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方便的时候。
这一天，一年一次的市人大会议正在进行。下午，听大会报告。作家，自由职业者。生活散漫惯了的，受不了这种端端正正坐着听报告的“正规化”约束。尤其是坐在主席台上，接受那睽睽众目的扫射。会议开始不久，我便借小解而溜号了。
三楼。
电台编辑部办公室。她正伏在案前看稿。与她相邻的几张办公桌前，空空如也。整个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他们呢？”
“都到大会采访去了。”
“全体出动，留你值班？”
她含蓄地笑笑，点点头。
所谓“全体”也不过三、四个人。小城市的小电台，可怜啊！
“那你就谈谈吧。我这次可是专门来听的。”
“就在这里谈？”
“行。”
她还没有开始谈，接二连三进来几位通信员送稿。她一一热情地接待。从中看得出，她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工作是极其负责的。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到哪里？”
她领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隔壁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大房子，里面摆了一张乒乓球台子。这大概是电台工作人员的娱乐室。工间休息的时候，打乒乓球的地方。她把乒乓球台前的条凳抹干净，又给我和她自己泡了一杯茶。一切就绪，该开口谈了。
她却迟迟没有开口。
“你看我，你没有来的时候，我直想跟你谈，好多好多的话硬想吐出来。你来了，我却不知从哪里谈起了。”
她歉意地笑笑。
“随便扯吧。”
我说。
她沉默了片刻。渐渐地，眼眶发红了。
啊，象在酝酿情绪。
我静静地等着。
终于，她说起来了：“我，先谈谈我的父母。”
“好呀！”
……
她是本地人。出生在资江河边一个美丽的小镇上。而她母亲，却是一位安徽女子。这千里的姻缘，是一根什么线牵起来的呢？
生活里，常常充满戏剧性。
安徽女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投身了革命，在大别山根据地一家红军医院里当护士。部队转移的时候，她留下来安置走不动的伤病员。阴差阳错，她脱离了队伍。后来，与一个从白军中逃出来的湖南人相识了。生活，不知是悲是喜地为他们做了戏剧性的安排，这一对一“红”一“白”的男女，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
不久，这个安徽女子，跟着这个湖南汉子，回到了资江边的这座小镇。然后，把她和她的兄弟，接到了这个世界上。
转眼，故乡的山水，母亲的乳汁，把她养育成了一个婷婷玉立的美丽的少女。而且，她走出了小镇，考进了县城那座在湘中山区颇有一点名气的中等师范学校。这里，汇集了一群从山乡各地来的俊美姑娘。在这俊美的姑娘群中，她又是最惹人瞩目的。曾有人悄悄地赠她以“校花”的誉称。然而，眼下正是那个悲怆的年代！“白”汉子的父亲和“红”女子的母亲，变成了两座无形的大山——伪军和叛徒，沉沉地压在这个该唱、该笑、该舞、该蹈的少女的身上。人们给她投去冷漠、鄙夷的目光。她滚烫烫的心，落进了冰海里……
她悄悄地躲进了生活的偏僻角落里，尽量避开所有人的目光。然而，却有那么一双眼睛老盯着她。给她送去几许慰藉，几许温暖。这是她的同学，一个并不英俊潇洒的男生。她心里喜欢他，却又不敢接近他。他是红色保险箱里的人，自己不应该去碰他，不应该给别人添麻烦呀！
她把爱埋在心头，离开生活、学习了两年的师范，来到了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校里，当上了一名教师。
不久，她结识了他。武汉某大学的一个标标致致的学生。她那爽朗的性格，她那丰富细腻的感情，她那花儿朵儿般的美貌，使漂亮的大学生倾倒了。她呢，愈和他接近，愈觉得他象一砣磁铁，对自己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使她如此倾心于他呢？她说不出。爱情，这个奇异的魔方，谁能解得透彻？谁能说得清楚？世界上有什么标准的爱情公式吗？什么男人加什么女人，就会有最美满、最甜蜜的爱情？这其中的许多的许多，怕只能各自去意会，不可能公开地言传。
他们也“挂筒”了。什么原因？不用问，她心里清楚。
有一次，在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她意外地碰上了从家里返武汉去的他。他来到她的面前，愧意地低着头，要替她去买车票，想向她作一点什么解释。她头一偏，拒绝了。她的这个动作，不全是恨，是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是莫名其妙的恨，莫名其妙的爱。
她任教的学校里的教导主任，是一位有慈母心肠的老教师，很同情她，喜欢她。把自己的侄儿子领到了她的面前。
也是大学生，且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见面了，接触了。可是却不知怎的，她觉得他身上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缺少了一点什么呢？她说不出。反正，她觉得他不象那个武汉某大学的学生，那样沉甸甸地落在她的心头；那样推不开，赶不走；那样的相聚后不想分离，分离后使她禁不住地想他、念他，甚至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非念来……而他却使她扬不起那种热情，那种女人对男人的热情……
这也许是人类学中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到小镇的学校里看她。他走时，她出于对远道来的北京大学生一种适度的礼节，也出于对慈母般的学校教导主任的尊敬，她告假送他。
他们搭乘帆船，溯资水而上，来到了古老的新化县城。到县城后，她准备与男友告辞，当天赶回学校去。热情的大学生挽留她，邀她陪他逛逛县城。她不好意思推辞，留下了。那年月，小小的县城里的住宿也很紧张。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旅店里登记上。服务员出于对北京来的大学生的敬重，把一间保管室腾了出来。架了一个铺。他们在这间保管室里坐了一夜……
“哧哧……”
听她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莫名其妙地笑了。
“真的，我们只是坐了一夜。”
她认真地说。
我突然在心里责备自己刚才那极不慎重的一笑。那年月的年轻人，是极严肃的，极规矩的。我们自己那时候，也是年轻人哪！她这话，我信，我完全信。然而，心里突然又涌出一个奇怪的问号，竟脱口说了出来：
“如果坐在你身边的不是他呢？”
“谁？”
“要是那位武汉的大学生呢？”
她把头低下了。然而，她却还是十分明朗地回答了我：
“那，我不会拒绝。如果他有什么要求的话。”
“唔……”
我长嘘了一口气，似乎在这中间悟到了一点什么。
这时，有人走进了这间文娱室，我们的谈话暂时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