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天空是藍的，陽光溫暖而明亮，陽光下的人們開始穿西裝打領帶套喇叭褲留長頭發戴寬邊的太陽鏡，飆車的小青年手裏拎著雙卡錄音機招搖過市，大街上灌滿了鄧麗君和李穀一的歌聲，人們在柔軟而抒情的歌聲中醞釀著壓抑已久的欲望和野心，一個機會主義的時代正在向每個人走來。
許克己依然住在兩間光線陰暗的平房裏，目睹著牆壁和家具在漫長的雨季裏發黴，王大蘭說你不能找鄭校長申請換一處大一點亮一點的房子嗎，許克己緩慢地歪過頭看了妻子一眼，說，“斯是陋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然後就繼續批改作業，修正學生們在作業本上發音的錯誤，他認為發音的錯誤會使整個表達的意義被顛覆，正確的發音就是一種正確的思想。煤球廠工人王大蘭見許克己整天沉迷於教學和批改作業，對家裏的事無動於衷，就經常歎氣，有時候實在忍無可忍了，就說一句，“嫁給書呆子，真倒黴！”
剛剛恢複正式招生不久，師範學校教語音課的老師奇缺，在一個方言很重的地方教語音難度極大，方言頑固得就像一個死不改悔的敵人，你進它退，你退它進，卷舌不卷舌音混淆一起使許多學生仇恨自己的舌頭為什麽不會拐彎，一些學生抱怨爹媽，也有一些學生抱怨自己出生的不是地方。許克己一個人帶六個班普通話語音，每天拎著一個磚頭一樣的“三洋”卡式錄音機讓學生們反複練，一個個過關，氣急敗壞的時候，他就會用文言文表達自己的惱羞成怒，學生們覺得許老師的文言文責罵很有詩意，所以也沒多少人覺得痛苦。許克己常常在“無可教也”的惱怒中將自己也折騰得心力交瘁，但學生在省市普通話比賽中獲獎，卻又使他有一種自己重溫舊夢的幸福，他想起當年自己在省裏普通話比賽時獲第一名的時候，中午在省政府招待所吃了一碗不花錢的紅燒肉，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