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得以輕鬆自如地在花香中審閱來稿，是因那時中國文壇正當思想有所解放的早春天氣。
自從1956年初，秦兆陽接任副主編以來，《人民文學》感受時代風氣之先，多次在“編者的話”中表示：“支持作家們和批評家們在文學道路上作各種各樣的探索”，“主張政治性與藝術性統一於藝術的真實性之中”。就在我上班後，刊物同期發出兩篇文章——秦兆陽倡導藝術規律的專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王蒙揭示現實弊端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強烈社會反響。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為文藝事業的繁榮與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天地。於是，一夜春風花千樹，萬方鼓舞現生機。《人民文學》走在前列，推出了一係列革新之作。
正是在這樣的氣候裏，李國文以他那憂國憂民為核心的藝術良知，演化成為出手不凡的精美文字。我猶如探礦者尋找到豐富的寶藏，急切地要發掘更貴重的珍奇，當即寫信請他把手頭所有成稿悉數寄來，以求集束推出，取得轟動效應。
作為李國文第一批作品的第一個鑒賞人，我至今還記得那六篇小說的名字和大致的內容。它們是：《童心》、《出息》、《鄰居》、《巧遇》、《初戀》、《改選》。其中最出色的《改選》，寫一名老工人的性格與命運——
“按照工會法的規定，這一屆工會委員會已經任滿了，如果再不改選的話，除非工會法有了新的章程”。現任工會主席為了爭取連任，要做一篇精彩報告，“提出兩化一板的要求。條理化、數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緊的是樣板”。而工會委員老郝，隻顧給過世的老工人“選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報告所需要的樣板。
“起初他當工會主席，那份熱心腸待人是極好的”，隻因在大會上“照著現在的主席、當時是工會幹事草擬的文稿做報告”，念錯了詞，“被改做了副主席”。後來又因做了這樣那樣有違上級意圖卻有利群眾需求的事情，“隻讓他掛上個委員的名”。這一回，則幹脆把他從候選人名單上取消了。但是，工人們不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