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考據癖的先生，做過這方麵的研究沒有？中國人是個喜歡沒事找事的民族，我真盼望有勇敢者告訴我，到底是先有桌麵下的“抽屜”呢？還是先有我們衣服上的“兜”？
但可以肯定的，最早在頭腦裏形成“抽屜”想法的發明家，也許是魯班，也許是魯班的師傅，大概是受了人們衣服上兜的啟發，給桌子裝了個口袋。要不，就是最早的裁縫，被木匠師傅影響了，幹脆在衣服上，縫一個類似抽屜，可以放東西的兜。人，就是這樣互相受到啟發，然後又各領**。文學世界也不例外，你來新體驗，我來新狀態，他來新表現，像流行性感冒似的，很快就傳染上了。所以，在這個世界上，很快每張桌子，都裝上了抽屜，而每一家的大大小小的“抽屜”，也可以說是每個家庭的“兜”。至於兜裏裝了些什麽值錢的和不值錢的，見得人的和見不得人的東西，那就因家而異，各各不一了。
抽屜是一部彼此不相幹的先鋒小說，是一部哭笑不得或者欲哭無淚的曆史書。
不過，假如哪一天你老婆不絮絮叨叨，你上司不諄諄教誨，你鄰居不偷偷窺視，你簡直想象不到的一種新體驗，一種新狀態，那就是翻開這些不常翻的抽屜，你會發現那裏麵，簡直是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
那天，我找到老眯，為一位辦婚姻家庭雜誌的朋友，要他的一篇千字文，作卷首語。卷首語者，就等於是社論，而社論者，又等於是教誨，而教誨者，沒有真理是不行的。老眯，我過去的同事，恰恰就是專寫社論，既有教誨，又有真理的一把好手。朋友找我來約他撰文，看中的，也正是他不怎麽費力氣，能說出許多正確語言的特長。
他在電話裏告訴我：“已經寫好了，你來取走吧！”
我們兩家，相距不遠，兩站地的樣子，我就走去了。此公筆鋒甚健，昨天電話裏跟他敲定的，今天就交稿了。其實兩三千字，對老眯而言，不過是援筆立就的事。難怪當年我們倆在報館同事時，他被目為倚馬可待的才子了。那時，配合上頭精神的社論，無不由他來執筆。要兩千字，就兩千，要三千，就三千。有時主編來情緒了，老兄，來個通欄吧，五千！你放心，兩三個鍾頭以後，一篇社論拿來了，決不少於四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