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波濤，把我推到了那動亂的年代。
幾天陰雨，一夜秋風，我靠邊了，進了“牛棚”。
第三天，“牛棚”裏又投進來一個人。是他——機電工程師康仁斌。這間靠廁所邊的、過去堆放煤灰的小黑房子裏，鋪起了兩堆稻草，兩卷鋪蓋。他話語不多，每天從早到晚，伏在給我們寫檢查用的、斷了一隻腿的破桌前，往一個小本本上寫著、劃著。我猜想他在寫著檢討，交代“罪行”什麽的，沒有去“幹擾”他。隻是，他間或撂下筆來，沒頭沒尾和我說一句什麽：“老嶽，按我們的規劃，明年該是產量翻番了。”有時，他長歎一口氣，來一句：“這運輸係統不改造怎麽得了嗬，要拖翻番的後腿！”或者，撂下筆後，摘下老花鏡，撩起衣角抹著鏡片，若有所思的盯著地下，長久、長久地……
這天下午六時，門開了。幾個臂掛紅袖章，長得很標誌的年輕人闖了進來。手裏，拿著兩頂紙糊的、古裝戲曲中達官貴人戴的、十分別致的烏紗帽，給我和康仁斌一人一頂。然後宣讀了“勒令”，限我們幾點鍾到什麽組織接受批判。我看了看這些“桂冠”，又有了翻新，“進步”多了，“藝術”多了。我的那頂上，標明“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康仁斌的那頂，則是寫的“美國特務”。我的是當時各級領導人統一的“商標”，沒有什麽特色。康仁斌的，則頗有“特點”。自然，這“美國特務”的來由，是因為他曾經留學美國。他是一九五二年，懷著一腔愛國熱忱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些年來，他為我們礦山的建設，做出過重大的貢獻。
猛地，耳邊滾過一陣輕蔑的笑聲，使我從沉思中驚醒。抬起頭來，隻見一個掛紅袖章的矮個子小夥，指著放在破木桌上的那對帽子，問老康：
“怎麽樣？這帽子，滿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