一个成色！唉……”说完话，她急急忙忙要离开。
“我爸在哪？欧阳！”
她朝头顶一指，转身便抓住那辆被视作王牌的进口大翻斗车走了。吕莎和刘钊仰起头，朝大厦的最高层望去，只见韩潮和其他几个人——想必是公司几位副经理了，这种场合总是要出头露面的——正凭栏眺望。吕莎心里琢磨，果然是一篇小说，无论是上马下马之争，条条块块之争，引进与反引进之争，先进与更先进之争……这些目前流行的题材里，最后的裁判权，总是掌握在尾声才出现的、一位级别更高的正确领导手里。他坚持真理，他扶正祛邪，他说许多发人深省的话，他凭他的职务（假如矛盾的双方是处级，他必须是局级；要是争持不让的两个人是局级干部，他就一定是部级）作出了终审判决，谁是谁非，该赏该罚，都一一获得了正确到极点的结论和处理。
临江大厦工地的事情，似乎也是按照小说的路子在进行呢！
她当然不信，然而，又不得不信。生活中有时是会发生这样情况的：也许会有这样一些同志，一开始，可能思想不通，产生一些抵触情绪，对新事物有种畏惧感。但他本质是好的，是兢兢业业工作的，是好同志、好干部，再加上形势逼人，领导和群众上下鼓劲，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慢慢地由不动而动。尤其是尝到改革的甜头以后，说不定后来居上，会干得更出色些。在临江，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也是为数不少的，要不然，刘钊也不会有这么多共同语言的同志了。应该允许有一个观察过程，适应过程，熟悉过程嘛！
“然而丁晓是这种人嘛——”吕莎瞅了一眼刘钊。
刘钊是有名的把人、把事情都往坏里想的主，这一回居然出乎意外地没有表态，而且回忆遥远年代里，在屯子里当土改工作队的情景。“那时候你可真是个小姑娘咧！恐怕不会知道的，那些老财，为了应付共产党，还搞过明分暗不分，来欺骗我们咧！”
“啊？……”我们的记者怔住了。
她到编辑部点了个卯，回到花园街五号，阿姨悄悄告诉她，大宝已经送到教授家去了；等她来到地下室餐厅里，见到韩潮、吴纬、刘钊已经坐好，三缺一就等她的时候，她真的感到前景是那样光明，希望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正随着形势转好，愈来愈接近那目的地了。她想起刘钊许下的愿：“半年，不，三个月，哪怕过了这最紧张的一段呢！”瞅着坐在对面的他，还在没完没了地商量着接见洋人的细节，便不由得在心里吟哦着录音带上罗缦唱的那首意大利歌曲。
啊，海洋等待着黎明，
潮汐，她等待着曙光，
只要你不失去最后的向往，
远处阳光下的白帆——
会带来你最初的希望……
她笑了，心想：“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干吗幸福之神总把脸背对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