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了一件事。很怪。半夜十二點時軍分區招待所的內線電話響了。服務員雄雞報曉一樣喊：一一六房接電話。一一六房就我一人，這責任無法逃避。
一九九〇年春節時填入肚皮的大魚大肉完全消化後的某天，《大河文學》編輯部在我工作的這座城市舉辦作家筆會，天老爺朝人的白脖子黑皮鞋裏灌著冷雨，甚至還毫不留情地下了兩場大雪。隻是在兩場大雪之間施舍了半天陽光。這樣大家心情都不好，更搗蛋的是幾乎每天都能收到催人回家的電報電話。人心思動之際，筆會的頭兒給當東道主的我下了一道密詔，誰要走得他同意否則別給買車票。我們這地方有一大怪，不熟悉的人買到了票也不知何處上車。所以這道密詔起了斷絕逃路的作用。隻是士氣仍然沒有進入最佳狀態。特別是省城來的那個達朋，每天最少在被窩裏孵二十個小時，且常常施放那種最新發現的專使人渙散意誌對任何事都無興致的什麽病毒，說我們這麽勞心費力地爬格子是何苦呢，如今有幾個人在讀詩看小說呢，摟著嬌妻愛子，或是在沙發上斜倚，或是在席夢思上半躺，看看電視聽聽立體聲那才叫玩味呢，我們這行遲早會被淘汰的。又說，真是八輩子的誤會，我怎麽就這樣糊塗地墮落成作家了？說著話時，頭兒進來板著麵孔問你們的稿子搞得如何了。同是來自省城的洪亮便比楊白勞還楊白勞地唱了一句：地主逼債似虎狼。頭兒那打牌時被我們哥兒姐兒們刮了不下九百次而扁平了的鼻子輕輕哼了一聲，便由此想到應該讓大家去跳跳舞歇歇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大家到舞廳裏走一遭，除了幾個想掃我的舞盲的人陰謀沒有得逞略有遺憾以外，一切都在突然間顯得稱心如意了。回到下榻之所，餘興未盡都聚到頭兒的房間，撕咬著晚餐剩下來的燒雞，喝著誰“跑得快”贏來的酒。我先天不吃雞後天不喝酒，見他們的樣子便靈魂出竅，扯來遠處的東西說近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