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副好歌喉。故乡的山水，妈妈的乳汁，养育了她一副金嗓子。四乡八里，乡亲们都知道她的山歌唱得好。做姑娘的时候，她是乡村业余剧团、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台柱子；后来，嫁了人，当了妈妈，她仍然是公社文艺宣传队里的主角。
那一年，她带着四岁的老满，正在公社文艺宣传队里演“阿庆嫂”，唱《沙家浜》的时候，突然收到丈夫单位发来的电报，告知她丈替病危，催她速去。
她领着孩子们匆匆赶到时，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默默地承受生活给她的沉重打击，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厂里安排她到丈夫工作的职工医院做临时工。他们母子五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她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一点微薄的收入，养活这五张吃“黑粮”的嘴。她盼着，有那么一天，厂里能帮她母子解决户口；她盼着，有那么一天，厂里能给她安排一个工作。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真诚地关心她，同情她。那年月，粮店里买粮要搭红薯干等杂粮。她们把这些买粮时搭回来的杂粮统统给了她。她默默地收下，从内心感激这些好心人。
有那么一个男人，比别人显得更关心她，爱护她，同情她。他常常带着温暖的笑容出现在她面前。有时，说几句知寒知暖的话语；有时动用他掌握的一点点可怜的权力，给她一点这样那样的方便。她又感激，又不安。
这一天，他又出现在她面前。
“你们的户口，我正在帮你们办。户口一解决，工作问题就好说了。”
“多谢了！”
他，只不过是这家医院里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员。他能为她解决难度这样大的问题吗？然而，在她的眼里，在这个乡间女子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官”，是一个能帮她解决大问题的“官”。
她寄希望于他。
然而，一个女人应有的警惕性，一个女人的敏锐心，却又常常使她生出几分惧怕。一种莫名其妙的惧怕。
她是一个开朗的女子，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她又开始唱歌了。做工的时候，她轻轻地哼着“刘海哥，我的夫”、“洪湖水，浪打浪”，或者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有时，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叫到身边，捧起歌本，教孩子们唱一支新歌……
“你来一下。”
那天，这个男人又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事？”
“嗯。”
“什么事？”
“当然是好事罗！”
莫不是自己和孩子们的户口问题批下来了？那可真要好好谢谢他啊！她赶忙放下歌本，怀着美好的希望，跟着他去了。
这是一间保管室。
房里，堆满了供住院病人用的被褥、棉絮、席子什么的。这里，是他的“领地”。当她跟着他走进房里后，他随手将门关上了。
“什么好事，快告诉我呀！”
她催他，心嘭嘭的，很不踏实。
他不说话，双目圆圆地望着她。
一种更大的不安和恐惧，迅速袭上她的心头。
“你……”
“我，真想、真想听你唱一支歌。”
“就这么个事呀？”
她的心跳得更急了。
“还、还有，派出所说，还要办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医院里的证明。证明你身体不好呀！”
“……”
“这个，我帮你办。不过，你也要帮帮，帮帮我……”
她站立着。双腿在微微地抖动。
对面，这个平日十分关心、帮助、同情自己的男人，换了一副面孔。目光里，燃烧着挑逗的火焰；脸腮上，浮现出****的笑容。
“你，没了男人；我，女人不在身边。我们都命苦啊！我为你出力，你、你……”
……
她慌乱地回到了孩子们身边。老三，是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姑娘。这时，她见妈妈回来了，便捧着歌本，向妈妈扑来：
“妈，这支歌，我还没有学会，你再教教，再教教。”
“啪”的一下，老三手里的歌本，被她扫到了地下。她站到窗前，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她扬起头来，面对窗外浩瀚的苍空，放出了走了调的、溶进她心中的火与怒、仇与恨的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