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葬礼时，最要紧的，往往是天气。
我听老人说过，好人的葬礼是要下雨的，那是老天为他的死去而感伤落泪。坏人葬礼时，晴空万里，那是老天对他的蔑视。大成市副市长易方兴的葬礼，就是青天白日。阳光灿烂，看不见阴影。按着这种说法推理，易方兴不是什么好人了。
死亡的气息逼近了。易市长是在指挥大成山扑灭山火，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心脏病发作猝死的。表面看，他是大英雄，可是，他害我的时候，谁知道啊？葬礼来了一些百姓，举着易市长的照片，打着标语。标语写着：“人民的好市长，一路走好！”看见这样的激赏，我感到了侮辱，带着刻骨的怨恨。他有那么好吗？他不是个好官，一切都是假象，我只能模糊地想象为道德的衰败。
我叫张立满，郊区的农民，香菇种植专业户。本来，我这身份跟当官的掺和不上，因为房屋拆迁，我被易副市长坑害了。我上访告状多年，吃苦，遭罪，还差点送了命。苍天有眼，状没有告成，他却自己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吗？按理说，活人不把死人怪。道理是这么个道理，道可千变万化，而理是恒定之理。可是，我无法背叛自己，忘是忘不掉的。易方兴是个好官，打死我也不信，他就是个坏人，坏得离谱。尽管他死了，并不妨碍我记住仇恨。仇恨是有前因后果的，仇恨是不讲道理的。
遗体告别开始了。哀乐一响，我身上的细胞都绷紧了。人们佩戴着小白花，怀着崇敬和悲伤的心情往里移动。哭声骤起，哭声是起伏的，一波一波地传过来。我像被火烫了似的，受了传染，跟着哭了，热泪一下子盈满了眼窝，哭得东倒西歪。记者朝我这里咔咔地拍照。这帮狗记者，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高兴的泪水，泪水将我的脸冲出小道道。我三天没洗脸了，眼角都结着脏脏的东西。我不在乎，我真想放一挂鞭炮，庆贺一番。我听见有人发出虚伪的痛惜声。记者把话筒对准我，让我夸奖两句，我摸了摸头发和耳朵，只淡淡地说，我是养香菇的农民，就不再吭声了。此刻，风凝固了，日头到这也凝固了。
白色和黄色的花瓣飘落下来。颂歌一样的悼词，我一句都不想听。
我随着遗体告别人群缓缓走着，一路走一路呜呜地哭着。我把自己哭软了，险些变成一堆泥。我老婆春花没哭，她却咧嘴笑着，笑得脸缩成一团。她提醒我，不要哭了，那样会被鬼魂附体的。我倔倔地说，我就是要见易方兴的鬼魂。老婆瞪了我一眼，沉沉一叹，扭头继续看葬礼的热闹。呸！我狠狠啐了一口。仿佛看见了易方兴的鬼魂。其实，鬼魂没有形体，至少我没见过鬼魂的模样。太阳越来越毒，晒得我脑顶冒烟，鬼魂是不敢出来的。我的想法毫无掩饰，暴露在上午的阳光下。有人惊奇，我一个农民，与易方兴不沾亲不带故，为啥掺和进来了？除非就是对市长的敬仰了。
我恨易方兴，是他曾经带给了我无法活下去的黑暗。
一说到黑暗，我一下子就想到京郊昌平的“黑监狱”。心头就猛地一阵**。耳朵眼咔嚓碎响，眼前蚊子蝇子四下里飞，身子止不住打起摆子来。我恨哪，恨我咋就是一个农民呢，家里的房子咋就跟拆迁沾上边了呢，认得谁不好偏偏认得他了呢。要不，这辈子咱也住不进黑监狱呢。要说黑监狱，那得从我的一个仇人说起。
我住的村子叫七间房村。大清嘉庆年间建的村，当时就七户人家，一家盖了一间破草房子，七间房村因此而得名。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七间房村有了一百七十家了，村子还叫七间房。因为在大成市西郊，紧挨着，不到五里地就进城了，这几十年来咱过得跟城里人好像没差大样。差的也就是没住上高楼，冬天没使上暖气。守着几亩水浇地，整天土里来土里去的，不配穿好的，不配吃好的，浑身上下黑不溜秋的，往城里人堆里一扎，猫得再严实，也能叫人一眼认出来不是城里人。就这点，让我们这些农民心里头祖祖辈辈在城里人跟前说起话来，声音离地面越来越近。好在我有一双聪明劲不比城里孩子差的儿女，儿子叫张勇，闺女叫张瑾，他俩学习都不错，长得也不赖，都继承了我和老婆的优点。儿子在西安读研究生，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希望有一天，他出息了，我们做爹娘的跟着沾点光。闺女没考上大学，回家跟我种植香菇，我就不指望她了，早晚是婆家的人，出息不出息由她命吧。
我们七间房村的日子就跟那日头似的，红火火的，早上爬出来，快要黑天的时候落下去，还跟那花草似的，春起该开花的开花，该绿油油的绿油油，不富裕，也穷不到哪儿去，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家长里短，七嘴八舌，油盐酱醋，喂鸡喂鸭，都挺知足的。就是两年前夏天里的一个飘着小雨丝的前半晌，睡醒了觉的七间房村民们惊奇地发现，离村子不到十里地的东南角的上空飘起了好几个大气球，闺女跟我说，那是氢气球。那玩意儿我认得，开业庆典啥的大场合都飘。我就琢磨了，大氢气球下头能有啥大场合呢？
我骑着自行车跟着几个爱看热闹的老哥们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大氢气球下头，看见这里有不少人，看上去都像是城里人。站在人堆老远的地方朝人堆张望的，都像是我们这些乡下人。我瞅见了一个高台子，好几米，我还上过这样的台子哩，村里有钱的大老丑他儿子娶媳妇，搭的就是这样的台子。结婚典礼完事后，我上了台子，再瞅村里人就是往下瞅了，谁都没我高。我瞅见台子上站了不少人，好像都是当官的。台子上头挂着红条幅，上头写着这样几个字：大成市工业园区奠基仪式。原来是这地方要起厂房高楼了。这个清静了多少年的田野就要热闹了，七间房也要热闹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这年月啥事都不好说，没个准头。
这天下半晌，我跟村民从园区建设基地看热闹回来，在村口碰见村主任邱满囤了。四十六岁的他骑着挎斗摩托车，挎斗里坐着他的老娘。他娘去年春天瘫在了炕上，满囤是个大孝子，只要有闲空就拉着他娘到处溜达。“主任下午好，娘俩这是上哪啊？一路顺风，哈，拜拜。”大老丑抢着跟满囤打招呼，点头哈腰的，还下午好，拜拜的，中不中，洋不洋的，都跟他那个在城里教英文的儿媳妇学的。我一看他这样心里头就犯恶心。二芒子没说话，只是朝满囤嘿嘿笑。我既没说话也没嘿嘿笑。乡里乡亲的，同庄住着几十年了，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打啥招呼啊，虚头巴脑的。
满囤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谁对他的态度是实诚的。这最好检验了，谁在你当主任之前咋对他现在还咋对你，那就是实诚的。大老丑不是实诚人，我都看出来了，他邱满囤要是硬是看不出来，那我就得说他是装的。二芒子跟我一样是实诚人。他跟谁都不爱说话，总是嘿嘿笑。我不笑也不说话，跟谁都这样。所以满囤礼节性地朝大老丑点了下头，再朝二芒子笑笑，看了我一眼，突突着摩托远去了。
掌灯时分，我见晚饭还没做好，刚要拔腿朝当街蹿，电话响了，正在跟她妈在厨房忙乎的闺女小瑾喊我：“爸，接电话。”我返身走到茶几前拿起话筒，儿子大勇在电话里说：“爸我得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投点小钱跟同学干点啥，你看中不？”我想想，说：“我看中，先操练操练，挣不挣钱是小事。”儿子挺高兴，说：“爸你真给力，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谢谢。”撂了电话往屋外走，我心里起了一股子自豪感，想自己上了大学的儿子真是长大了，知道想法子挣点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了。忽然想起，忘了跟儿子说工业园区的事了，就返回身子想给他回拨一个电话，刚走两步又改变了主意，长途废话费，还是等着儿子哪天打来再说吧。儿子有张卡，不知道是啥卡，就知道用那个卡打长途省钱。
我刚一迈出院门口，正好看见满囤走着过去了。想听他分析一下工业园区的事，就张嘴喊住了他。“吃了没？”满囤龇了牙说：“吃了。”我又问：“干啥去这是？”满囤说：“上村部值班去。”我再问：“那工业园区在咱村子跟前，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满囤准是对这事早就寻思好了，想都没想张口就说：“当然是好事了。你看啊立满叔，这工业园区一落成，他得招商吧？没有工厂他还叫啥工业园区呢？有了工厂他得有工人吧？没工人咋干活生产呢？要工人他就得招工，招工他就得就近招，为啥？方便管理呗。”我抓住他的胳膊说：“我明白了，你是说将来咱们可以进园区当工人，是不？”满囤点点头说：“不光是这，最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咱这儿的经济发展。小旅馆啊、小吃部啊啥的，对吧？”我一拍后脑勺，惊呼：“对呀，我咋就没往这方面琢磨哪，还是你这脑子灵，不愧是村主任哪。”吃晚饭的时候，我跟老婆合计，等将来工业园建成了，家里干点啥挣钱的买卖。小瑾说：“开一家小超市吧，柴米油盐酱醋茶香烟面包火腿肠啥的，挣钱。”我马上否定了：“不中，干那玩意儿利忒小，损耗也不小，整不好食品过期了吃坏了人肚子，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医药费的。”老婆说：“要不咱开个小饭馆吧，利大，家常便饭，做工的肯定欢迎。”我想了想说：“开饭馆中，就是忒拴人，没早没晚的离不了人。”老婆瞥了我一眼，嘟囔说：“又想吃又怕烫嘴的，那就啥也别干算了。”我又寻思了一会儿，一拍桌子说：“豁出去了，那咱就开小饭馆吧，就算挣不了多少钱，咱三口子还能混个吃喝哪！”
可是，还没等我选好开小饭馆的地方，就听着一个惊人消息：工业园区要修通一条高架桥的道路，七间房村需要搬迁让路。我连忙去找满囤核实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在村部大院门口，迎面碰见二芒子了，我问他是不是也来找满囤试探真假的，他嘿嘿一笑：“别光听我的，你再进去问问吧。”我进了院，正见满囤陪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从办公室出来，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满囤说：“两位领导放心吧，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们做通村民的工作。”我闪开身子，看着那两个领导从我跟前过去了。等那两个人上车走了，我刚要跟满囤说话，他先说了：“立满叔，你来巧了，我正要在大喇叭里头喊你来哪。”我问：“啥事啊？听说咱村要搬迁？”满囤点点头说：“不是咱村，是你跟秋芬婶子、老欢爷一共十二家搬。”我问：“为啥就搬我们这十二家啊？”满囤说：“这条公路正好从你们这十二家中间穿过去，可不就你们搬呗。”我压低嗓音问他：“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满囤笑了说：“好事呗，不是白搬，政府要给补偿款的。”我一听有钱，忙问：“给多少啊？”满囤说：“这么说你同意搬迁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我正还担心你带头不配合哪。这样立满叔，晚上我召集你们这十二家当家主事的开个会，会上我再宣布补偿款方案。”我乐颠颠地回家了。
老婆跟小瑾听说我家要搬迁，还给搬迁补偿款，小瑾当时就乐得蹦了高，连声喊：“天上掉了个大馅饼，我们家发财啦！”老婆没蹦高，也没乐，她问我：“住了百十来年老祖宗传下来的宅基地了，搬哪去啊？列祖列宗的能答应吧？”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哎呀真是的，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对呀，咱不能说搬就搬哪，咱这宅基地是受法律保护的，谁也没权利随便叫咱搬哪。”小瑾说：“人家政府不是说了给补偿款吗？再说了，修路是大事，是为了园区建设，咱顶着不搬，那不是干扰破坏建设吗？”我瞪了她一眼说：“小孩子家懂个啥，咋叫干扰破坏建设了？政府是要讲理的，咋能叫老百姓吃亏呢？”老婆问：“他爸你啥意思啊？”我咬下嘴唇说：“咱跟政府多要点补偿款，不给合适了咱就拖着不搬。”老婆担忧地说：“不搬能中啊？”我说：“我家的房子我家的地，还说不算咋的，真是的。”
晚上八点多钟，满囤召集十二家当家的在村部会议室开会。我是第一个到的，满囤上茅房了，屋里就我一个人。屁股还没坐热哪，秋芬姐的老爷们儿大胖头就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进来了，往椅子上一撂大胖身子，椅子嘎巴嘎巴响。我扔给他一支烟，自个儿叼一支点着抽着。其他户主一个跟着一个地进来了，满囤系着腰带最后进屋，数数人脑袋，清清嗓子，说道：“咱们开会啦啊。”大伙安静下来，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满囤说：“今儿个招呼大伙来，啥事可能都知道了，那我就长话短说，闲言少叙。是这工业园要修路，正好从你们这些家中间穿过去，为了咱们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上级希望我们做出点牺牲，支持园区建设。当然，市场经济了嘛，不能叫大伙白支持。我就把相关的政策跟大伙叨咕叨咕。”
我跟在座的都一个心思，最关心补偿款的事。满囤说的我都听清楚了，房屋安置价格为成本价一平方米两千七百块钱，拆迁市场优惠价一平方米四千六百块钱，拆迁市场价正房是一平方米五千一百块钱。偏房是一平方米三千七百块钱。“大伙回家合计合计，看政府给的这个补偿方案满意不满意，有啥想法，可以找我说说，我再往上级哪反映反映。”满囤最后这样说。大伙相互议论着，听见大嗓门三明子嚷嚷说：“如今这市区房子都万儿八千块钱一平方米了，给咱还不到六千，这也差忒多啊。”不少人附和着。
一直没说话的我，悄悄在心里边合计着我家那块宅基地能换多少补偿款，满囤敲敲桌子面，说话了：“拆迁是一件大事，难度说小还真不小。拆迁户为了获取更大利益，抱怨现在，怀念过去，幻想着未来，想多争取点补偿款，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顺利拆迁，咱们乡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案，凡是涉及的民事、商事纠纷，法院一律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另外哪，还专门设立了巡回法庭，抽调业务素质高的法官，在修路拆迁指挥部，专门负责审理拆迁工作中出现的民事、商事纠纷，坚持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做到速审速结。今儿个的会就开到这，大伙回去跟家里人合计去吧。上级说了，工期紧任务重，就给咱两天时间。第三天前半晌，人家工作组就挨家挨户丈量签搬迁协议了啊，千万别耽搁了啊。”
回到家，我把补偿方案跟老婆孩子说了，娘俩都惊得吐舌头，激动得涨红了脸，跟下蛋母鸡似的。老婆乐滋滋地说：“咱家这宅基地少说也有八十平方米，那可就是四十来万哪，啧啧，发了啊！”小瑾搂着她妈的脖子喊：“咱家也住楼房了，我哥娶嫂子的新房也有了哎！”听着娘俩嘎嘎乐的动静，我暗自盘算着小九九。照说这补偿款是不少，可要比起左邻右舍的可就不多了。就说秋芬家吧，前年她家在后院盖了一间小偏房，得有二十平方米，可以得六七万块钱哪；还有六得子家，他们家地下菜窖挖的比我家少说大十平方米，那就比我多得三万来块哪，跟他们一比我可就亏大发了啊。不中，我得跟满囤说说去，政府得考虑我这个实际情况。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满囤家。满囤听了我的想法，这么答复我的：“立满叔，人家是按实际存在丈量的，你家是少得拆迁款了，可谁叫你当初少盖房子没往大挖菜窖了呢？我可以向上头反映，不过你别抱啥希望，反映恐怕也是白反映，够呛。”我悻悻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满囤来我家，跟我说那十一家工作都做好了，同意搬迁，明天就来人进院丈量。他劝我别想那么多了，把搬迁协议签了吧。我就是摇头不答应，他足足跟我说了半宿，咋说也没说通我。老婆跟小瑾见我嘟噜着脸子，也不敢言声，躲到了别的屋子。挂钟响了十二下，夜深的虫子叫唤声显得特别大。满囤连着打了几个哈欠，站起身，扭动着腰，对我说：“忒晚了，歇着吧叔，明个再说。”我说：“明个你甭来了，来了也白来。”满囤说：“那不中啊，有一户不签字的，我就是没完成任务，就跟上级交代不了。”我啐了口痰，说：“要不这么着，你批准我夜里头把菜窖挖大点，中不？”满囤瞪大了眼睛，嘴巴张着说不出话来。我说：“就这么办吧，明儿个我就签字。”满囤说：“这可是造假欺骗政府的行为啊，叔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啊！”我来气了，吼了一声：“那我就是不签。爱咋咋地。”满囤叹了口气，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满囤又来了。我正从茅房里头出来，朝满囤翻了下眼皮，没吱声。满囤笑嘻嘻地搀住我的胳膊，说：“协议签了吧叔。”我一梗脖子，甩给他两个字：“不签。”满囤对着我身后说：“那上级问我，我咋说呀？”我头也不回地说：“就说我张立满不签。”满囤说：“我可就这么说了啊，叔。”我不再搭理他，进屋准备吃早饭了。老婆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地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朝她吼：“老娘们儿家少管！”
前半晌十点来钟，乡里工作组的人来了，一个姓赵的副乡长带队。他们进门就要跟我握手。我没伸胳膊，冷冷地看着他们。满囤指着瘦高个的青年人，对我说：“叔，你不认得赵乡长了？”我说：“谁说我不认得了，前些日子还来我家看香菇哪。”赵副乡长笑了：“我就说立满叔肯定不能不认得我了嘛。挺好的吧，叔？”我没好气地嘟囔了他一句：“小老百姓好啥好，净是吃亏的。”赵副乡长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放心，政府绝不会看着群众吃亏不管。有啥话您跟我说。”我说：“那好，跟你说。别人家凭啥比我家多得拆迁款？”赵副乡长说：“因为你家正房副房面积比其他家的小啊。”我说：“这不就是吃亏了吗？你们得给我家适当补偿点儿。”赵副乡长说：“立满叔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上级是有政策规定的，我可没有带头违反的权利啊。”我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就别跟我往下唠这事了。”然后我就不说话了，任凭赵副乡长咋劝，我就是一声不吭。
下半晌，他们又来了。这次，他们连门都进不来了，前半晌他们前脚走，我就把门给关得严严实实的，还往门板上支了根棍子。任凭外面咋叫门，咋喊叔，我就是不理不睬。喊破了嗓子我也不理。老婆子害怕了，说：“得罪了乡长，往后可没咱家的好果子吃。”我反唇相讥说：“没得罪他的时候，你吃过几个好果子？”老婆子不言声了。
太阳光变淡了的时候，门又叫人敲响了。听见满囤喊：“叔，易副市长来了，快点开门哪。”我一听，心尖哆嗦了一下，市长来了？看样子这事闹大了。但很快我又镇定下来了，谁来我也不怕，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信眼睁睁叫老百姓吃亏。老婆子攥住我的手，央求说：“我的爷，快开门吧，市长可是大官啊，再不开还不得给咱抓起来呀？”我吼：“凭啥抓人哪，这是我家，有权利不叫谁进来。”老婆子说：“兴许市长答应多给咱家点钱哪。”我听着有道理，就叫老婆子开了。
我在院子里侍弄香菇，看见一个矮胖的男人进了院子。他的身左身右身后都跟着人，有十几个，其中有赵副乡长。赵副乡长指着矮胖子对我说：“立满叔，这位是咱们市主管城建工作的易副市长。”矮胖子握住我的手，微微笑着说：“你好，张立满老哥，我叫易方兴。”我冷冷地说：“你来攻我这个山头来了吧？”易方兴哈哈笑着说：“说话真爽快，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我递给他一个板凳，他坐下了。他递给我一支中华烟，我摇摇手没接。他把烟塞进我手里，掏出打火机要亲自给我点烟。我有点紧张，想躲没躲，等着他点着了，抽了一口，心怦怦乱跳。
事后我听满囤说，易方兴既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还有说服人的慢功夫。这话真是不假。就那天，他到了我家，先跟我聊起了家常，拆迁的事只字不提。他跟我说起我爷爷，说他曾经当过我们村的保长，背地里净给八路军游击队办事提供帮助了。我挺惊讶，这个易市长咋知道我这个小百姓的家史呢？易市长一口一个老张家庭是红色家庭，呵呵笑着，还挑挑大拇指。可我瞅着他的样子不像是真心夸我们老张家。我有一种预感，易市长待会儿就该说眼下拆迁的事了。他不说我也不说，就跟他东一瓢西一葫芦地闲扯应付着。
扯了半拉钟头，易市长脾气急躁，沉不住气，跟我聊起了拆迁的事。不过他没说我家拆迁，说起了张各庄的拆迁。他说张各庄有一户叫陈立春，他家院子里有一棵白玉兰树，已经长了二十二年了，有三层楼房那么高了。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棵大树就结满洁白洁白的玉兰花，像漫天飘舞的白雪，是张各庄一处美丽的风景，吸引不少村里和外村的人来陈家欣赏。这棵树是陈立春父亲活着的时候栽下的，当年就是一棵小树苗，在陈立春精心侍弄下长得可壮实了。一家人到现在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站在树前，为它浇水施肥的情形，对这棵玉兰树怀着深厚的感情，看见它就像看见死去的亲人。
拆迁开始了，一家人搂抱着斑驳的树干，舍不得放手。要搬家了，临时租的房子，又没有适合这棵玉兰树生长的院落，将来回迁又没有它立足的地方，这可如何是好呢？动迁工作人员走进陈家，一眼就看到了这棵玉兰树，听了陈立春母亲讲了玉兰树的故事以后，决定为这棵树找一个临时住所，并且交给一个园艺师负责照料。两天后，玉兰树临时住所找到了，园艺师也安排好了。陈家人很高兴，可这棵树不好移栽，夹在前后房子中间，拆房时肯定被砸坏，搞不好是要伤害陈家人感情的啊！据陈母说，当年有人出两千元买这棵树都没舍得卖啊。一席话透射出老人对这棵树的深厚感情。可陈家人知道，拆迁是为了促进咱们大成市的经济发展，要顾全大局，移不出去就牺牲这棵树。易市长知道这件事后，要求工作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这棵树安全地转移出去。张各庄的房屋都有一个特点：房顶是尖的，给房屋增添了高度，咋迁移出去呢？用吊车，高度达不到，运不出去。最后商定，平移出去，胡同窄，路过谁家就摘谁家的门框，左邻右舍都懂得陈家人的感情，纷纷主动摘除自家的门框，为迁移大树提供便利，陈家人对乡邻热心相助表达了敬意。为了防止大树断了根须出现意外死亡，陈家人老少齐上阵，在大树四周用镐头小心翼翼地刨坑。陈老太太亲自指挥家人刨坑，反复叮嘱家人小心谨慎，不要伤及大树。一家人围着玉兰树轮流干，顾不上休息，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快点把树移走，早一天开花，支持拆迁。他们刨得轻极了，好像生怕惊醒大树睡梦似的。经过三天的谨慎劳作，一个一米见方的树坑刨好了。一家人稍稍松了口气，一起动手剪掉了小部分枝杈，以免搬移时折断。然后，请来几个小伙子帮忙，工作人员和陈家人齐心协力平端起玉兰树，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硬是一点点地挪了出去。陈立春说，他当时抬着大树，真像抬着他父亲，心里充满复杂的情感。他说，母亲一直守护在玉兰树边上，嘴里轻声细语地说着啥，听不清，但可以肯定是说给父亲听的。
听完易市长聊的这个故事，我从心眼里头挺佩服陈家人的。是易市长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拍拍我的手背说：“我相信立满老兄的思想觉悟和陈家人一样高，一定会支持政府工作的，是吧老哥？”哦，原来在这等着我哪。这个姓易的挺会兜圈子的啊，跟我玩迂回战术哪。但人家毕竟是市里的大官，咱得给人家面子。我就说：“我当然支持政府经济建设了，可我支持政府，政府也得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不是吗，就说我家……”易方兴接过我的话头说：“我知道，你家地下菜窖比别人家的小，如果按实际丈量，要比别人家少拿几万补偿款，我说得对吧？”我说：“这菜窖是我储藏香菇用的，这一拆迁我这香菇咋整啊？”易方兴说：“我听明白了，老哥啊，你这是把拆迁当成一次致富的机会了啊！”这话我可不爱听，刚要反驳，看热闹的人群里头有人喊：“这是易市长，立满你胆子可真大，明目张胆跟政府对抗，无法无天啊？”这话显然刺激了我，我立刻脸红脖子粗地吼叫起来：“市长？啥市长？他不也是人吗，少拿市长压我！老子没犯法，谁我都不怕！”
易方兴的眉毛竖了起来：“这话可不对啊，我是不是市长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大家都要想明白拆迁修路究竟为的啥。”转身对我说，“老哥，我今天来你家，不是代表市政府来的！咱响鼓不用重锤儿，有话摆在桌面上！好好谈一谈！”他坐在我对面，要跟我唠嗑。我态度很强硬，就想横下一条心对抗下去了。我倔倔地扭着脖子不瞅他，只说了一句：“吃亏我就是不搬，更不签那个字。”易方兴笑出了声，一点没在乎我的态度。他仰起脸看着一串串豆粒大的小葡萄，说：“你这葡萄长势不错嘛，到秋天可得给我留点哦。你放心，我不白拿，按市场价给钱。”看得出，易方兴没指望今天能够说服我，他只是想找到打开我这把铁锁的钥匙。我哑着嗓子说：“易市长你甭跟我绕弯子说话了，反正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人了，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刁民，可我不是熊包软蛋！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你们拆我的房，就要跟你们要钱，菜窖的问题，不能有两个标准。”易方兴说：“关键是你家菜窖的面积不够！我们能多给你吗？这是有政策的！”我说：“政策还不是你们定的吗？你们要是不给我，胆敢强拆，我就死给你们看！我死都不怕，还怕啥？”
我听见四周围发出一片惊呼，还听见有人说：“妈呀，立满不想活啦！”“不怕狂不怕横就怕不要命的。”紧接着，我看见易方兴的脸色阴了下来，像要下雨。我还看见他眼睛里边闪过一丝不可捉摸的冷笑，听他说：“别拿死吓唬人，自焚，喝药，硬拼，这是一个大男人干的事吗？你死了又有啥用？只能让自己受害，亲人伤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害得子孙后代永远抬不起头来！老张，你是个老实人，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我梗着脖子说：“我不这样看！死，也是你们逼的！”易方兴真的恼了，大声吼道：“你脑袋顶着蘑菇气还挺横，就冲你这么顶撞我，也得给你强拆喽！”说完生气地走了。赵副乡长慌张地说：“立满叔，可不要随便说话，有啥话心平气和地跟市长说嘛，市长都生气了。”我倔倔地说：“没啥可说的，不答应我的条件就是说出花来，说得公鸡下蛋鱼长毛我也不签字。”
跟我一直谈到黄昏。太阳慢慢地被堆积起来的灰黑色遮掩了，光线一点点暗下去了，好像哪个捣蛋孩子不小心把墨汁瓶弄洒了，天空上染了一层黑色。太阳的余晖反映到地面，那光线不再刺眼了，花呀，树呀，都染上了橘红的颜色。连我也成了橘红色了。沐浴在晚霞中的我，冷冷地斜视着易方兴。场面气氛显得有些尴尬。我故意要他尴尬的。赵副乡长好像并不尴尬，他竟然跟身边的人聊起利比亚卡扎菲来，他说无论哪一方是正义的，战争总归是不好的，应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我听着是说给我听的，但我没有搭腔。我猜想，他心里头一定在琢磨，对付我这样的人，办法必须得重新想。
天黑下来了，赵副乡长终于要收场了。他站起身对我说：“老张大哥，你再好好想想，明天我还找你谈啊！”说完，握握我的手，朝院门口走。我把赵副乡长送出了家门。咋说人家也是乡领导，不送是说不过去的。赵副乡长是最后一个在我跟前转过身走的，临转身他攥攥我的手，好像要说句话的，最终没说出口。
早晨起来，我有个习惯，爱溜达出村沿着村西那条彩霞河溜达，直到感觉肚子饿了才打道回府。第二天早上，我刚溜达到河边，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易方兴。天麻麻亮，晨风呼啸着，在树梢上发出尖尖的声响。我看着易方兴，不知道说句啥好。易方兴说了声：“早啊老哥。”我唔了一声，转身想走开。他忽然一把攥住了我的手，悄声问：“张大哥，现在除了你我没有一个旁人，你跟我透个底，到底想干啥？”我愣了愣，沮丧地说：“市长，我委屈啊！”易方兴拍拍我的肩膀，说：“红色家庭的后代，为了咱们这的经济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委屈点就委屈点吧。”我瞥了他一眼：“凭啥，凭啥就得叫我受这个委屈嘛。”易方兴笑笑，说：“凭啥，凭你是红色家庭的后代。”我说：“你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不上这个当。”
易方兴看了我一眼，走到河边，一张脸因为失望拉得很长：“别这样，立满同志，政府对群众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我不爱听这话了，大声说：“我家的房子我家的院，我想搬就搬，不想搬就是不搬。”易方兴的眼睛冒出一股子凶光，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我多少有点心虚，可还是跳着脚叫喊：“我委屈，委屈，我……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他突然挥动胳膊走过来，使劲推了我一下，凶巴巴地吼叫：“你委屈，我比你还委屈呢！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刁民，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答应，明天就强拆！”我吃惊得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眼前这个一脸凶相的人，还是昨天那个一副绅士模样的市长吗？我被他激怒了：“强拆，我就告你！咱光脚不怕你穿鞋的！”易方兴两手叉腰，吼：“张立满，我警告你，妨碍修路就是破坏经济建设，不但要强拆你的房子，老子还有权拘留你！”我也吼：“你吹牛×哪，老子不是吓大的。”我一边骂着，一边往他的跟前凑。忽然，他的秘书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冲过来使劲搡了我一下，我趔趄了一下，差点跌倒。等我站稳了，易方兴已经跟他秘书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上老响着易方兴说过的那句话：“张立满，我警告你，妨碍修路就是破坏经济建设，不但要强拆你的房子，老子还有权拘留你！”老婆见我睡不着，知道我是为拆迁的事闹心，就扳着我的胳膊劝我：“胳膊拧不过大腿，要不咱就签字搬吧。”我一用劲甩开她的手，说：“老娘们儿家家的，你甭管。”老婆子叹了口气，躺回她那，陪着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在黑暗里头瞪着眼睛瞅着房梁胡思乱想。我就想，难道易方兴真的有强行拆掉我家房子的权利吗？难道他真的有权利拘留我吗？我不信，政府还讲不讲理了？我的房子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岂能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强拆呢？我不同意你政府的补偿方案，你就拘留我叫我蹲牢房，这不是欺压老百姓吗？你易方兴给我拿出红头文件来，哪一条哪一款写着可以强拆，可以拘留不签字的百姓。拿不出来就是你打着政府的旗号胡作非为，老子要上访告你去，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这样寻思着，心底里有了底气，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阴着，一片片黑云彩遮天蔽日的。正在做早饭的老婆劝我别去遛弯了，小心雨下起来挨浇。我想想，就没出门，不是怕下雨，是担心易方兴来强拆。饭做好了，我刚端起饭碗，忽然听见屋外响起一阵轰隆隆的声响，连忙放下碗筷跑到院门口朝外张望，我的妈呀，一辆高大威猛的推土机到了院门口。像一座山。啪啪啪，有人使劲拍大门板。听见有人喊：“张立满，开门，听见没有？快点开门。”老婆、小瑾吓得直往我身后躲，嘴里哇哇乱叫，我伸长胳膊护住她俩，说道：“别怕，有我哪，谁也不敢把咱咋着。”外面的人开始踹门，只几下门板就倒了，哗啦一阵响，一群人冲了进来。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易方兴。我朝易方兴叫喊：“你们要干啥？”易方兴瞪视着我，喝问：“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个字你到底签还是不签？”我被气蒙了，怒吼：“不签不签，老子就是不签。”易方兴冷笑一声，一声令下：“拆！”话音落，推土机轰隆隆吼叫着，几秒钟就把门楼推垮了，砖头随着尘土四下飞滚。我们一家人全都惊呆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狗×的，来真的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推土机冲着南屋扑了过去，大铲子咣咣咣一阵乱撞，我那住了多少年的屋子坍塌了，变成了一堆碎砖乱瓦，屋子里的家具东西啥的砸得乒乓乱响。我听见老婆哭了，还听见小瑾也哭了，我也想哭，可我不哭，朝着易方兴大吼一声：“老子不活着啦！”一头朝推土机撞去，被老婆死命地搂抱住了。我看清易方兴一边指挥着拆房，一边冷眼得意地斜视着我。我心里边那个气啊，大骂老婆：“你他妈撒开我，撒开！”老婆哭着喊：“我不，你死了我们娘俩咋活啊。”小瑾也使劲抱着我，朝看热闹的人群喊：“二芒子叔，庆子哥，快帮着把我爸拖走啊！”二芒子几个人连拉带拽地把我拖到二芒子家去了。
我们村有个外号叫老和尚的，也是种植香菇的大户。但是，他的香菇园没有我规模大。老和尚姓赵，叫赵志。因为他一年四季剃着光头，不戴帽子，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和尚”。他家搞大棚菜，不咋挣钱，见我养香菇发财了，就巴结我，想跟我一块种香菇。乡里乡亲的，互相帮衬着呗，更何况我俩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无话不谈，我就帮他搞起了香菇养殖。但是，他家的规模比不上我家。我家的房子遭到强拆后，他腾出他家的厢房给我们两口子住。小瑾让她的同学小翠拽她家去了。晚上，和尚叫他老婆子炒了俩菜，开了一瓶老白干，陪我喝起酒来。和尚劝我说：“算啦哥，别上火了，肝火旺伤身子。来，喝。”我低头喝闷酒，二两酒下肚就醉了，但我脑子清醒，眼跟前老是晃动着易方兴的大胖脸盘子，就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啥市长干长的，有啥资格代表政府啊，政府跟老百姓争利这叫啥政府？啊？纯粹是……”和尚一拍桌子也跟着我骂，他还鼓动我不能咽下这口气，上省城告状去。他的话点拨了我，对呀，告状去，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就没处说理了。
天还黑着，我的酒还没醒透，就跟老婆张罗，叫她给我烙几张大饼，再买几袋榨菜，明儿个一早我就背上去省城告状去。老婆吓得捂我的嘴，劝我说：“人家是市长，有撑腰的，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忍了吧。”我叫喊：“别拦着我，老子去定啦。”老和尚听见我俩吵吵了，赶到我们这屋，对我老婆说：“嫂子你别怕，如今是法治社会，民告官一点也不新鲜，省里头不会把大哥咋样的，说不准还能告赢了哪。那样一来，你们家就可以多得点补偿款了。”我说：“拆迁补偿款是小，我真的是咽不下这口气！市长有啥了不起的，说把我的房子拆了就拆了啊，不叫老百姓活了咋的，他凭啥这么霸道，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越说火气越旺，心里边蹿起一丈高的火苗子，我对老婆说：“你不叫我告这个状，真不如让我去死，就是死了，我的魂也得去告。”老婆抱着我的胳膊，哆哆嗦嗦地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嘱咐我：“出门在外多加小心，给家里勤打电话。”我鸡啄米似的点头。
我就这样开始了告状生涯。
在村口，我碰见了满囤。他拉住我的手，说：“叔，你别怪我，我这个芝麻粒大的官实在罩不住你。”我拍拍他的肩膀头，说：“叔明白，不怪你。”在车站点，我犹豫上哪个方向的车了。往西去是进市里的车，去告易方兴？想来想去还是拉倒吧，上市里告市长，那不是脑袋痛吃拉肚子药绝对不灵的。我看就直接上省里告吧，到省信访局。
我是前半晌快9点的时候上的长途车，下半晌快5点到的省城。出了车站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省信访局接待处而去。半道上堵车了，好不容易磨蹭到了那，人家正准备下班走，一个姑娘对我说：“有事明天再来吧，老乡。”她的态度倒是不错，朝我笑眯眯的。可我心里头憋屈，跟她笑不出来，还嘟囔她一句：“人家坐了一天的车了，水没喝上一口，饭没吃上一口，你一句话就给我打发啦？”姑娘问：“您从哪来？”还没等我回答，一个上了点岁数的干部说话了：“小秦听口音你还听不出这位老乡是从大成来的啊？”转身对我说，“您先坐下歇会儿，喝口水。”我感激地从这个干部手里接过水杯，一口气喝干，抹了把嘴唇，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领导，我要告我们易市长。”姑娘对我介绍说：“这是我们接待处的钟主任。”我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把攥住钟主任的手，摇着说：“这下好了，见着青天大老爷啦，我的冤屈有处诉啦！”钟主任按着我的手说：“别急别急，坐下慢慢说。”他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对我说：“您说吧，我听着哪。”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钟主任说了一遍，说到气愤处激动得直劲咳嗽，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了。钟主任安慰我，说：“政府一定会给群众做主的，不要激动。”钟主任认认真真地把我说的全部记下来了，然后让我在笔录下面签上了我的名字。我说：“谢谢你主任，我走了。”他问我去哪里。我说找家小旅馆住下，等着结果。他说：“您等一下啊。”拿起桌上的手机拨了一个号，对那边说：“晚上我晚点回去，你们就别等我了啊。”像是给家里打的。挂了电话他对我说：“走老哥，我陪你吃水饺去，我们这的功夫水饺天下一绝啊。吃完了，我给你安排进省委招待所住一宿，别上外边住啦。”我握住他的手，嘴里头一个劲说谢谢。还说想不到在省城遇见这么好的人。钟主任说：“没啥可谢的，你大老远的来了，举目无亲的，我们作为一名信访干部，有这个义务照顾好你啊！”说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省城的水饺真不赖，个头大得跟包子似的，皮还那么薄，馅还那么大，不知道是咋把这么多馅包进去的，更不知道咋就没煮破。咬一口，水灵灵，鲜灵灵，真香，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钟主任给我斟了一杯酒，端起他的酒杯说：“来，喝口酒舒心活血，吃完早点歇着。”我跟他碰下杯刚要喝，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以为是老婆子打来的，朝钟主任笑笑，喝下一口酒，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家里的，不放心，叫你见笑了。”钟主任笑笑，做了个叫我接电话的手势。我按了接听键。“喂，是立满吧？”是老父亲的声音。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连忙说：“是我爸，别急，啥事啊？”老爸喘着粗气说：“立满啊，你妈病危啦，快回来吧！”我吓了一跳，没想到母亲病得这么快，这么糟，呆愣着半天说不出话来。钟主任说：“老哥说话呀，沉住气，不然老人家更急。”我回过神来，问道：“我妈啥病啊？赶紧送医院哪！”老爸说：“送啦。你快来吧，兴许能见你妈最后一面！”我慌神了，喃喃自语说：“这可咋办啊，这可咋办啊……”钟主任安慰我说：“别慌老哥。父母家住哪？”我说：“西柏坡。”钟主任说：“走，我送你上车站，连夜上西柏坡。”我说：“还没打票哪。”钟主任说：“到车站再打。有几点的打几点的。”又指着桌上的饭菜，朝服务员喊，“小姑娘，打包。”
我们的运气真不错，售票口那个烫发的女工作人员说：“西柏坡有一趟车，还有十分钟进站，停三分钟后发车。”我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到出了一身的汗。钟主任把钱塞进售票口，说：“打一张。”我连忙拽他的胳膊，说：“咋能叫你花钱哪，使不得使不得。”钟主任按住我的胳膊说：“别争了，秋天的时候我去你家吃白薯、花生去。”我说：“你可真去啊，我们庄稼人信实。”钟主任笑着说：“一定去一定去。”这时，去西柏坡方向的检票开始了。钟主任陪着我快步走到检票口，把手里拎着的打包饭菜食品袋塞进我手里，又递给我一张名片，说道：“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地址，有啥事你就找我好了。一路顺风老哥。”我感激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是朝他点头。
列车拉着我星夜兼程，三个小时后进了大鹏市车站。我心急火燎地下了车，刚一出车站口，立刻围上来一大帮人，此起彼伏地问我坐不坐出租车、摩托车、三轮车。我冲出他们的包围，随便上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声：“快，第二人民医院。”夜深了，街面上的车辆明显比白天少了许多，不一会儿车子就开到了医院门口。我给了车钱，喘着粗气往住院部跑去，进了大厅，没顾上等电梯，一口气跑上了三楼，找到了父亲说的房间号，推门就进，差点撞上一个护士。“立满在这哪。”父亲熟悉的哑嗓子在我身后响起，我转身抓住父亲的手，感觉自己的两条腿在不住地抖动。“爸爸，我妈她咋样了？啊？咋样了？”父亲说：“别急，先坐你妈跟前歇歇再说。”说完，闪开身让我坐病床。时隔半年，我又看见了母亲，老人家昏睡着，人事不省。我望着母亲苍白消瘦、没有血色的脸，呜呜呜地哭了，哭得格外痛心。父亲攥着我冰凉的手不说话。
在走廊里，父亲告诉了我母亲发病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我那不争气的小弟弟大军，入室偷盗被人家户主堵了个正着，交给了派出所警察。弟媳妇云红一生气，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哭着喊着要离婚。这件事一下子击垮了母亲，哪个老人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呢？“这个大军，真是太气人了，他咋会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来呢？”我恨恨地骂。父亲叹口气说：“骂也晚了，现在说啥都晚了，叫他蹲几年大狱也好，受受教育，好好改造改造。”我想给老婆打电话，叫她们都过来，父亲没同意，理由是大老远的先别折腾了。
我在母亲床前守了一宿。困是真困，累是真累，毕竟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精神头大不如从前。但我情愿这样守着，心里头好受点。我愧对母亲，自己搞香菇种植，整天没白没黑地扎在地窖里边，除了节日，很少回家陪伴母亲。哪次回家，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好半天不撒开，上上下下把我看个够，伸出手来摩挲我的花白头发，她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孩子嘛，不管你多大岁数了，在父母跟前永远都是孩子。我忽然有了一种担忧，要是母亲永远不能醒来，连一句遗嘱都没能留下，那半年前跟母亲见的一面不就是最后一面了吗？今生今世，我就要永远也看不见母亲了，我也就永远没有妈妈了啊！回想起在大鹏车站，母亲送我上了车，站在站台上，隔着车窗看着我泪流满面。看着苍老的母亲我也落泪了，不住地朝她摆着手，嘴里边反反复复喊着一句话：“回去吧，妈，别哭了，回去吧。”母亲没有走，流着眼泪用手巾不断擦着车窗玻璃，使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要把我看进她的心里边。列车开动了，母亲朝我摇晃着胳膊，吃力地跑着，一点点被列车丢在了站台上。我使劲向母亲摇着手，直到看不见她了还在摇着，泪水流得满脸都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起和母亲分别时候的情景，我就睡不着觉！那种母子分离依依不舍的场景，老是在我脑海里头翻腾，眼睛里边总是涌满泪花，心里边跟刀子割似的。
第二天早晨，我推着母亲进了化验室，医生要给母亲做“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让我大吃了一惊，脑血管严重堵塞，医生解释说这是严重的脑血栓。我把母亲推回病房，跟医生交换一下意见。医生说：“老人家的病情很严重了，需要马上输液。”医生还跟我说，脑血栓患者除了吃降颅压药以外，还要坚持适当的锻炼，饮食上尽量要清淡，日常起居要有规律，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另外还可以吃一些具有降脂溶栓功能的保健品，对脑血栓治疗效果不错。
我给母亲买来一大堆水果，还有几盒有降脂溶栓功能的保健品。天天守在母亲身边，看着她输液。到了第五天上，母亲的病情终于出现转机，睁开眼睛认人了。我高兴得握着母亲的手，连声喊着：“妈，你还认得我不啊？”母亲笑了笑，声音微弱地说：“你是立满子，我大儿。你啥时候来的？”我凑近母亲的耳朵说：“来好几天了，妈你可吓死我了，可醒过来了。”母亲点头说：“我死不了，甭害怕。”我胸腔子里头悬着的心总算着着实实地落了地了。
又过了两天，我见母亲的病情稳定下来了，就想起了易方兴，想起了家里被他强拆的房子，想起了自己跟老婆孩子还寄宿在别人家里，心里就火烧火燎地难受，就想接着告易方兴的状。我对年迈的老爸他们说：“你们陪着我妈吧，我得赶回去告状去啦！”老爸急忙问我咋回事，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父亲和亲戚们有点不理解，老妈病这么重，告状难道比老妈的命还重要？我对他们解释说：“我也不是医生，待在这也没用，我妈醒过来了，没啥生命危险了，我也就放点心了。家里边有重要的大事，耽搁不起啊！我给小瑾妈打电话了，她明儿个就能赶过来。”父亲是个刚强的人，攥着我的手说：“放心走吧，跟妈说两句话。”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拉着她刚刚有了点温热的手，提前想好了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光掉眼泪说不出话。母亲最知道儿子的心思了，她好像对我要走有了预感，反倒安慰我说：“妈没啥大事了，家里边有事就去办吧，甭挂念我。”我的心头一热，禁不住有些哽咽了：“妈，您好好治病，儿子不孝，先走了，儿子真的有重要事。”母亲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像是睡着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我哽咽地问道：“妈，我们张家不能受这窝囊气呀，您能原谅儿子吗？”母亲脸上依旧没有表情，父亲推着我的身子，示意我赶紧走。
我朝病房门口走了几步，又折回身走到母亲身边，颤抖着手摸了摸母亲的手，小声说道：“妈，我去了，过几天再来看您老人家，您肯定能好的！”说完，抹着眼睛走了。父亲一直送我出了医院大门口。我说：“回吧，爸爸。”父亲点点头，说：“啥事别太较真儿了，见好就收，啊。”我说：“哎，知道了。”
当天下半晌四点，我就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在车上，我给老婆打了电话，问她动身了没有。她说正在车站候车厅等车哪，下半晌五点十分的车。我嘱咐她路上留点神，她说我知道。我问小瑾还在小翠家吗，她说是。她反过来嘱咐我，别动不动就动肝火，伤身子。我说我知道。然后她说，手机漫游费忒贵，不说了。我说那就挂了吧。跟老婆通完了电话，我趴在车窗跟前，看着窗户外面一闪一闪过去的景物发呆。
晚上八点多钟，我出了省城车站的出站口，是一副寒酸的模样。我掏出手机想给钟主任拨个电话，告诉他我又回来了，请他吃顿饭。照着名片上的号码刚拨了一半，一对好像处对象的小年轻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听着那女的没好气地嘟囔说：“这都几点了，请我吃饭，哼，没诚意！”我得到提醒，对呀，几点了？一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快九点了，人家钟主任早吃完饭了，就是有饭局没吃完也该差不多酒足饭饱了，这个时候打扰人家，这不纯粹请人家是假，叫人家给你安排吃住是真吗？拉倒吧，明儿个再说吧。感觉有人在拉我的胳膊，转脸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女的，连忙抓紧提包，瞪了她一眼转身就走。
那女的喊：“别走啊大叔，我不是坏人，我是想问你住店不？”我停住脚看着她，胸口鼓胀起来。那女的笑笑说：“我家里开着小旅馆，收拾得挺干净，饭菜也实惠。我看大叔刚下火车的样子，要是没亲戚，就上我那住去吧。”我打量她一番，感觉那样子不像个坏女人，就问：“一宿多少钱？”她抿了下耳朵边的头发，说：“三十块钱。”我想了想，说：“离这多远？”女人指指前边，说：“往前走二百米，再拐个胡同走五百米就到了。”我说：“那带我去吧。”女人高兴地答应一声，要帮我拎提包，我连忙躲闪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对她还是有点戒心。直到到了她家的小旅馆，一看环境真的挺干净的，再看他老公也像个本分的人，才放下心来。她家的饭菜味道还不错，一份拍黄瓜，一份鱼香肉丝，外加一碗米饭，收了我二十块钱，挺便宜的。男人问我喝酒不，我说不喝了，累了困了，明儿个还有事哪。吃完了饭，洗漱完，我就躺下睡觉了。一宿没睡沉，老想着病中的母亲，还想着告状的事。这状告得拖泥带水，纠缠不清。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被窝里就给钟主任打通了电话。“我是张立满哪，我回省城了，我母亲的病稳定了，我想见你啊。”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钟主任等我说完了，说：“立满老兄你好，你听我说，实在抱歉，我现在没在省城，到郑州开会来了，得后天回去。”我失望地说：“那我等着你！”钟主任说：“行。等我回去陪你到旅游景点好好玩玩儿。”我说：“玩就不用了，等那事有了眉目再说吧。”钟主任说：“那件事你别着急，得等工作组到你们那调查结束后，经领导研究批示才能出结果啊。”我问：“那得等几天？”钟主任说：“这个不好说。”我心里头凉了大半截，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钟主任还跟我说了些啥，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咋办呢？看这情形，钟主任这个官还小，他帮不了我，难道就拿易方兴没啥办法了？这可是省城啊，比他易方兴大呀，咋就搬不动他呢？难道真的是官官相护咋的？咳，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那就别等钟主任了，等也白等，给人家出啥难题啊，回家吧。可就这么回去了我实在是不甘心哪，他易方兴该、还不笑话死我？还不得意死他？可不甘心又能咋样啊？我的眉宇间爬上来淡淡的愁苦。
起床之后，我照了照镜子，看到一张乱糟糟的脸，脸脏着，眼睑黑了，睫毛倒了，连整个眼圈都黑乎乎的。我洗了把脸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咱妈咋样了？”她吭了一声，说：“妈一天天见好了，还叫我嘱咐你注意点自个儿的身体，五十岁的人了。”我听了好一会儿没说话，眼眶子热呼啦啦的。老婆问：“告状的事咋样了？”我没跟她说实话，我的回答是：“省里接下了我告的状，等着看易方兴好看吧。”老婆叹了口气说：“人家是市长哩，告赢告不赢的又能咋样人家嘛。”我不想跟她拉这事了，就说：“你替我好好照顾妈吧，我这你就甭挂念了。”她问：“你啥时候再来妈这？”我说：“看情况吧。”跟她说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省里没啥眉目，我就上北京告去，我就不信没说理的地方。
前半晌十一点二十五分，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下了车我直接去了国家信访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的态度挺好，给我端了一杯水，还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他把我说的话做了笔录，然后微笑着对我说：“您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跟您联系。”我问他：“啥时候跟我联系啊？”他说：“这个不好说，耐心等待吧。”咋跟钟主任说的一样啊？我刚要再说一句，他转身接待别人去了。我只好出了接待室，在走廊上失魂落魄地踱着，心里头挺不畅快的，胸口堵得慌，真想大声喊几声，刚一张嘴就被一个穿保安衣裳的人给盯上了，他瞪着俩三角眼瞅着我，还攥起了拳头。我就没喊出声来，沮丧地出了信访局大楼，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愣了好半天，不知道往哪走才好。我有一种感觉，这的人跟省城的一样，办事都拖泥带水，好像一大堆乱麻搅和在了一块。咋办呢？打道回府？不，不能回，乡亲们还不笑掉大牙？易方兴还不乐死？我张立满活这么大岁数了，啥时候办过这么拉稀的事呢？我就住下不走了，决心下了以后我又发愁了，我只身一人，在北京这么一座大城市里边，像一根针，跟不存在没啥两样。我举目无亲，哪里才是我安身之处呢？我一连走了好几家小旅馆，都让那高得离谱的住宿费吓了出来。我在北京的街道上没有目标地瞎走着，脑袋昏昏沉沉的，脖颈子酸痛酸痛的。路过一家火锅店门口的时候，坐在门边上躺椅上的一个老爷子叫住我，问：“老弟，尝尝我家的火锅羊肉吧，真正的草原小羔羊肉，味儿相当地道。”我摇摇头，说：“住都住不起，吃羊肉就更吃不起了。”老爷子说：“听您的口音是河北人吧？”我点点头。老爷子又问：“怎么着，来北京干吗来了？遇见难处了吧？”我又点点头。老爷子说：“住不起旅店不要紧，您可以住地下室去啊，那地儿便宜。”我连忙问：“那我上哪找去啊老哥？”老爷子伸胳膊往右边指了指，说：“走二百来米远，那有家台球厅，您看看去吧。”我道了声谢，快步朝那边走了过去。
老爷子还真没蒙我，那边还真的有一家台球厅。走进去一看，厅子不小，得有十几张桌子，将近一半的桌子围着几个小青年在较劲。谁也没注意我，我转着圈找这里的老板。找了好几圈，从门口右边的墙角看见一个女的，四十多岁的样子吧，描眉擦粉的，还抹着口红。我走过去，问她：“老板，你这有地下室是吧？”她上下打量着我，反问：“你要干什么？”我说：“住啊。”她松了口气，站起身，扭着肥胖的大屁股朝里边走去。我愣愣地看着她。她停住脚看着我，喊：“走啊。”我问：“干啥？”她说：“废话，你不是要住地下室吗？”我哦了一声，跟了过去。
地下室有门无窗，黑咕隆咚的，相当闷热。有点亮光，比老辈子家使的煤油灯亮不到哪去。我吓得不敢迈步子，生怕撞哪磕哪的。那个女的肯定是对这里边非常熟悉，走得蛮快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我喊：“等会儿我，看不见道儿啊。”她喊：“哎呀，放心大胆地走吧，没人抢劫你啊。”我摸着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手心里都出了汗。走了大概有一百米吧，前边有了亮光，听见女的喊：“到了。”我嘟囔说：“总算到了，这也忒黑呀。”女的说：“走熟了就不显黑啦。嫌黑打手电啊你。”我蹭到了亮光的地方，发现亮光是从一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透出来的。我往里边探进脑袋瞅了瞅，里边有两张床，上面铺着蓝格子床单子，一张歪歪扭扭的破桌子，别的就没啥东西了。
女的进屋，对我说：“进来呀，发什么呆啊？”我走进屋，打量着，说：“这还是两人间啊，别叫别人进来了中不？”女的说：“行啊，怎么不行。不过，那得交两个人的房钱。”我说：“那就拉倒吧，算我没说。”女的撇了下嘴，嘁了一声。我问：“对了，一宿多少钱？”女的伸出一个巴掌：“五十。”我惊了一下：“这么贵？”女的又撇了下嘴：“想什么哪，这是首都知道吗？你住不住吧，不住走人。”我想想，说：“住住住，谁说不住了。”女的递给我房间钥匙，伸出右手，说：“先交二百块钱押金。”我问：“干啥呀？”女的说：“屋子里的东西丢了坏了我们找谁去啊？”我说：“就这点破东西……”女的打断我的话说：“这是规矩，不住走人。”我不高兴了：“你这个人，咋老是轰我走啊，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我给不就得了。”掏出二百块钱给了她。她给了我一个押金条，扭着大屁股消失进了黑暗里边。我朝她的背影嘟囔着骂了一句，声小，连我自个都没听清骂的是啥。
还挺好，直到晚上也没有别人住进来。我吃了张临走父亲塞进提包里的大饼，喝了口水，躺到**准备睡觉。累了，也困了，早点歇着，明儿个好早点有精神再去信访局瞅瞅去。屋子里的灯光昏黄昏黄的，让我想起天快黑的时候。我还闻到一股子馊了吧唧骚了吧唧的味儿，怀疑床底下有啥坏了的东西，死耗子啊，臭袜子啊。趴在床帮撅着屁股往底下瞅了瞅，黑了吧唧的啥也看不见。看见门后头有一把笤帚，下床拿过来往下边划拉划拉，啥也没划拉出来。味就味吧，顾不上这么多了。关了灯闭上眼睛，睡觉。可好一会儿没睡着。老是想这想那，想老妈，她现在咋样了？想易方兴，他咋就敢强行拆了我家的房子呢？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呢？想我的房子，那可是前年翻新重盖的新房子啊，里边还有我的电视机、洗衣机哪，都砸里边了，他易方兴不包赔我的损失，我就跟他拼了。这样想着，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是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我的脑袋嗡嗡的，眼眶子一窝一窝地酸胀。这要是在家里边，我肯定得再躺会儿。可今儿个不能躺了，我得赶紧上信访局打探打探结果去。我强撑着爬起床，往一个洗脸盆子里倒了点水，洗了把脸，带上门来到地面。那个女的正端着脸盆泼水，看见我咧了下嘴，没再瞅我。我也不瞅她了，出了台球厅门口，朝信访局方向快步而去。走着走着，忽然想起现在时间还早，人家政府还没上班哪，就改为溜达着走了。路过一家早点店，想起还没吃早饭哪，就推门进去了。一个说四川话的小姑娘，热情地搀着我坐到一个小桌子边，递给我一个菜单，问我：“吃啥子爷爷？”我看了看菜单，妈呀，一根油条四块钱，一碗豆浆两块钱，这也忒贵呀。大早起吃顿饭就得花个六七块钱，顶得上在家吃好几顿的了。咳，首都嘛，吃啥啥贵啊。可既然进来了，不吃也不合适啊，那就硬着头皮吃呗。就对小姑娘说：“来一根油条。”小姑娘问：“好多豆浆？”我知道她说的好多意思是要多少，就摇摇手说：“不要豆浆，我有喝的。”小姑娘用食品袋给我包了根油条递给我，我心疼地递给她四块钱，装作满不在乎地出了店，到大街上心疼得出了声。“四块钱啊，才弄了这么一根小油条。”心疼完，暗自跟村里的瘸老八炸的油条比一比，还是这个大，顶得上他的两根了。不过瘸老八的一根才四毛钱，这可是四块钱，十倍的价啊。我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嚼了嚼，嗯，别说，比瘸老八炸的好吃。我一边吃一边走，有点噎着了，想水喝。前边有一家小超市，想进去买瓶水，又一想，别进去了，说不定一瓶水有多贵哪，忍着吧，到信访局就有水喝了。
到了信访办还真的有水喝。还是昨天那个男工作人员接待了我。还没等我说话，他抬头认出了我，立刻站起身说道：“您怎么又来了？不是跟您说了吗，回家等消息去。啊，快走吧，我们这很忙，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我赔着笑脸说：“我这次来等不到结果就不回去了，麻烦你还是……”他打断我的话说：“您这位老同志真是的，哪能这么快呢？这每天我们要接待大量的信访，不都得一点一点按程序办理吗？”我还想再求求情，被他强行推出了屋子。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出了信访局大楼，漫无目标地瞎溜达。正溜达着，手机响了，是小瑾打来的。孩子问我：“爸你咋还不回来呀？”我说：“还得几天哪。”小瑾说：“我托我们班主任老师问过信访局的人了，人家说了，信访必须一级一级往上走，不能越级上访。爸你快点去医院照看奶奶去吧，当心叫人家给你遣送回来，那可就麻烦了啊。”我说：“我不怕。咱有理害啥怕。再说了，上市里告易方兴还能告倒他，省里又不管，中国的大官都在北京，不上北京我上哪儿啊？”小瑾不说话了。
可我没想到，两天后的傍晚，小瑾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爸，我到北京看你来了，你住哪啊？”我一听，在电话里就骂开她了。小瑾说：“哎呀别怪我了，谁叫你不听我劝哪。快告诉我你住哪，我找你去。”我只好说：“在车站等着我，我接你去。”
我一咬牙上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火车站，一下车就看见了小瑾，喊了一声，朝她走了过去。小瑾喊了声爸，跑过来一头扑进我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说：“瞅你，哭啥吗？”她说：“奶奶病危，你不守在身边，偏要告这个状。不会有啥好结果的，快走吧。”我摇摇头，坚定地说：“没个结果，我绝不回去。咋回去啊，还不被乡亲耻笑？”小瑾噘下嘴说：“你想多了，大家都盯着园区招工，哪个顾得上看你笑话啊。”我说：“真是的，路开始修了吗？”小瑾说：“开工了。”我说：“走，跟爸吃顿饭去，吃完了你还是回家吧，我那没你住的地方。再说，你还得上学哪，别耽误学习。”小瑾搂着我的胳膊不撒开。我说：“你就是跪地求我，我也不回去。告不下易方兴我哪也不去。”小瑾见我态度这么坚决，只得撒开我的胳膊，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上。我问：“啥吗？”她说：“卖香菇的钱，你拿着吧。”再把手里的小提包递给我，我问：“这又是啥？”她说：“香菇，留着你吃。”我拉住孩子的手，说：“爸带你吃点好的去。”小瑾说：“我还真饿了。咱们吃点面条去吧。”我说：“那东西不经饿，吃大米饭炒菜去。”
我领着小瑾进了一家大饭馆。
小瑾一看里面的环境设施，就连忙拽我的胳膊，小声说：“还是上别处去吧，这的东西肯定贵。”我说：“就在这，哪也不去了。”一个女服务员笑眯眯迎了过来，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问道：“请问几位？”我说：“两位。”女服务员一伸胳膊说：“请这边坐。”我坐在椅子上，拿起菜单，一口气点了三个菜，红烧鱼、溜肥肠、水煮肉片。小瑾等服务员走了，按着我的手说：“这得多少钱啊爸，你疯了吧？”我说：“傻丫头，这是首都，咱不能掉价。”小瑾噘了一下嘴，眼睛亮得像两盏灯。
送小瑾上车走后，我回了地下室。一开门，里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从我对面**坐着，瞪着一对小眼睛看着我。我看看他，警觉地走到我的床边查看提包里的东西。男的说话了：“放心老哥，我不是小偷。”我看看他，笑笑。他问我：“老哥哪的人啊？”我反问：“你哪的人啊？”他说：“我保定的。”我说：“我大成的。”他说：“我叫王长贵。”我说：“我叫张立满。”想起赵本山的《乡村爱情》里的王长贵，就笑了，说：“跟《乡村爱情》里的王长贵一个名儿。”他也笑了，说：“我老婆也姓谢，叫谢二芳。现在大伙都叫她谢大脚了。”
这一段对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扔给我一个大苹果。他抽着烟，我吃着苹果，唠了起来。王长贵说他来北京，是来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的，还带了小摄像机，他要把整个过程全都录下来，带给乡亲们看。我说：“嗯，你这事办得好。”他问：“老哥你干啥来了？”我把事情的过程简单说了一下，他闷头坐着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老哥你别怪我说话直。你胆子可够大的啊，敢告市长？我估计你告不赢。”我说：“就是省长，他也总得讲理吧？”王长贵问：“信访部门的人是咋答复你的？”我照实说还没结果。他说：“你看咋样，肯定没个结果啊，人家就是拖延你，叫你等得没了耐心，没了再告下去的精神头儿。”我拍下床帮，说：“可我不甘心哪，好好的房子就白扒了咋的？里头的东西电器就白砸了咋的？”
王长贵不说话了，歪着脑袋好像在琢磨啥。我问他：“寻思啥呢？”王长贵没回答我。我呆呆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一拍大腿，朝我倾着身子，神秘地说道：“有办法了。”我说：“啥办法？快说。”他小声说：“你呀，就上外国大使馆门口闹去，你就喊冤，别的啥也别说。”我琢磨琢磨，有点担心地看着他，说：“上那地方喊冤去，还不得给我抓起来呀？那可是禁区啊。你想外国人待的地方……”王长贵摇着脑袋，说：“这你就不懂了，你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反政府，就是一个老农民，的确的确有冤在身，政府能把你咋着啊？咋也咋着不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可我又一想，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叫外国人看见我大喊大叫的，影响多不好啊。”王长贵笑了，说：“老哥你算说到点子上了。你一喊叫肯定能招来外国人看热闹，外国人一围观，肯定影响不好啊。影响不好谁着急啊？政府着急呗。政府一着急，就得问你喊啥冤哪，你的问题不就有解决的希望了吗？”我一拍巴掌喊：“哎呀长贵，你可太有才了，这个办法妙啊，我该咋谢谢你呢？”王长贵扬扬自得地说：“谢啥，穷人嘛，互相帮衬呗。”
第二天早上，王长贵我俩一起到早点店吃饭，他要了一碗大米粥、一个茶叶蛋、两个菜包子；我跟他一样，不一样不合适。结账的时候我抢着结的。结了二十块钱，心疼得我有点牙痛。结完账我才觉察到，长贵光跟我喊他结账，钱包一直就没掏出来。出了店门，我俩各奔东西，他忙他的去了，我向一个路人打听外国使馆区咋走。那个男的看了看我，准是奇怪我一个乡下人打扮的半大老头子，去那种地方干啥。他随便指了个方向，没说一个字就匆匆走远了。我只好拦住一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大姐。大姐指着跟前的一个站牌，说：“从这上公交车，六站地就到了。下了车照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拐，走一百多米就到了。”说得真详细，刚要向她道谢，她喊起来了：“快跑，车来了，就上那路车。”我连忙朝那辆公交车跑去。
这是一个随时爆发危机的黄昏。按那个好心的北京大姐指点的，我没走一点冤枉道，找到了使馆区。全是英文字母，我一个不认识。飘着的国旗，也是五颜六色。我喘着气扫视了一下这里，看见了使馆门口拿着枪站岗的武警，心里边一阵哆嗦，有点害怕了。就想往回走。可转念又一想，我叫那个易方兴害得房子没了，家具没了，电器没了，赔偿款也没了，不上这喊冤没人听我喊哪，首都政府得给我做主啊。想到这，我就来了底气，就拔腿朝最近的那个大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喊：“易方兴强拆了我家的房子，害得我流浪街头，我冤枉啊……”我看见门口的武警朝我这边看，然后端起枪朝我喊了一句啥，我没听清楚接着跑。我看见有两个武警冲着我跑过来了，一边跑还一边喊，他们喊的是：“站住！”“不许动！”我头皮一阵麻颤，撒腿就跑。没跑多远，就被武警逮住了。我连连喊着：“冤枉啊，求政府给我做主啊……”两个武警一边一个夹住我，扭住我的胳膊按在了地上。我梗着脖子喊：“放开我，咋还抓我呀，我是冤枉的。”两个武警也不听我解释，就这么一直按着我，直到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交给了没穿警服的人才回了使馆门口。
一个胖子抓住我的手腕，咔地一下给我戴上了一副冰冷的手铐子。我连忙说：“警察同志别误会，我是来请求政府做主的，我们市的市长欺负人，扒了我家的房子……”胖子吼：“住嘴。”把我塞进车，啪地关上车门开走了。我问身边的一个瘦子：“这是往哪开呀？”瘦子说：“到那就知道了。”我说：“把铐子摘下去吧，痛。”车上的人谁都不理我了，一个个脸阴得吓人。不摘就不摘吧，到了那自然就得给我摘了，我又没犯法。戴会儿铐子也值了，一会儿就可以见着给我做主的政府了，我的冤屈有处伸张了。王长贵这小子真有才，信访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得上使馆区来喊冤，这样才能惊动政府，还开着车来接我，哈哈，咱也坐了回政府派来的车，回村跟乡亲们有牛可吹的了。我的心情好了起来，心情一好，就想看北京的景了，来了这几天还没顾上哪。我透过车窗，开始观赏起外面的景色来了，可惜车开得快，还没看好就闪过去了。我在小瑾的电脑上看见过介绍，北京有不少旅游景点，最有名的是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还有各种博物馆、纪念馆，还有新建的中华世纪坛。我还是20世纪60年代来的北京，到过天安门广场，还仰望过广场正北的天安门城楼，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还照过相哪。
走着走着，我发觉车窗外边的高楼大厦都没了，一片乱乱的空地。“这是上哪走啊？”我问。胖子瞪了我一眼，对瘦子说：“这老家伙话太多，给他把臭嘴堵上。”我吓得头发都支棱了，喊着：“我是养香菇的，我嘴可不臭！”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瘦子抓起一块布猛地塞进我的嘴里边，恐惧使我浑身颤抖。紧接着，眼前一片漆黑，眼睛也被啥东西给蒙上了。咋这么对待我呢？我在心里喊，抬起胳膊想抓掉布条，被一双大手使劲按住了。“老实点。”一个小子骂。我在心里边质问他：你咋骂人呢？我可跟你爸的岁数差不多，有你这么没素质的吗？我被两个人摁着动弹不得，只得咬牙忍受着疼。我心想：糟了，恐怕这伙人不是警察吧？也不像信访部门的人哪，那他们是啥人呢？按说他们不应该是坏人，是坏人武警不可能把我交给他们哪。他们这是带我上哪啊？为啥把我给铐起来了呢？还蒙上我的眼睛堵上我的嘴呢？我突然想，会不会是易方兴派来的人呢？真要是的话，我可就掉老虎嘴里头啦啊！咳，想啥也没用了，听天由命吧。
说不好走了多大时候，汽车总算停下来了。我被他们跟拖死狗似的拉下车，又被他们揪着脖领子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脚底下被啥东西给绊了一下，摔了一跤。一个人踢了我一脚，我心里骂他：狗×的，踢我干啥？自个儿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一个人摘掉我眼睛上的布条，我的眼前出现一个院子，四四方方的，不算小，比我家的大多了。四面都是一溜溜的平房。院子中间是个空场地。平房窗户前种着柿子树跟枣树啥的。眼下果子都还绿着，挂了一树杈。再往上瞅，我就瞅见了围墙上圈着铁丝网。妈呀，这是到哪了？我想问，可嘴堵着，只能用眼睛问，没人搭理我。
胖子使劲推了我一下，我差点摔倒，我在心里吼：你干啥呀？胖子看出我在骂他，踹了我一脚，然后推搡着我进了一间屋子。里边有好几个小伙子，一个个凶巴巴地瞪着我。其中一个光头冲过来，照着我的胸脯子就是一拳头，痛得我蹲下了身。那个家伙揪起我，狠狠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鼻孔流出血来。我使劲瞪着光头，突然抬腿照他肚子踹了一脚。“哎哟！”光头被我踹翻在地上。立刻围上来好几个人，有个家伙抄起一个麻袋扣在我的脑袋上。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我浑身上下哪都痛，疼得我满地打滚。我骂他们：土匪！强盗！他们听不见我骂，手脚不停地打。我这老胳膊老腿哪禁得住几个年轻人围攻啊，不一会儿就昏了过去，啥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凉水浇醒的。睁开眼睛，第一个看清的是一张鼻子眼塞着手纸的年轻的脸，我一个激灵，朝他脸上啐了口吐沫，张嘴就骂：“狗×的，放我出去。”我听见自个的喊声了，知道嘴里边的布条拿出去了。这一喊，一动身子，浑身钻心地痛。年轻脸摁住我，和气地说：“别喊大叔，我不是坏人。”我看看他带着伤的身体，问：“你是谁？咋也到这来了？”他说：“跟你一样，抓来的。”我问：“这是哪儿啊？”他说：“这是昌平一个村子的农家大院，成了专门关押咱们这些人的黑监狱了。”监狱？还是黑监狱？我心里边一阵哆嗦。监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啊，我咋成犯人了呢？我想站起身，可痛得不敢动弹了。我问：“抓咱们的是些啥人啊？”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咱们得想法子出去啊。”他苦笑笑，说：“看管可严了，连个蚂蚁都出不去，想出去比登天还难哪。”我想起身上的手机，连忙摸，没摸着。他说：“不可能有了，早叫他们搜去了。”我一咧嘴，呜呜呜地哭开了。围过来不少张脸安慰我，原来这个屋子里住着这么多像我一样的冤屈的“犯人”。
窗户外边暗了下来，天快黑了。哭累了的我呆呆地看着窗户，一动不动。我想起了老妈老爸，他们还不知道我进了这黑监狱，不知道老妈现在咋样了。我还想起了老婆孩子，她们现在一定特别挂念我，盼着我早点回到她们身边哪。我又想起了易方兴，他现在一定很得意地指挥拆迁，叼着烟卷跟下属哈哈狂笑哪！我恨哪，恨他们官官相护，恨自个儿没本事没能告倒易方兴反倒进了黑监狱！年轻脸凑到我跟前，安慰我说：“别胡思乱想了，大叔，慢慢想办法吧。”我呆呆地看着他。他说：“大叔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是真事儿。”我说：“我哪有心情听你讲故事啊。”他说：“跟咱有关系的。”我看着他，等着听。他说：“沈阳有一对下岗的工人姓王，生活所迫借钱和老婆开了一家小烟铺。前年春节期间，被所在区的烟草部门违规查走了中华、云烟等名牌烟七十多箱，价值二十多万元，还被罚款五万多元。辛苦好几年的劳动成果眼瞅着都打了水漂，烟铺也关了门。两口子觉得冤，好几次上访可都没有结果。王师傅万念俱灭，想来个鱼死网破跟那帮人拼了。”
“后来呢？”我对这个故事来了兴趣。他喂了我一口水，接着说了下去：“后来，他听从别人的劝说，放弃了这个念头，找到一个律师帮他洗清冤屈。那个律师非常同情这两口子，答应帮他打这场官司，还劝说他别走极端，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然后这个律师放下手里其他的案子，先着手调查这起案子。经过紧张的取证、调查走访，律师认为，烟草部门没有对王师傅处罚的法律依据，处罚决定明显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的问题。随后王师傅把那家烟草单位告上了法庭，提出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对方的处罚决定，返还罚款和被扣押的香烟。区法院最后做出行政判决：撤销区烟草部门对王某所做出的行政处罚。王师傅依靠法律的力量硬是告倒了政府部门，大叔你说俺是不是还有希望洗清冤屈啊？”
我咂摸着这个故事，感到希望重新燃烧起来，冒出了火苗子。我自言自语地说：“对嘛，共产党的天下，绝对讲公理的。我们也可以找律师帮忙打官司嘛。”我拉下下他的手，问：“你叫啥？”他说：“二牛。李二牛。”我说：“二牛咱得想法子跑啊。”二牛说：“大叔我咋不想跑啊，可跑了好几回实在跑不出去啊。”我拽下他的胳膊，压低嗓音说：“咱们写个求救的条子，想办法扔出去。”二牛想了想，点点头说：“嗯，可以试一试。”我们俩正说着话，门“咣当”一声被踢开了，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小子，拎着一个塑料袋，冲我俩吼：“开饭。”扔下袋子，捂着鼻子转身出去了。二牛拿起袋子看了看，骂道：“又是干巴馒头就咸菜。馒头硬得锤子都砸不开。”我说：“那咋整啊，我还真饿了。”二牛说：“有办法。”他把馒头放进一个盆子里，倒上开水泡着，再盖上盖，说：“多泡会儿就可以凑合着吃了。”我骂了一声：“这群狗×的。”问二牛：“这伙人是哪的啊？他们这不是私设监狱吗？这不是犯法吗？”二牛说：“他们肯定有靠山，不然的话绝对不敢这么干。”我寻思着：“谁是他们的靠山呢？是易方兴……不会吧，这可是首都啊……”二牛攥起拳头，骨头节嘎巴嘎巴响。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恨哪……”我问他：“你是咋进来的？因为啥呀？”
二牛悲愤地跟我说起了他的遭遇。他说：“去年国庆节放假的一天上午，我坐公交车走亲戚，到了站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老爷子跌倒在离站台不远的便道上。当时，过来过去的行人谁也没管老人，我出于好心，走上前把老爷子扶了起来。当时，老爷子还直跟我说谢谢哪。我看老爷子脸色不好，就跟他要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打了个电话，是老爷子儿子接的。半个钟头以后老爷子的儿子赶来了，说带老父亲上医院检查，又要挂号又要扶着老人的，怕忙不过来，要我帮忙帮到底，一块儿去医院。我顾不上走亲戚，就跟他去了。到了医院，检查完医生说老爷子腿股骨胫骨折，需要更换人工股骨头，可能需要花费几万元的医药费。老爷子儿子一听就傻眼了，我也挺同情他们的。可万万没想到，老爷子一拍大腿，指着我跟儿子说，就是这人撞的！我一下子就蒙了！任我咋解释这家人一口咬定就是我撞倒的老人，当即打电话报了警。”
我骂了一句：“这个老爷子太不像话了，咋能诬赖你呢？”二牛说：“还有更气人的哪。那家人聘请了一个律师，到法院起诉我，要求赔偿医药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十五万块钱。一个星期后，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我向承办法官申请，向当时出警的派出所调取我和老爷子的原始询问笔录，派出所却以正在室内装修为由，说无法提供这份最关键的证据，我只得仓促应诉。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接警的一个警察在庭上作证说，他记得我曾经在做笔录时说过下车时，感觉被人撞了一下，但不知道被谁撞了。老爷子一方代理人以此证明我曾承认跟人发生碰撞，而直接受害人就是老爷子，要其承担责任。我咋也想不起来自己做笔录时说过这话，可无法出具原始笔录，可当时负责询问的两个民警却出具了谈话笔录，都证明我曾承认撞到了人，据此可以认定就是我撞倒了老人。最后法院判我承担老爷子的民事赔偿责任。我不服啊，坚决拒绝赔偿，一分钱也不给。我怀疑那个派出所跟老爷子那家人串通一气敲诈我，就上访控告派出所，结果就被抓到这来了。”我沉默了，又一个遭遇冤屈的老百姓。二牛沉默了好一会儿，长嘘一口气说：“我相信，这世上好人还是多，我的冤屈早晚会洗清的！”
抓进黑监狱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太亮，亮得我无法入睡，我睁了一宿的眼睛。我哪睡得着啊，自个儿不明不白进了黑监狱，家里人都还不知道，老婆照看着老妈，年迈的老父亲还在等着儿子早点回去，闺女小瑾自己一个人寄宿同学家，易方兴还在逍遥法外，一想起这些，我就恨不得把这里砸个稀巴烂，冲出去跟易方兴同归于尽。我攥紧拳头捶了一下床帮，浑身立刻痛了起来，痛得我咝咝地吸气，心立马抽搐个不停。“狗×的，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声嘶力竭地喊，可喊声太小了，我自个儿听着比放屁声大不哪去。我悲愤地哭了大半宿。
第二天早上，我正迷迷瞪瞪地躺着，门哐地一下子被人踹开了，听见有人吼：“起床啦，出操去。”我爬起身朝门口看，门口站着叉着腰的光头。我气愤地瞪视着他：“大早上叫唤个啥，号丧似的。”光头骂了句脏话，冲过来就要跟我动手，被二牛拉住了，为我求情说：“算了星哥，他浑身是伤的就别打了，打死了也不好说不是嘛。”光头指着我的鼻子吼：“他妈的，该你走运，下回再顶撞老子就没这么幸运啦。”
说是出早操，其实就是放风。二牛搀扶着我出了屋子，我发现院子里站了不少人，得有三十几个，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我注意到，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挺不直腰杆子，胳膊腿脚都不咋灵活。我猜想肯定是叫这帮王八蛋打的。我跟着这群不幸的人在院子里边绕圈溜达，人群中间站着四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小子，分四个方向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还看见院子的四个墙角都拴着一条大狼狗，耷拉着舌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怪不得二牛说想要逃出去比登天还难哪。看这情形，扔张纸条都很困难。我就纳闷了，难道这里的老百姓，对院子里发生的暴行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吗？听不见可怜的人们挨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声吗？还是他们装听不见不敢过问甚至不敢靠近这里呢？
我看见有人从公共厕所里头出来了，一股股腥臊的气味呛得我差点背过气去，可以想到那里脏到啥程度。我还看见有个妇女端着一个盆子，从一个屋子里出来泼水，顺便看见了她身后边屋子里，堆在地上的锅碗瓢盆，还有乱糟糟的柴草，知道这是个厨房。我还看见有的屋子门楣上钉着木牌子，有的上面写“清查室”，有的上面写“教育室”，还有的写“卫生室”，像个学校，各个部门应有尽有。二牛悄悄告诉我，清查室其实就是搜身室，值钱东西全都在这间屋子里搜出来没收。教育室其实就是打人室，我想起来了，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那帮人打得昏死过去的。
我的腿有点瘸，是被狗×的打的。我看见我前边走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腿也是一瘸一瘸的。突然，妇人身子一歪眼瞅着倒在地上，我连忙急跑几步扶住了她。妇人连声对我说谢谢。我说：“谢啥，都是倒霉的人。”她说：“咳，早知今日……”话没说完住了嘴。我问她：“你是因为啥喊冤叫他们抓进来的啊？”妇人扫了一下那几个凑在一块抽烟聊天的看守，小声跟我说了起来：“我女儿今年4月大学毕业，想在我们镇上找一份工作。一个星期后去人才市场填表，三天后就有一家公司打电话要她去面试。那天我婆婆病了，我就没陪着孩子去面试。大概一个钟头以后，突然接到孩子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说手机在工业区牌楼下被人抢了，让我赶紧给她送钱去，否则有人会打她。我赶紧从银行支取了五千块钱，叫上两个亲戚，打了一辆车直奔工业区牌楼，期间我还报了警。可我们赶到牌楼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孩子。这时候，派出所民警赶到了，把我们带走做笔录。我们刚进派出所，又接到了孩子的电话，她埋怨我怎么还不来。她说，她就在工业区牌楼对面的一家食杂店里边。我们很快赶到离派出所不到5分钟路程的食杂店，但孩子不在店里了。店里的老板说，的确有一女的在这打过电话，打完电话就跟一个男的走了，进了一幢楼房。我们正在寻找孩子时候，听见有人喊，有个女孩从楼上掉下来了……”
我的心一阵紧缩，颤着声问：“不会是你闺女吧？”妇人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她哽咽着说：“就是我女儿小婉。她是被那个叫田江林的畜生从楼上推下去的，孩子死得冤啊……可警察却以证据不足为由把这个坏蛋给释放了。我当然不能接受了，我向他们提出了好几个疑点，没遭绑架孩子为啥说有人要打她？肯定是遭人威胁、绑架了。第二个疑点，田江林的供述是不是在撒谎？这个坏蛋说，当时他看见我女儿，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想跟我女儿交朋友，就连哄带拽地把我女儿带到了他的住处。刚进屋，这个坏蛋的朋友来了，他怕尴尬，就让我女儿上阳台躲躲，等他把门外的朋友打发走后，回头不见了我女儿，说她已经坠楼了，当时他很害怕就匆忙逃走了。按照田江林所说，他那个朋友应该先下楼走的，可监控录像显示却是走在了田江林的后边，这不是在撒谎是啥？可办案警察却说田江林的朋友是因为又串了个门所以后出的楼道口。我问他进了哪家串门。警察说不能告诉我，是要保护那户人家的隐私。”我明白了：“你不服气就上访，结果没人搭理你，你就进京上访，就被抓进这个黑监狱里边来了，是吧？”妇人点点头，泪湿衣襟。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妇人，不知道该说句啥样的安慰话才好。她擦了擦眼泪，问我：“你是告的谁抓这来了？”我说：“我们那的一个副市长。”听说我要告副市长，妇人吓得一哆嗦，她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说：“你敢告市长？胆子可真够大的，那你还不叫他们抓这来？”她还偷偷告诉我，黑监狱里的一个头曾经和她的表哥一起做过买卖，两个人关系还不错，她跟这个头见过面，所以进来之后对她还有点关照。他告诉妇人，告官的人，你们当地政府驻京办的人都掌握着。驻京办与黑监狱都有某种秘密来往。驻京办的人要想抓哪个人，只要打一个电话，黑监狱立刻会派人把这个人抓进来。驻京办的人要想整一整那个人，只要打个招呼，那么这个人当天就被一顿毒打。打人也不白打，打人者会领到800元的劳务费。我说：“这叫他妈啥事啊，行凶打人还给奖励。”妇人摇摇头没说话。我苦笑道：“我昨天挨了打，那光头就会得800块钱喽？这钱谁出啊？我一个农民，可没钱给他们！”妇人说：“放心不让你出，是你们当地政府出！”我呆愣住了：“政府出？这……这不是支持那些王八蛋随便打人吗？”妇人长出口气，再也不说话了。我也没啥可说的了，我还能说啥呢？
我的手机被没收了，根本没法跟家里联系。我跟光头说过：“就是天大的事，你们也得叫我们跟家里人见见面说说话啊。”光头说：“等着吧，快了。”可等了十天还不让我们告知家里。我趁放风的机会问过妇人，问她她家里人知道不知道她被关在这里。妇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才好哪。”我问：“为啥这么说呀？”她看了我一眼，刚要说话，突然听见一声吼叫：“罗平常，给老子过来，快点儿。”我们循声看去，只见教育室门口站着光头跟一个留着马尾辫的小子，正冲一个向他们走去的中年男的横眉冷对。“又要受皮肉之苦喽，咳……”妇人叹息道。我问：“好好的，为啥无缘无故地就打人家啊？”正好妇人表哥那个朋友从我们跟前走过，妇人便问他咋回事。那个人说：“罗平常家里不知咋知道他在这里哪，来找他来了，不过被我们的人打跑了。老板说准是这小子泄的密，得好好收拾收拾他。”我忍不住气愤地说：“你们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这是犯法。”那人朝我一瞪眼，呵斥：“妈的，活腻歪了是吧？”我也骂了他一句：“老子比你爸小不到哪去，岂容你满口喷粪！”那小子上前就要跟我动手，被妇人拦下了，妇人说：“算了算了，看我分儿上别计较这些了，快忙你的去吧。”那小子又骂了我一句，气咻咻地走了。妇人说：“看见了吧，家里人不如不知道好吧？”我真想一把火把这里烧个精光，把这帮畜生烧成煳家雀。
我就不信这个村子里的人没一个好心人。我偷着准备了一个纸条，偷偷捡了根烧剩下半截的树枝，把树枝当笔写了八个字：宋各庄黑监狱，救人！放风的时候寻找机会打算扔出围墙去。可看守看得实在太严，一直没有机会。这天下半晌，好好的天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还隐约响起雷声，估计雨就要下起来了。院子里的人都赶紧往屋子里边跑，看守们也都躲进了他们的屋子。我站在我们宿舍的门口，心里边总有一种预感：趁着风势可以把纸条传出去。二牛看着我愣神，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凑近我说：“当心叫那帮混蛋发觉，哪你可就大吃苦头啦。”我看了他一眼，小声说：“我知道，豁出去了。”有一阵风刮起，打着旋，院子里的纸片、草屑啥的跟着打着卷乱飞。我觉得时机到了，最后扫了一眼看守宿舍，没看到狼一样的监视的眼睛，跨出两步，扬起一只胳膊，用力把手里边捏着的纸条往高一扔，眼瞅着那张纸条随着飞舞的杂物飘走了，越过围墙不见了。我的心里又紧张又兴奋，抓住二牛的手，按捺不住地说：“成功了，成功了！”二牛也很高兴，两眼闪着光亮，喘着粗气说：“但愿别下雨，但愿让好心人捡着！”真是老天有眼，雨一直没下起来，干打雷不下雨，我心里头那团希望的火苗子越蹿越高。
从这一天起，我日日夜夜期盼，盼望着拨开云雾见青天，盼望着正义的警察砸开黑监狱的大门，救出我们这些冤屈的人，把那些坏蛋绳之以法。我盼啊盼，望啊望，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那张纸条飘落到了一片草丛上，一个有良知的男人从这路过，发现了那张纸条，捡起一看，立刻送到了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领导干部手里。这位领导马上带领大批武警、特警包围了黑监狱，踹开大门，一枪一个报销了所有的看守，当场宣布我们这些好人无罪释放，我们自由了，我们流着眼泪欢呼着。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黑监狱的大门还是紧紧地关着，没人来踹门，没人来处置这帮坏蛋，没人来救我们。我失望了，失望得睡不着吃不下，心里边针扎一样地痛。眼瞅着过去一个月了，对我的上访也没个说法。我开始绝望了，难道就这么一天天关在这里度日如年，难道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关到死了吗？不中，我不能这么等死，我得反抗。我决定绝食，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以死相争。
二牛劝我不要采取这样的做法，说这是糟践自己。我主意已定，还劝他也跟着我绝食，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