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太大了，总有太阳照不到的角落。因此，天上有太阳，地下就会有阴影。
我们的国家也太大了，决策机关在制订各种各样政策的时候，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有一部分人得意，一部分人吃亏的时候，或者绝大部分人得益，极少一部分人吃亏的时候，这是应该为人们所理解的。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因此社会上经常刮这种风，那种风；经常有这样的“一刀切”，那样的“一刀切”。上面有上面的难处。这也是应该为人们所理解的。
问题是，在这样那样的“风”面前，每个人所持什么态度，这就取决于每一个人了。
八十年代初，刮过一阵文凭风。当时，不少人慌忙上阵，一哄而上，到这样那样的函大，这样那样的夜校去“抢”文凭。被人们称为“缩水文凭”满天飞。当时，流传过这样的一则笑话：说某地一个印刷厂效益不好，濒于倒闭。有一人士献一良策：快印刷文凭出售。于是，此后这家印刷厂门口天天排长队。从此，这家濒于倒闭的小厂，一举翻身，效益大增……
我们的党历来办事注重实效。我们进这校那校学习，瞄准的应该是“知识”，而不是那一张空纸。不知道那些年通过这样那样途径拿到了这样那样“文凭”的同志，扪心问过自己没有：自己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
文凭，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知识的“包装”。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从这个角度上看，让它“值钱”是应该的。然而，正如我们到商店买一件商品，做用的是包装里面的商品，而不是外面的包装。由此看来，值钱的应该是文凭标志着的“知识”，而不是那张簿纸本身。也正如我们常常买到包装非常漂亮，而里面的商品质量却很差，我们因此觉得自己上了当、受到愚弄而愤怒、而光火一样；又正如有一些人样子长得标标致致实则无一点本事，而被人称作“红漆马桶”，不受人尊敬一样。并不是所有具有文凭的人，都有他所持文凭所标志的知识。对这些文凭队伍中的“红漆马桶”，我想也不会受人尊敬的。
然而，有些人通过各自自学的途径，获取了知识，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真能干几件实事。尽管他们这些知识却没有文凭做“包装”，但是这些没有用文凭“包装”的知识，同样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因此，他们应该同样受人尊敬，他们的这些知识也应该同样让它“值钱”。
我在发表于1985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拙文：《我的幸与不幸》的尾末，发过一通这样的感慨，让我把它摘录在这里吧：
朋友，当年，当我们的同龄人，走进课堂时，我们，或牺牲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下矿井，用双手取出煤炭，供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或肩扛钢枪，守卫祖国的大门，让同龄人得以在和平环境里认真攻读。当那些幸运地步入学校大门的同龄人奔腾在运动场上时，当他们安静地坐在影剧院里时，当他们在轻曼的乐曲中翩然起舞时，我们或在树林里，或在田野上，或在煤油灯下面读书。难道只有在课堂里读的书，才算“书”？在树林子里读的书，在煤油灯下面读的书，就不算“书”吗？
文凭啊，你到底意味着什么？知识？学历？学力？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