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國文那裏，“文”字所代表的，不隻是文品，首要在人格。而要論及人格，首先該把作家群中兩類人物區分出去。一是非文學因素或撞大運機遇而躍上文壇的袞袞諸公，一是“不比小市民好到哪裏去，甚至更下作、更無聊、更淺薄”的“衣冠楚楚之輩”。前者徒有虛名而無實績，後者早被《如此這般》嗤之以鼻。彼等人格，不在此議。而就在那清名人望的作家群裏，李國文也該算德高望重、人如其文的“老大哥”，被尊為文壇之“活佛”與“俠客”的。
四十年前初見一麵，他給我的印象是老實憨厚，二十年後再次相會，他給我的感覺依然是仁者與忍者的融合。歲月風霜在他臉上，沒有留下愁苦痕跡。他那碩大圓潤的臉盤上，永遠綻放著長者與智者相交織的祥和笑容。這在當今文壇老中青三代人心目中，都是可以親近，能夠信賴，值得敬重的。
因我疏於交往，我和他的聯係，會議見時多於家訪，電話交談多於麵晤，所以我對他的了解，遠不如作家評論家對他的認知。我聽說他的家，時不時就成為作家特別是外地來人聚會的場所。人們願意到他家去，在他麵前坦露心跡。他會給任何人，尤其是心路文路都還正而又有才智有潛力的年輕人，盡其所能的熱情幫助。
將來總會有人給他寫評傳的，我僅作為編輯為其人格作證。1985年他應邀撰寫《編輯與我》，“念念不忘”我對他的“發現”，稱我是使他“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個擺渡人”。而當年正因我之選出《改選》，使他“才一登岸，便跌進深淵裏去了”。我對他的命運曾起負麵作用，他卻隻從正麵領會，“決無半點嗟怨，從來也不曾埋怨過。”他記著的是：“希望別人成功，幫助別人成功，這是一個真正的編輯無與倫比的美德，崔道怡是這樣的人。”但我知道，任何人，隻要稟賦作家基因，總會走上文學道路，至於這一過河者遇到那一擺渡人，確實隻是一種緣分。然而我更清楚，具體到李國文這一位作家，對待我這一名編輯，“經曆了漫長的甚至慘淡的歲月之後”仍不忘卻，這種感情又不隻是緣分二字所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