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於形勢，《人民文學》不得不在八月號上刊出一封工會工作者的來信，對《改選》進行批評。但那意見卻是這樣的——
“無可否認，官僚主義的工會主席，在現實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選》中的更壞。作家有權力拿起犀利的筆，創造出生動的形象來刺一下這些官僚主義者和揭露批判這些工作中的缺點。能夠擊中要害，刺得狠點兒也完全應該。”但他覺得這篇小說不甚成功，因為那位“威風而又渺小的主席，一個扶搖直上的人物，除了他個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環境應該也是個重要因素，而作者對這一點卻絕少敘述。”
這“批評”竟要求對官僚主義者“所在的環境”進行更多的揭露，豈不是跟當時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馳！於是，在反右時被看中、成為“左派金棍子”、後升為“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跳出來“批判”了。《人民文學》七月革新，被指斥為“毒草”專號。對《改選》，另有一位文學界內“懂藝術”的權威人士，“揭露”它思想上“隱含敵意”。在那個各單位按比例抓“右派”的特定年代，對於一名剛出世的年輕業餘作者，如此“罪狀”足以置他於死地了。
然而，這還不夠，反右派擴大化的指向，並非僅限幾位業餘作者，而是殃及著一大批有知有識有才有誌之士，包括當時主持《人民文學》的一些編輯和刊物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國文隻是這總體中的最後一名，他倒黴就倒在藝術的出類拔萃和際遇的恰逢其時。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後又被專題討伐。1958年9月號刊物上，發出一篇署名馬前卒的文章《一株攻擊黨的領導的毒草》——
“作者是要告訴我們：‘你們瞧吧，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廠和工會，一個關心群眾疾苦、有廣泛的群眾聯係、並且得到群眾愛戴的黨員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種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級，專拿運動來整人，自己做錯了事把責任推給別人的黨的領導者的打擊和排擠。這樣，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還有活路嗎？”“作者在這一篇小說裏，塑造了一個擁有廣大群眾的黨員老工人的形象，處處和所謂‘官僚主義者’鬧對立，盡量醜化工會主席。這是用精心的結構和經過仔細推敲的語言，來裝扮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來，不是誰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的創作企圖的。我們看了這篇小說後，可以肯定地說，這隻有是反革命分子才會這樣來看待我們的工會領導和工會工作，才會這樣仇恨我們黨領導的各項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