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生大年初一上午熬糖稀做糖葫芦，吃了午饭就推着车出门了。
在这座城市里，陈道生没什么亲戚，也没什么朋友，父亲当年是从苏北讨饭过来的，母亲也是乡下的，双亲过世后，跟娘家亲戚也少有联系，穷人没时间交朋友也交不起朋友，最好的朋友刘思昌都已经逃到了国外去了，也不知他新年的日子里是否还记起了陈道生和那一箱子钞票，钱家珍去了哪儿并不重要，反正不离婚跟离婚也差不了多少，日子过得比两个陌生人还要糟糕，陌生人还讲个情面，他们之间不仅没有情感，连情面也早就没有了，女儿年前来过信说在那边过得很好，没干了几天种草的活，就被抽到“新岸艺术团”做了演员，又唱歌又跳舞，年底到其他劳改农场慰问，还给她们吃炖羊肉，信中的小莉在风沙弥漫的戈壁里圆了自己的艺术美梦，这让陈道生很安慰。大年初一早上，陈道生很容易对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和重点人物进行适当的想象和回忆，而想象和回忆就像是辣椒酱，不沾它没味，一沾它又辣得满脸是汗，所以陈道生也没怎么多想，大约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早上起来后炸了一挂鞭炮，听了一会收音机，丢下饭碗就开始做糖葫芦。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巷子里落满了鞭炮的碎屑，陈道生踩着阳光和一地的鞭炮残骸推着自行车叫卖到了市政府广场，一台文艺演出正在广场上轰轰烈烈，锣鼓声歌唱声惊天动地，简易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派普天同庆幸福美满的景象，推着车卖糖葫芦的陈道生发觉这种景象与他毫无关系，他像是混进来的，或者是非法入侵者，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让他很后悔出门卖糖葫芦，然而买卖出奇的好，不到一个小时，两百串冰糖葫芦被孩子们哄抢一光，这让他灰暗而失败的心情稍有安慰。
钱家珍年初五晚上回了一趟了76号大院，大院里的男女们见了面都还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尽管人们对钱家珍有看法，但大过年的，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宽容，“去无锡表姐家过年了？”钱家珍说，“没有，过年我在加班，工作特别忙。”有人问，“你有工作了？道生没说呀！”钱家珍说，“我的工作不能对外说，是国家机密。”院子里人觉得钱家珍神经有毛病了，就不再接话。钱家珍穿得花红柳绿的，眼睛眉毛描得很黑，而嘴上又涂了太多的口红，像是刚喝过血一样，孙大强女人韦秀兰拉了拉孙大强的袖子，“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活脱脱一个婊子模样。”孙大强虎着脸说，“你嚼舌头根子！”
钱家珍进屋后关了门，陈道生放下手头正在洗的山楂，没说话，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钱家珍从怀里掏出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手里拿着一支已经拧了帽的圆珠笔，“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债务我也不背，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就签字。”陈道生简单地看了几眼，然后接过笔很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最后一笔用力一顿，站得稳稳的，签名的感觉像是还了一笔债务一样轻松，他发现居然对一桩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一点留恋都没有，这让他心寒，为自己心寒。
钱家珍没坐，她弯着腰趴在桌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她写的字笔划杂乱，偏旁部首四处流窜，像是跌倒在地的人手脚乱舞。钱家珍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轻轻地放在桌上，“这是我的工资，你先拿着用，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一个人了。”说着眼睛里竟然流露出一些伤感的情绪来，陈道生将钱拿起来塞给钱家珍，“你的钱我一分不要，你留着自己花。家里的祸是我闯下的，理应我一个人扛，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钱家珍将钱又放回桌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下来了，“我也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女人，这么多年穷日子我都跟你熬过来了，眼下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三十万的债，我不被逼死，也会被逼疯，不是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我是不会离的。”陈道生脸上依然是逼人的冷静和镇定，他说，“离婚的责任在我，是我没有操持好这个家，你就不要多说了，我只是担心你再走我的老路，被那些看起来忠义慷慨的人骗了，你说你的工作多么重要，连说都不能说，那除非就是贩毒，你要是走上那条不归路，那你以后比我还要惨。”钱家珍说，“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当年我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受过教育这么多年，违法乱纪的事，伤风败俗的事是不会干的，我只能透露一点给你，我是在为国家做机密工作，你不要多打听。”陈道生说，“你又有什么能耐做机密工作？谁相信呢？”钱家珍一听又跟他吵了起来，“你这么小看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只配卖糖葫芦？我比你强一百倍。”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说着拿起一份离婚协议书就走，陈道生追出去将一千块钱硬塞给钱家珍，“你要是有心的话，就寄给女儿去吧！”
第二天是年初六，上班的第一天，一大早八点钟，陈道生和钱家珍准点来到了民政局，陈道生是推着糖葫芦来的，他想办完手续后就去卖，下午他还想再卖一趟，现在一天两趟最少能卖三百串，一天有三四十的纯收入。见了钱家珍，他问昨晚在哪儿住的，钱家珍说在单位宿舍，陈道生说，“双河就这么大，你什么单位神鬼兮兮的？”钱家珍也没好声气，“叫你不要问你非要问，还像个男人吗？”陈道生说，“我不就是担心你上当受骗嘛！”钱家珍很轻视地斜了他一眼，“你用不着咸吃罗卜淡操心了，上当受骗是你的专利，三十万都能白送人。”陈道生看了看钱家珍，哑口无言。
两人一肚子怨气走进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互致新春问候，一听两人是来离婚的，他们就抽出相互握着手各就各位了，工作人员很怀疑在看着两个穿着尖锐对立的男女，看了离婚协议书，又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新年里最不该问的话，然后很无奈地直摇头。办手续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年婚姻二十分钟就完了，两个绿本子的离婚证就像是刻满了婚姻失败的两块墓碑。
走出民政局大门，陈道生说，“我走了！”还没等到钱家珍回应，骑上车就去卖糖葫芦了，钱家珍看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身后盛开的糖葫芦很鲜艳，她驻足不到半分钟，掉过头往向反的方向走去。他们办离婚的手续的过程很简单，简单得有些枯燥，分手时根本没出现那种依依不舍或旧情难忘的感人场面，好像一笔勾消的不是婚姻，而是灾难，夫妻到了这个份上，实属情断义尽。
穷人的婚姻不仅是朴素的，也是原始的，与浪漫毫无关系。
年初七一大早，陈道生去市二院血库卖血，抽血的大夫说不要血了，陈道生有些急了，“是不要血了，还是不要我的血了？”大夫戴着口罩依然很含糊地说，“不要就是不要，没什么可说的。”陈道生说，“大夫，求你了，大过年的，不到走投无路，我哪会出来卖血。”他想跟女大夫具体说一说自己的走投无路的处境，可采血女大夫却埋头整理血袋，将另一个卖血的年轻人带进了采血间，陈道生以为自己是不是每星期抽两次的违规采血被医院发现了而拒之门外，可他自己从来没对任何人泄露过这一机密。看着采血女大夫转身离去的白色背影，陈道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很失落地走出医院大门，城市阴暗的角落里，腊月里的残雪顽固不化，它们潜伏在有利的地形里，正在抵抗着阳光最后的销蚀。他想是不是去其他医院看看呢，可其他医院又不认识人。
陈道生站在马路边挪不开脚步，他不知道双脚迈出后的去向是哪里。这个新年的早晨陈道生无比郁闷。
一队敲锣打鼓踩高跷、扭秧歌、挑花车的队伍穿着花红柳绿的服装涂脂抹粉地经过陈道生的面前，陈道生被化妆后青面獠牙的表情的吓得连连向后撤退，锁呐尖啸地吹奏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曲子，吹的人和看的人脸上都弥漫着希望，只有陈道生很失望，他觉得自己混迹其中，严重败坏了过年欢欣鼓舞的情绪。他一扭头，转身钻进了临街的一家设施陈旧的澡堂子里，服务生招呼陈道生，“老板新年发财，几位？”陈道生很慌张地支唔着，“我不洗澡，参观参观！”服务生肩上搭一条白得有些发黑的毛巾，插科打诨了一句，“参观**？票价很贵的哟！”
于文英从乡下过年回来后，找到了陈道生，她给陈道生带了一包花生糖和半爿腌猪肝，陈道生给了于文英两串糖葫芦，于文英随口问，“婶子还没回来？”陈道生说，“离了。”于文英刚咬了一口糖葫芦，山楂卡在牙齿之间凝固不动了，来不及嚼咽下，她哽着脖子，“还真离了？”陈道生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色封面的“离婚证书”扔到桌上，“院子里还没人知道，说起来很丢人。可有什么办法呢，跟着我也许连下辈子都要受罪，趁着还不算老，找个吃饱饭的人家，省得跟我在一起天天夜里做恶梦。”于文英问，“债务也不承担了？”陈道生说，“祸是我闯下的，不该连累到她的。”于文英望着陈道生平静地说着这件事就像是说着古代的事情一样，风吹得粗糙的脸上呈现出刀刻的轮廓，她第一次发现瘦弱的陈道生棱角鲜明，男人的骨头坚硬地支撑着血肉。
于文英没再问下去，她告诉陈道生，今天去表妹赵文丽家玩，赵文丽说医院里重症病房男护工紧缺，虽说活累，但比风吹日晒要好得多，每个月最少八百块钱，要是遇到有钱的人家都能给一千，陈道生问赵文丽说了什么没有，于文英说没有，也就是闲谈中说起这事的，“我倒觉着你可以去干一段日子，挣了钱不必全都还债了，每个月留一两百块钱，过一两年，再凑点钱，想办法做店铺生意，要是选项对头生意好的话，一年赚个三两万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快餐店一年都净挣七八万。”陈道生眼下没本钱做店铺生意，而且再也借不到钱也不能借钱了，听于文英说得在理，他就答应去市二院当护工，“只要收入高，每个月能还上几百块钱，再累和脏的活我都不怕，不要说守着活人了，就是到太平间守死人我也愿意。”陈道生要做的护工说其实就是医院和病人家属临时雇用的男护士，拔高一点说，也算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项工作，而且一千多块收入跟他卖血和卖糖葫芦加起来的钱几乎就差不了多少了，再说市二院又突然说不要血了，他也没别的路可走。
于文英带着陈道生去见赵文丽，赵文丽为了掩饰他没有向于文英泄密的真相，一见面就说，“你的胃病好了吗？当男护工身体要能扛得住才是。”陈道生说，“胃病早好了，赵大夫，让你费心了！”于文英也跟着一起装糊涂，“表姐都是副教授级别的大夫了，看个胃病还不小菜一碟。”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起来。
赵文丽将陈道生带到院长办公室，院长衣冠楚楚地正坐在办公桌边苦思冥想，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见来人了，院长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很平易近人地向陈道生伸出手，陈道生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敢跟院长握手，而是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院长善解人意地笑了笑，然后借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反复打量陈道生，像是仔细推敲刚买来的一件医疗设备，“乡下的农活安排好了吗？家里人思想都想通了？当男护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赵文丽急忙打断他，“院长，你说错了。”当得知陈道生原来是国营双河机械厂材料设备科正式工而且还当过市里劳模的时候，院长当即上前一把紧紧握住陈道生的手，“太不容易了，你太有觉悟了，如果全社会都有你这种境界，我们医院的工作就不会被动了。只是委屈你了。”陈道生感动于一种知遇之恩，他表态说，“工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望院长多多批评指正。”院长说，“哪里哪里，你干这个工作屈才了。双河机械厂好端端的一个国营大厂，就这么被资本家吞并了，而且那个港商还不是个东西，嫖娼嫖死了，你知道这件事吧？”陈道生脸红了，他像被抽了一耳光一样，疼痛难忍，他支唔着，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陈道生做重症病房男护工，是医院代病人家属雇佣的，工钱是医院、病人家属、陈道生共同商定的，由病人家属在医疗费中支付，医院代发给陈道生，这样免得扯皮，陈道生每个月去签字拿钱，这感觉就像是当初在工厂拿工资一样，很体面。陈道生忽然产生了一种找到工作有了单位的尊严。
然而男护工的尊严是非常有限的。
穿上医院发的白大褂就像穿上了军装一样，陈道生一开始都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有点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护士，自已与她们走在一起，像是四里河的那些假冒名牌服装一样，人家是正式工，他不过是一个临时工。不过，这种感觉很短暂，因为陈道生知道自己是为挣钱而来的，而不是为名份而来的，他挣的钱比正式工女护士们多两倍还不止，当然他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比她们辛苦十倍也不止，而且他的工作走钢丝一样的悬乎，病人不满意，可以随时不要他，他是病人家属花高价雇来的，等于是病人的男保姆，丢掉饭碗就像丢掉一分钱一样容易。
陈道生被医院护理部的一个年龄偏老的老太太带到了重症病房进行现场培训，如何喂药、喂饭、喂水、塞尿盆、端屎、翻身、推轮椅、擦鼻涕、穿袜子、剪指甲、捶胳膊、捏肩、搀扶、抱坐，老太太对陈道生说，“端尿的时候，两手从腋下抱住，一定要轻，但又不能太轻，重了患者受挤压尿不出来，太轻了患者会因缺少支撑而尿不出来，要恰当好处，懂吗？”老太太教了一上午，陈道生进步很快，他觉得这工作虽然很细致，但难度肯定没有比做糖葫芦大。
重症病房里都是一些中风、脑瘫、车祸重伤、严重烧伤、打架斗殴断腿缺胳膊脑袋开花，以及各种癌症晚期为主的男性患者，护理非常困难，医院里的护士只负责打针换药吊水，端屎端尿这类的护理工作女护士是不干的，一般的家属都干不了或没时间日夜守伺候，这时候陈道生就变得相当重要了。这类患者的前途是，要么走不出医院，走出医院也就是成群结队的残废人，陈道生护理的就是这些离死亡最近，离正常生活最远的病人。
重症病房的门实际上是连着火葬场的一道后门，病人也就是火葬场首选客户，所以走进重症病房的陈道生感觉跟走进火葬场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情让他最初很多天里都无法吃下饭，整天面对病人蜡黄的脸和扭曲的表情，源源不断的口水鼻涕还有很困难地咳嗽着吐出的痰，随时失禁的大小便，重症病房里闻不到药水的味道，终日弥漫着的是恶臭和腥臊刺鼻的气味，这里不像病房，更像是一个无水冲洗的旱厕，一开始陈道生伺候病人后总要跑到厕所里一气呕吐，胃里倒海翻江，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于是他就对着自来水龙头猛喝一气凉水。病人家属工作忙是一个理由，而受不了这夜以继日的呻吟嚎叫与无休无止的屎尿应该是一个最真实的理由，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在只剩下陈道生这个外姓的最忠实的孝子。高工资需要付出高代价，这很公平，陈道生没什么可说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伺候好病人，让病人家属像满意孝子贤孙一样满意他站在病房里双手的屎尿的形象。
护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细心耐心和付出爱心就能做好，陈道生能很快做得顺风顺水，关键在于他把每一个病人都看成是他父亲，哪怕年轻的也是如此对待，解决这一心理问题类似于一个革命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与阶级立场，当然陈道生觉得父亲给了自己生命，儿子本来就欠父亲的，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可他面前这些躺在病**的“父亲”们给了他这个城市里最高的报酬，他也欠他们的，所以他的伺候是报答是还债，确实挣来的钱就是用来的还债的。陈道生思想问题解决得很好，护理就做得更好，所以病人家属和医院对他都很满意，他的忠于职守无微不至让病人家属感动得请他吃饭，送给他穿旧了的皮鞋与大衣，一个癌症病人死了后，家人悲痛欲绝中还没忘给陈道生送了一条“牡丹”牌香烟，医院院长说，“到底是国营大厂出来的，受过党和政府多年培养，素质就是不一样。”赵文丽也为自己推荐了优秀人才而沾沾自喜，“要是你老陈是正式工的话，都可评我们院的先进了。”陈道生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我当年是全市的先进。”一身洗不净屎尿味的陈道生流露出一些志得意满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夏天的时候，陈道生伺候了一位年轻的重症病人，年轻病人比老年病人相对要好伺候些，他们只要能睁开眼，撒尿端屎就容易得多。这个年轻病人最初一连好多天都没清醒，每天都是医生进进出出的，打针吊水量体温，他的母亲在一边不停地哭，哭累了就骂，“公安局要是不枪毙凶手，我就不活了。”陈道生隐约知道年轻人是打架时被打烂了脑袋的，至于为什么打架他就不知道了，年轻人做了头颅开腔手术，还有一两块碎骨还没取出来，陈道生这段日子的工作就是为昏迷中的年轻人换“尿不湿”布片，每天用温水洗一次下身的腥臊和恶臭，相对来说，不喂饭喂水喂药，也不用随时听病人使唤和调度，比较轻松。只是陪夜的时候，隔几分钟就要把手放在病人鼻子处检测一下呼吸是否均匀，要是间歇式地不稳定，就得立即叫值班医生来，最初两个晚上，后半夜的时候，陈道生发觉病人的呼吸像自来水管坏了一样，断断续续地，他冲到值班室叫医生，“不好了，好像不行了！”医生冲进灯光惨白的病房，手试了试呼吸，又翻看了看病人的瞳孔，“好好的，你叫我来干什么？”医生不高兴，陈道生不安地搓着手，“刚才有些不对头，我怕出事。”医生说，“你怕出事，我就不怕出事？”医生很沮丧地走了，陈道生站在灯光下又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不对头，他又去叫，医生来看了，还是没事，那位戴眼镜的值班医生眼睛通红的，“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怎么会说死就死呢？你存心不想让我打一会瞌睡，要是再乱喊乱叫，就让医院把你开了。”陈道生连忙拔出一支烟，一脸内疚，“大夫，我不是故意的，真对不起你！”医生没接烟，打着哈欠走了。陈道生拿着一支苍白的香烟，脸上一样的苍白。这份工作要是丢了，他到哪儿去挣千儿八百的。后半夜，他坐在椅子上，丝毫不敢打瞌睡，过两三分钟检查一次病人的呼吸，被医生一训，病人的呼吸居然正常了。
一个月后，年轻人又做了一次颅内手术，取出里面的碎骨残渣，人很快就醒过来了，染得金黄的头发中间开了一道缝，左右看起来并不对称，蜡黄的脸也像染过一样，与头发的颜色浑然一体了。醒过来的年轻人脑子受了些刺激，经常做出一些狂躁的反应，喂饭喂水的时候常常猛地胳膊一扫将饭菜和水洒了一床，陈道生赶紧为年轻人换衣服和床单，嘴里说着，“你不为自已着想，也得为父母想想，你一个人出事，一家人都不得安身。”陈道生想起了女儿小莉，小莉坐牢让一家人一条街的人从此暗无天日。黄毛并不答话，他闭着眼睛喘气。
一个闷热得连床腿都在出汗的中午，黄毛在睡午觉，陈道生准备将搪瓷尿盆里尿端出去倒了，天太热，黄毛喝水太多，加上吊盐水，一个小时最少要撒三泡尿，他从床底上拿出尿盆刚刚站起来，睡梦中的黄毛突然一骨碌坐起来，摔手就给陈道生一拳，“操你妈的，我要把你剁成肉酱！”陈道生本能地用尿盆去挡了一下，尿盆里的尿泼翻在陈道生的身上，黄毛看也没看，倒在**闭上眼睛又睡了，嘴里喘着恶气。陈道生说，“我是做护理的，不是让你出气的。”黄毛的母亲从家里赶过来给儿子送西瓜，见陈道生对着儿子说气话，就嚷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我们花大价钱是请你来伺候我儿子的，不是让你来教训他的，你不够资格！”陈道生不说话，手里捧着尿盆站在病床前，黄毛母亲看见陈道生一身的尿，也知道了几分，不凶了，她说，“我来看着，你去洗一洗吧！”
陈道生去厕所水龙头边洗了尿盆，再脱下衬衫和裤子洗干净，裤子口袋里半盒香烟也被尿泼湿了，有两支没湿，陈道生拔出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也传染上了臊味，他犹豫了一下，扔进了垃圾筒里。穿上潮湿的衣服回到病房，黄毛的母亲给陈道生递过一片西瓜，陈道生没接，站在吊扇下吹衣服，黄毛也醒过来了，正啃西瓜，他对陈道生说，“让你吃西瓜又不是吃人，不要客气，你这人还挺够哥们的！”陈道生接了西瓜想说我跟你是哥们，你是我儿子辈的，没说，忍住了。医院有规定，临时护工只要病人家属不满意，随时更换。
黄毛母亲对陈道生说，“这孩子从小就没受过气，这次遭了这么大的罪，脾气有点不好，你不要跟他计较，听到了没有？”像是建议，又像是命令，陈道生点点头说，“听到了。”黄毛的母亲见陈道生很听话，就跟他谈起了乡下收成的问题，口口声声说你们乡下靠种地挣两个钱太难了，当护工虽辛苦些，可总比田头晒太阳好多了，你看这天多热。
城市医院里当男护工的都是乡下人，城里的男人饿死也是不会干的。所有病人家属都把陈道生当乡下人，没人怀疑过，祖籍乡下的陈道生从来也没辩解过，对城市身份的辩解只能让别人内心里更加瞧不起他。
陈道生心里有些苦闷，他就抽空找于文英去说。
于文英是上个月底到市二院食堂当临时工的，红蜻蜓快餐店关门了，是非正常死亡。那天几个小混混来店里吃饭，吃完了不付钱，于文英不让走，一个小混混就顺手摸了一把于文英胸脯，说，“跟我睡一觉就付钱，行不行？”于文英抄起铁勺子就砸过去，一个小混混头就出血了，几个小混混蜂涌而上，店老板带着员工从后堂冲出来与小混混们打成一团，见店里饭菜桌椅玻璃碎片乱飞，客人全都没付钱就跑了，店老板急了，他拿起一把菜刀往冲在前面的小混混劈头一刀，血喷如注，小混混软软地瘫了下去，像香港武打片中的倒地的慢镜头。众混混一看全傻了，扔下手中的桌腿棍棒，拔腿就跑。警车拉响警笛冲了过来，将头脑开裂的小混混送进医院，将店老板带进了刑警队。店老板因故意伤害罪被逮捕了，赔了十二万医疗费后，店就倒了，店老板年轻漂亮的妻子也从此下落不明。于文英失业了，表妹赵文丽让她来市二院食堂烧饭，虽然只有三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但就餐的都是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工作量不算大，人也比较安全。于文英想到陈道生也在医院当护工，就一口答应了，她对陈道生说，“真没想到，我们又到一起上班了。”言下之意是还真有些缘份，陈道生倒没往缘份上想，他说，“我这个人像是一个克星，谁跟在我后面谁就倒霉，服装店让你吃足了苦头。”于文英说，“我命中就注定了跟倒霉的人在一起，你看黄奇……”她没说下去，将死去的丈夫黄奇跟陈道生联系在一起是不合适的，陈道生只当作是口误，也没怎么在意。他时常来食堂买一份最简单的饭菜，五毛钱左右，于文英总是多打些菜给他，趁着人少的时候，就说一会话。
陈道生这天将黄毛的事说给了于文英听，于文英听了后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好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于文英心有余悸地说，“你干到年底不要干了，留点钱，来年做一点生意，我到时候再凑一点给你。这活太腌臜人了。”陈道生说，“生意是不敢再做了，现在我一个月还八百块钱，还一点就少一点，要是生意再砸了，那就真的下辈子也还不起债了，再说我欠你那么多钱，哪能再借你的钱。”陈道生现在每月能拿一千块钱，因为他每天都陪夜，所以就多得二百块，每个月还了钱后，看到三圣街街坊们满意的笑容，陈道生心里要轻松好几天，还一百块钱就像端掉鬼子的一个炮楼一样，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他这么多年，什么酸甜酸苦辣的感觉都领教过了，就是没享受过胜利的感觉。陈道生跟于文英关于未来出路的对话已有过很多次，每次也就是说说而已。诉说的本身比诉说的内容更加重要。这天陈道生诉说完临走时，于文英突然问，“你护理的那个黄毛是不是在快餐店闹事的那个混混？他可把我们老板害惨了，你要是服侍那个流氓也就太恶心人了。”陈道生说，“我也不知道，更不好问。躺在病**的都是病人，而不是流氓，就像到火葬场的都是死人，而不是什么名人伟人商人敌人。只能这么看，不然我一天都干不下去。”
黄毛快要出院了，下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又在等着陈道生上岗了，晚期癌症病人一进重症病房，基本上也就准备到火葬场登记姓名了，半年时间陈道生护理了三个癌症病人全都走了，短的十来天，长的一个多月，生离死别的时候，陈道生总是很伤感，因为他的护理不是把一个人护理出院，而是护理进火葬场，这让他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了怀疑，其实送终也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工作，但陈道生有时候脑子拐不过弯来。当看到死者被白床单盖上不再呼吸的一张脸时，他的一生也就被抹得像白布一样一无所有，陈道生觉得人活着真惨，挣扎奋斗了一辈子，只冒出一串烟留下一盒灰，所以每个在他面前死掉的患者都好像是自己，也像是自己的亲人。基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心理，陈道生宁愿伺候打架斗殴车祸致残的重症病人，他的护理有可能让他们活着出院，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所以黄毛出院时，他那在一家公司当副总经理的爸爸要请陈道生吃饭时，陈道生愉快地答应了，因为黄毛毕竟是他护理的第一个活着出院的重症病人，这让他感觉到了护理不仅能挣高收入，还得到了尊重与承认，这是一种价值。人是需要价值的，陈道生当然也不例外。黄毛虽然病重期间态度烦躁而粗暴，可脑袋缝好了，人也出院了，情绪就特别好，他不停地给陈道生递烟，“你真的挺哥们的，我喜欢你们乡下人。以后要是没混了，让我爸给你找份好差事，跟我们混是混不出名堂来的，搞不好还要吃官司。”
陈道生将这一喜讯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也为他分析的理由而高兴，她说，“能不能带我一起去？”说完这话，她又沉默了，怎么带呢，你是陈道生什么人呢？陈道生说，“也行，你是食堂工作人员，也算为黄毛烧过不少饭，做过不少贡献。”于文英说，“做贡献的人多呢，人家又没请我，跟你说着玩的。再说了，要是黄毛就是那个小流氓的话，吃那饭跟吃毒药还不是一样的。”
黄毛出院的当天下午，于文英将食堂发给职工的两根冰糕送一根给陈道生，她问清了病房走进去的时候，见陈道生准备去赴宴前正在收拾着一网兜脸盆、饭盒还有几包吃剩下的糕点，黄毛头上还缠着绷带，他背对着病房门低着头往香烟上点火，等到转过身来说“快点，车在下面等着呢。”话还没说完，于文英将冰糕狠狠地砸过去，然后又像发了疯似地扑过去，又哭又骂，“你这个流氓，无赖，你怎么还没死呢，畜牲！”黄毛伤还没完好，连忙往后躲，陈道生一把抱住于文英，“小于，你怎么能这样，他的伤还没好呢。”于文英哭着骂着，“就是这个流氓，你怎么不死呢？”黄毛也火了，“你他妈的再闹，当心哪天我把你强奸了。”陈道生抬手给了黄毛一耳光，“你敢！”黄毛捂着脸愣愣地看着他，“这女人是你什么人？”这时候主治大夫过来拉架，“这你还看不出来？她在食堂烧饭，都是乡下来的，他们是一家人。”黄毛一下子呆了，也不知说什么好。
黄毛的爸爸从楼下上来接儿子，了解到陈道生和于文英是一家人，就很客气地说，“那就一起去吧，老陈照雇得非常好，那也得有他家里人一半的支持。”于文英涨红了脸说，“支持个屁，早知道还不如放毒药毒死这个流氓。”黄毛爸爸条理清楚的头发根上都冒汗了，“你这叫什么话？我可是真心请你们一家人吃饭，你让我们吃毒药？”于文英声音激烈地对陈道生说，“我不去，要去你去！”陈道生只好对黄毛爸爸说，“我不去了，你家儿子砸了她们店，老板也被抓了，她心里受不了。”黄毛爸爸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勉强，然后拉着主治医生去赴宴了。临走时，黄毛爸爸跟陈道生握了手，往他手心里塞了一百块钱，“要真是那样，我就代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向你们两口子道歉，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男人，不计前嫌，还尽心尽力照顾了这么长时间，这点小意思，算我给你们两口子买碗水喝的。”陈道生坚决不要，钱掉到了地上，黄毛爸爸转身就拉着黄毛走了，一串医生护士们也鱼贯而出。
陈道生和于文英站在空****的病房里，面面相觑，好久没说出话来，他们都很奇怪在这么长时间的冲突中，谁也没有站出来否认两人是一家人，而且整个冲突的主题也是围绕两个人是一家人而进行的，进行得有声有色声势浩大。
太阳已经从大楼外边向西沉落，病房里弥漫着夕阳散发出滚烫的金黄色的余晖，于文英突然从地上捡起一百块钱，拉起陈道生的手说，“走，我们下馆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