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岑立昊反思，那天在聖彼得堡同考夫特那一番唇槍舌劍是不是多餘了，是不是自己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尤其是魚死網破同歸於盡之類的話，說得有點過，有點像賭氣，還有點像潑皮無賴破罐子破摔，顯得很沒有風度。
反思的最終結果是否認。他覺得他是對的。盡管考夫特表現得文質彬彬，但是他畢竟是軍人，軍人看問題必然要站在軍人的角度，兩個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信仰的軍人站在一起，一句話不說就是一種較量，一個動作不做也是對峙。在對峙的過程中，警惕是必須的，捍衛尊嚴更是必須的。
但是他又不能不承認，軍事實力和軍事科技的差距，歸根到底來源於文化的差距。是啊，在許多國家都在忙活發展軍事科技的時候，我們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幹什麽？他想起了十年前在彰河的厚冰上麵同林林關於“臥冰求鯉”的對話，也許，他們在臥冰？這大約就是傳統文化非常可疑的一麵。類似臥冰求鯉的故事在中國不僅普遍，而且流傳甚廣，人們在認同“求鯉”的崇高的精神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認同了最愚蠢的辦法——“臥冰”，即便是認識到“愚”，更看重的也仍然是“孝”，因此對“愚”表示理解和同情乃至欽佩，而沒有在辦法上加以拷問和批判，更沒有引發要改變這種辦法的思考，津津樂道於所謂的“精神”而麻木於“辦法”。抵禦八國聯軍侵略可謂英勇，但是麵對堅船利炮和來複槍，他們身上畫著奇禽怪獸，臉上塗著豬膽雞血，嘴裏喊著“天神保佑，刀槍不入”，結果一排排、一堆堆地倒下了。精神可嘉，作法可悲啊！
考夫特說，一個國家如果過於看重社會科學，就會過分地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爭鬥而淡化了人與自然的爭鬥，自然科學越是不發達的地方，社會科學就越是發達，但這種發達的社會科學不包括藝術，藝術同自然科學緊密相連。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