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邦
有機會到各地煤礦采訪，人家得知我是編太陽石副刊的，有時也寫點小說，就問我認不認識譚談，我說，認識呀，十年前就認識。
那年夏天，我和譚談被借調到煤炭部一個叫《他們特別能戰鬥》的雜誌幫忙，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室。夜裏蚊子咬得睡不成，我們就抱了鋪蓋，到五樓頂的平台上去睡。平台上有風，天上有星，能睡，反而睡不著了。這時我和譚談本可以“談談”的，可我和他都不說話，各自看天。我來自河南，他來自湖南，那時我們還不太熟，彼此又沒有很快熟識的願望和習慣，按北京土話的說法，就那麽慎著。譚談的字兒寫得很瀟灑，無拘無束。人也活得隨便，日裏穿了拖鞋、短褲和舊背心，貓在宿舍裏寫，寫。宿舍和編輯室錯對門，上下班很近便，因此也不大分上班下班。我不知他寫些什麽，不問他。不知哪一刻，他“拖拖”地到編輯室來了，翻翻稿子和報紙。如果有人說了可笑的事，他笑得比誰都開懷，簡直像個孩子。看見他那樣笑法，誰也得跟著笑。當時我想，對這人不用設防。
有一天，他拿出一本子報刊剪貼給我看，上麵都是他“文革”前發的小說和散文，有《收獲》上的，有《解放軍報》上的，等。他說湖南要給他出集子，他正在整理。我不知出於嫉妒還是不服，一點也沒表示驚訝和敬佩，隻看了其中一篇小說便還他了。後來我想了想，當時我奔的是記者，當編輯，對文學創作並不看重。人對自己不看重的事物往往表現出輕視，比如我小時候沿了土路去拾糞，對糞特別重視，而對土路上穿花衣服的小妮子並不羨慕。當我被文學的**弄得神魂顛倒時，譚談已不失時機地一本書一本書往外拋，我連羨慕都來不及了。這是後話。
我倆幫了一段忙後，雜誌編輯部大概覺得我倆還合用，就同時下了調令，要調我們進京。不知犯了哪股子牛勁，我倆都不願意來。調到京都地麵做事，在有的人看來是求之不得的，是抬舉我們，對我們不願來直撇嘴。編輯部的領導也很傷腦筋。後來他們認準我是個好說話的主兒，一次次做我思想的活兒，果然把我說動了心。譚談是很堅定的，說不習慣北方生活，說房子太小，說破天也不願意北上。後來搬出他妻子，說他妻子不願意來，而他和妻子又很不錯，總不能因調動工作的事丟了老婆吧。這樣就把看準他這塊料的人徹底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