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生去世一个月后，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到了三圣街居委会，他手里拎着公文箱要找陈道生，说受总裁委托一定要面见陈道生先生，居委会的人说，陈道生去世了，年轻人说那就见一下陈道生的妻子，居委会说他跟妻子已经离婚了，听说跟于文英结婚了，但又没来居委会开过结婚证明，不知是不是在乡下办了。于是居委会的人带着拎公文箱的年轻人找到了于文英，年轻人从箱子里拿出一张支票，支票是通过“中国银行”汇给陈道生五十万元人民币，于文英问钱是从哪里汇来的，是谁汇的，年轻人说从南美的多米尼加“加华贸易公司”汇来的。汇款人，刘思昌。
于文英先是一惊，既而就很淡地说了一句，“人都已经死了，汇这些钱有什么用呢？”
年轻人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支票站到于文英面前说，“陈太太，我是受刘总委托特地来找陈先生的，既然陈先生已仙逝，就请您代为收下吧！”
于文英没接，她对年轻人和居委会的人说，“我和陈道生没有结婚，这个钱我不能收。”
居委会的人说，“不是说你们在一起都三年了吗？”
于文英说，“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不想连累我，才没结婚的。只有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很惆怅地离开了三圣街回多米尼加去了。临走前，他把支票交给了市民政局，希望民政局能交给陈先生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钱家珍曾来问过这笔钱的事，民政局说只有陈小莉有权继承这笔遗产。钱家珍很落寞地走了。
陈小莉是二00三年三月五号提前释放回来的，一进家门，她见到的是陈道生的遗像，她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失声痛哭，院子里的街坊们陪着小莉落泪，当听人说起过家里的变故和父亲艰难的八年挣扎，小莉昏了过去。后来，小莉给父亲在小天山公墓买了一块最好的地皮，安葬了陈道生的骨灰，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先父陈道生之墓”。
接收了五十万遗产的陈小莉听说了这些年是于文英帮着父亲度过了难关，感动之余投奔已经回到乡下养猪场的于文英那里，她们按照陈道生的遗愿成立了“道生畜牧有限公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钱家珍守在陈道生的老屋里，小莉定期给她生活费，钱家珍再也不打牌了，她时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愣，一年后，脑子出了问题，住进了神经病院。
五十万块钱确实是刘思昌汇给陈道生的。
刘思昌当年逃往泰国后，又买了假护照，转逃南美洲小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从做小买卖起家，最后成立“加华国际商贸公司”，专门从中国进口轻工纺织产品，公司很快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大国际贸易公司之一，资产逾千万美元，有自己的庄园和私人飞机，他做中国贸易，但他的私人飞机从来不敢飞回中国，自己也不敢踏上国土，不过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却是家喻户晓的富豪，二00一年还被授予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为两国贸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那位年轻人从双河回到多米尼加一年后，刘思昌也死了。有小道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也有说他死于飞机失事，但最可靠的消息是来自于当地的一家小报，报上称刘思昌死于跳楼自杀，他从自己位于二十六层的办公楼窗口跳下坠地身亡，死因不明。
刘思昌确实是死了，死亡日期是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陈道生死后整整一年的那天，这个日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至于刘思昌究竟为什么而死，小报上含糊其辞；如果是自杀，自杀的动机又是什么，也不得而知。不过，刘思昌的死对于陈道生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其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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