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
一般以為，90年代和80年代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本土與西方已經取代了傳統與現代而成為部分知識分子的共同焦慮，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對90年代文化精神較為適切的把握。無論如何，以民族的和本土的知識分子身份維護和闡揚本土文化、關懷本土文化命運進而從本土民間尋求精神資源來解決現實問題已經成為不少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這種追求相當明顯地體現於本土主義的文化闡釋和文學寫作之中。從劉醒龍小說創作所表現的文化意蘊及文化立場來看，可以說，他的文學寫作還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本土寫作。
劉醒龍的本土寫作具有相當豐厚的文化蘊含，他的鄉土情懷和家園意識、他對文化傳統失落命運的逼真揭示與深刻眷戀以及對城市文明的厭棄與批判、他的小說所表現的政治文化和倫理文化內涵，無疑都是頗值探討的話題。
荊楚文化對於劉醒龍的影響主要表現於劉醒龍的本土寫作對於荊楚風俗的展示、荊楚民性的表現以及荊楚文化“浪漫之風”對其寫作的影響與製約。
《呂氏春秋·異寶篇》曾經指出：“楚人信鬼”。《漢書·地理誌》亦雲：“楚人信巫鬼，重**祀”。《湖北通誌》（100卷，清嘉慶九年刻本）也說“楚俗尙鬼”。古代典籍及楚地史誌均對楚人的尙鬼風習有著大量記載。從劉醒龍對於楚人的尙鬼風俗的生動描繪中，我們發現，楚人之於鬼神不僅有著恐懼的一麵，而且還有親近和事敬的特點，因恐懼便有通過咒語、鎮物及特有的儀式來驅鬼避邪，因親近與事敬而又有了楚人淵遠流長的招魂傳統以及念祖祈福的動人情感，在很多時候，楚人還易產生近乎好笑的“疑神疑鬼”：
在《秋風醉了》裏的王副館長的老父親因為擔心“王家的香火在我手上斷了，王家上千年的血脈讓我毀了”而時生恐懼，以至於祖上竟在夢裏“用酷刑折磨他”，將其“老臉都打烏了”。這樣一種恐懼不僅是封建性的傳宗接代的思想使然，更是念祖敬祖、敬畏鬼神的楚人信仰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