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在談到他的小說寫作時曾經指出，他是“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而文學批評界卻又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對其創作予以肯定的，這便有了一個饒有意味的闡釋錯位。其實，就劉醒龍的創作實踐來看，這樣兩種闡釋都不十分妥切。相對於北方中原文化理性主義精神，南方的楚地文化有著異常濃鬱的浪漫情調，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一直都是楚地文學的重要傳統，作為楚人後裔並在楚地傳統中成長的劉醒龍的文學寫作自然會受到這種浪漫精神的影響，其早期小說《大別山之謎》係列便有較為明顯的浪漫性。劉醒龍在這裏所構築的是一個由雄奇瑰麗的自然風貌、原始素樸的民風民性和形形色色的神話傳說所組成的藝術世界，但以此點，尙不足以說明這一作品是“浪漫主義”的。因為浪漫主義最為本質的特征即主觀性和想象性及自由精神在這裏並無表現，毋寧說，這樣的作品表現了一定的“浪漫之風”，一定的“浪漫性”，而且這種浪漫性在其後來的大量寫作之中產生了兩方麵的變異：其一便是“浪漫之風”隻是在對荊山楚水的景觀描繪時才會出現，這些描繪無疑抒發了劉醒龍對於鄉土的依戀、摯愛與深情；其二，更加值得注意的，便是這種“浪漫性”作為一種藝術思維方式削弱了劉醒龍寫實小說的現實主義品格。大量鮮活生動的細節描寫和人物對話使得劉醒龍的小說散發出濃鬱的生活氣息和地域色彩，其關心本土現實的寫實姿態也使其創作體現了一定的“現時性”，本土現實的社會矛盾和民眾生存在其作品中都能得到非常及時的反映，但是，由於現實主義寫作應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受到了與此相對的“浪漫性”的藝術思維方式的製約或抵消，或者說，二者未能取得較好的融合，使得劉醒龍的寫實小說顯出了一定的“表麵性”。一方麵，劉醒龍在表現現實矛盾或者社會不義時缺少應有的理性審思，而更多的是客觀冷漠的表麵化展示甚至寬容；另一方麵，其寫實作品中的不少人物性格不僅缺少一定的豐富性和生動性，更加缺少合於現實的邏輯發展，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他對寄予其浪漫理想的“新人”、“模範”、“幹部”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麵。劉醒龍的這類寫實小說隻是表現了作家一定的寫實姿態，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小說。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荊楚文化的浪漫之風幾經變異之後對於劉醒龍的寫實小說產生了一定的製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