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文憑是讀過書的唯一標誌的話，那麽，我的確沒有讀書——我連一張初中文憑也沒拿到。
我出生在湘中山區的一個窮山村裏。1950年，我6歲，就高高興興地走進了那所新辦起來的山村小學。讀高小時，學校離家遠了。家境好一些的同學在學校住宿。我家裏窮，隻能每天走讀。挖紅薯的季節，媽媽往我的書包裏放上一個生紅薯，作為我的午餐。春荒時節就更糟了，早晨吃一點菜葉子摻和糠粉的糊糊，中午餓一頓，熬到太陽偏西，放學回來時，雙腿發軟。十幾裏山路，我要歇幾次，出幾身冷汗……
讀五年級時，少先隊輔導員找我談話，要我申請入隊。我哭了：“老師，我不入。”
“為什麽？”老師驚訝了。
“我，我沒有紅領巾錢。”
老師激動了，為我交了三角六分的紅領巾費，吸收我加入了少年先鋒隊。
讀到初中二年一期，我14歲了，個頭怕有1米60了。我決計告別學校，到社會上找一個飯碗。兄弟姊妹中，我最大，我不忍心再讓家裏供我。
1959年3月，我來到離家50裏遠的大躍進辦起來的省屬漣源鋼鐵廠，要求進廠當徒工。一位女幹部將我上下打量了幾遍，一次又一次地搖頭：
“不行，你年齡太小了，我們不能收童工。”
“不！我已經17歲半了。”
我虛報年齡，而且還加上一個“半”字，以顯其真實。這位女幹部被我纏得沒法脫身，隻好出題目考我的文化。沒想到，這場文化考試卻增添了她對我的好感，終於開出一張條子，讓我到職工醫院檢查身體。
我興高采烈地跨進了醫院大門。
一位在醫院實習的女大學生把我從頭到腳檢查了一遍。
我滿麵通紅地走出了醫院大門。
我期待著……
但不知哪個環節卡殼了，我還是沒被錄取。我隻好自動降級，從這家省屬大鋼鐵廠，來到一家縣屬小廠——漣源縣楊梓鐵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