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魂系日月
1.共产党童年的目光就开始了在蓝天上飞翔，他们不仅把革命的种子播进了土地，也洒上了蓝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空军史上出现了“断层”。中国空军有两个童年：一个是国民党空军童年；一个是共产党人民空军的童年。于是，中国空军便有了一个“二重唱”的历史故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高瞻远瞩的共产党人从诞生的这一天起，对天空就格外青睐。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也从没放弃过对蓝天的追求。
人民空军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4年9月，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航空学校，航校先后招收了两批学员，共52人，学员大多来自黄埔军校。第一批招收学员10名，其中有4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又名王叔铭）、冯洵；第二批学员中共产党员有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唐铎（后转入苏联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当时全校只有4架寇蒂斯霍克飞机，各种相当的设施异常简陋，学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向蓝天冲刺。
北伐战争打响后，这些年轻的中国雄鹰便出现在天空。
北伐航空队人员基本是第二期航校学员，航空队即是在广东航校的基础上成立的，而这第二批学员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向天空放飞了第一批鹰群！
他们一出现就非同凡响。
汀泅桥头，叶挺独立团杀声震天；蔚蓝的天幕上，几架寇蒂斯霍克马达声隆隆。贺胜桥战斗，寇蒂斯又来助阵……
紧接着围武昌、打南昌、下江浙，北伐军所向之处，都有空中雄鹰陪伴。北伐军士气大振，节节胜利。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相互纠结，妄图将革命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共两党的飞行员们携手并肩，边学习，边作战，与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6月瘦狗岭之战，航空队连续出动多架次，轰炸叛军，炸死滇军叛乱师长赵成梁，叛军顿时群龙无首，士气一落千丈，2万余人随即投降。9月，革命军攻阳江、打漓州、克廉州，航空队频频出动助攻，直到将军阀邓本殷部赶到海边，向琼州逃亡。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为提高飞行人员的素质，决定从第一期航校学员中选送6人去苏联学习和深造。我党有4人入选。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唐铎。
1926年6月，国民政府再次从第二期学员中选送12人去苏联深造，其中又有5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章（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
在异国的天空，有中国共产党洒上的种子，他们不仅把革命深入泥土，也播上天空！
这些星火般的种子没有忘记党的期望，他们按照党的要求，学习航空各种专业技术。他们深知祖国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他们所肩负的是开创一支人民空军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们刻苦学习，准备报效祖国。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
在残酷的血腥镇压下，共产党人不但没有屈服，从而更加坚强、成熟。他们更表现出了对天空的关注和期望。党中央决定从中国留学苏联的党团员中选拔一批人员转入苏联航校学习。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党团员中，选调了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钧等12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
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选调了王琏（朝鲜人），刘风、王春、李凡、孙武、孙毅卿等9人，进入苏联卡洛夫空军第3航校学习。
中国共产党送入苏联学习的几十位优秀儿女，按照现代空军的编制，大约可以编成一个满员的飞行团。
这4批学员先后有的学成回国，有的留在了苏联。
第一、二批学员中，刘云回国后，于1930年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冯洵、李乾元、黎鸿峰学成回国后，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不幸牺牲。徐介藩回国后长期从事我军摩托化部队建设工作，曾任装甲兵学院院长。唐铎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回国后，曾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常乾坤回国后一生从事人民空军建设和人民航空事业。他在苏联航校毕业后，曾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教官、飞行大队长、领航主任，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1938年回国后曾任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兼航空组副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为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王叔铭后来脱离了我党，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
大浪淘沙，是金子不会埋没，是泥沙终将被淘汰。
这4批留学苏联的航空人员，不仅仅是学到了航空技术，更主要的是成了中国空军的珍贵的火种。
毛泽东曾经不是下过这么一个光辉论断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将要用这些星火，点燃星空，照亮中国人民空军的登天之路！
如果说麦克阿瑟这个好战的老家伙说中国没有空军还情有可原，那么，堂堂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断言则是近似荒诞了。
身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太轻信这两位将军的话了。难道他忘了中苏、中美空军比翼齐飞于抗日战场上空？忘了中国共产党到抗美援朝时已经诞生了将近30年了吗？
没有空军，如同没有屋顶的房子。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创建华厦的重任，难道能忘了盖房顶吗？
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总是喜欢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因为他们肩上的担子太重太重了，而脚下的路却又是那么漫长。
2.“列宁号”天女散花，“剿总”司令部失魂落魄。共产党人的第一架飞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第一架飞机之后，才真正开创了共产党人航空史上的新篇章。
1930年，共产党人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红军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真没想到，第一架飞机的故事从几位老人的口中道来却是如此这般津津有味——
1930年2月16日，大别山云遮雾锁。鄂豫皖这块红色的根据地又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
上午10时许，大悟县宣化店西南的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马达声。担任放哨警戒的红军赤卫队队员们警觉地向天空望去——架青天白日机徽的国民党飞机钻出浓雾，摇摇欲坠地降落在陈家河附近的菜子坳前面的河滩上。这里是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白区的交界处。
赤卫队员立即向罗山县第1区第10乡赤卫队队部作了报告。大队长陈国清一边派人向上级报告，一边带领赤卫队员冲向飞机降落点，将飞机包围起来。
飞行员一看逃不掉，连人带机做了俘虏。
那是一架“柯塞”式飞机，系美国制造的一种轻型侦察轰炸机。飞机外表很新。驾驶员叫龙文光，他这次飞行是执行空中通信任务，因山雾迷航，燃料耗尽，被迫降落。龙文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这次迷航，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据郭述申先生载文回忆：当时的中央鄂豫皖边区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得到缴获一架敌机并俘虏了驾驶员的报告后，指示罗山县委和驻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保护好飞机，想方设法将飞机运到根据地中心隐蔽地来。
郭述申先生那时正在鄂豫皖边区特委工作，当他听说罗山赤卫队缴获了一架敌人的飞机后欣喜万分。因而对事情的前前后后了解的也比较详细。
缴获这架飞机后的第3天，河西姚畈姚老约的民团得知这一情况后，分3路向飞机降落点扑来，妄图抢走飞机。罗山县地方武装营营长郑猛子带领20多名红军及时赶到现场，和当地的赤卫队员们密切配合，击退了反动民团的进攻，直到把他们赶回老巢。
过了几天后，飞机被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两翼。分几大部分由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以及当地群众抬到宣化店以东卡房附近隐藏了’起来。
飞行员龙文光曾是广东航校的学员，以后又和常乾坤、徐介藩等共产党员一起赴苏联留学。钱均当时也在那所航校学习，与龙文光是同窗。钱均回国后被分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当时的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知飞行员的情况后，立即找到龙文光，与他促膝长谈。钱均更是频频与他叙旧，还带龙文光参观了根据地的建设。红军首长的殷殷期望，同窗好友的旧情，使龙文光深受感动，毅然决定弃暗投明，留下来为红军服务。
中央军委获悉鄂豫皖根据地有了飞机和飞行员后，与鄂豫皖边特委决定成立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钱均为政治委员。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主管航空的组织机构。
为了表达对革命导师列宁的纪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航空局办公处设在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军事委员会驻地北面的普济寺。
在航空局的努力下，飞机机身和机翼要从卡房经过郭家河，运到离箭厂河5里地的任家畈、黄家畈之间平坦的河滩上重新装配。航空局组织沿途的工农民主政府运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第3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吴行千从争相报名运送飞机的群众中，挑选了150名身强力壮的人组成了搬运队。搬运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历经半个月的时间，将飞机完好无损地运到了任家畈。
1931年4月，钱均、龙文光和红军里几位懂机械的同志开始了组装飞机。
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后，涂上了灰色的油漆，机身上“列宁”两个大字和机翼上两颗红星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昌平航空博物馆展出的那架“列宁”号飞机是逼真地复制品。
那时，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多次进攻，曾多次派飞机对我根据地滥肆轰炸。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吃过了敌机滥炸的苦头，一听说红军也有了飞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从四方八方涌向飞机，像过年过节一样敲锣打鼓庆贺了3天。为让老人们也一饱眼福，乡工农民主政府搭了一个看台，请上了年纪的人在台上观看。一位老人说：“红军的‘飞鸡’也给国民党那些狗崽子下几个‘蛋’尝尝。”
当时，虽然红军有了飞机，但没有汽油。只好将“列宁”号运到湖北新集机场。
有了飞机，有了飞行员，还有了新集、紫云、英山3处新修建的简易机场，可飞机因没有汽油，上不了天。
总指挥徐向前也为此而发愁：总不能让飞机老是趴着不飞吧！
1931年3月，红四军在双桥镇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第34师师长岳维峻，他的亲戚托人与根据地联系，愿意出几万银元赎他。徐向前当即一击掌：“好！告诉他，只要能搞来汽油，我们就可以保全岳维峻的性命。”
岳维峻的亲戚乖乖地运来了大量的汽油和军需品。
于是，人民空军便有了一次划时代意义的首航。
7月的一个雨后清晨，红4军政委陈昌浩去英山执行任务，准备搭飞机去金家寨。红4军军部也准备派“列宁”号飞往固始、潢川一带进行空中侦察。
起飞那天清晨，密集的人群拥挤在新集机场周围。在千万双目光的注视下，“列宁”号的发动声发出了轰隆隆的马达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列宁”号滑向跑道，带着两颗耀眼的红星冲上天空……
这是一次艰难的腾飞！
但中国人民空军毕竟已经飞起来了。
从新集到金家寨，航程200余里，不久时间就飞到了目的地上空。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泥泞，无法降落，“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
固始驻着国民党的“剿总”司令部。固始县城的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后，纷纷跑出来往天上观看。只见一架飞机在头顶撒下一阵阵红红绿绿的花雨，犹如散花天女重临人间。那彩色的花雨打着旋儿，悠悠****飘了下来，有的竟飘到了“剿总”司令部。人们好奇地追逐着，待抓到手中，表情惊呆了——是红军的标语！那上面写着“红军必胜！”“粉碎白匪围剿！”等口号。
再抬头一看，飞机机翼上有两颗红星灿灿夺目！
红军的飞机！白匪大惊失色，连忙四散逃命。“剿总”司令部顿时惊恐万状，乱成了一锅粥。
坐在飞机后舱的红四军政委陈昌浩，笑得前仰后合。他一面大把撒着标语，一面朗朗地开怀大笑。
龙文光一个俯冲，然后再将飞机拉起来。吓得地面上的白军抱着头翘着屁股不敢抬头。飞机消失后，他们才慌忙架起轻、重机枪，可为时晚矣！
“列宁”号继而飞临潢川、光山上空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白军发现是红军的飞机，一个个龟缩在掩体内，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直到飞机飞走后，才从地上爬起来，惊讶得合不拢嘴地望着茫茫的天空。
“列宁”号完成任务后，重返新集机场降落。
9月8日，为配合红军“反围剿”，“列宁号”又从新集机场起飞，远征华中地区敌人的心脏——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机飞抵京汉铁路南段和武汉郊区上空，投撒大量传单后安全返航。
红军飞机飞临武汉，震动了南京。反动的《扫**报》惊呼：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云云。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在鄂东七里坪宣布成立，旋即挥师攻打黄安（红安）县城。守敌69师赵冠英部1万多人，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围困黄安1个多月，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增援，但县城还是久攻不下。红4方面军决定派“列宁”号参战，进行轰炸，配合攻打黄安县城。没有航空炸弹，用迫击炮弹来代替。
轰炸黄安县城的前一天，徐向前等红4方面军领导同志与飞行员一起到黄安城南高地上观察了敌军阵地，确定“列宁”号参加作战的方案。
第2天拂晓，4方面军司令部发出攻击命令。
上午9时，“列宁”号的马达声渐渐逼近黄安县城上空。
黄安守敌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毫无戒备，当“列宁”号俯冲敌人阵地，同时将2枚经过改装的迫击炮弹投下去，发出“轰轰”两下爆炸声时，敌人才清醒过来，是红军的飞机在进行轰炸。
敌人阵地顿时大乱。
这是我人民空军的第一架飞机、第一次直接参战、第一次实施陆空协同作战、第一次轰炸敌军阵地。
我工农红军士气大振，指战员们挥舞着红旗，向“列宁”号致意。
黄安守敌遭我飞机轰炸后军心浮动，加之援军无望，于第4天傍晚弃城南逃。红军乘胜追击，在长轩岭全歼逃敌，活捉敌69师师长赵冠英及部属5000余众，缴获枪枝4000余支，以及大量武器弹药。解放了黄安，扩大了根据地。
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了63万人马向苏区各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以30万主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军被迫转移。“列宁”号在根据地群众的精心保护下，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不得不拆卸开来埋藏在大别山偏僻的山沟里。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千方百计地想找到埋藏起来的飞机。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国民党始终没有找到飞机的主部件。直到1951年9月，王树声同志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来到大别山时，人民群众才将“列宁”号飞机从山沟里挖出来，献给了国家。
飞行员龙文光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在武汉监狱惨遭杀害……
但是，龙文光和“列宁”号一起载入了人民空军的史册！
1932年4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攻克漳州，又缴获了国民党一架“摩斯”式通信教练机。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到机场观看了飞机。后来，因战事紧张，这架飞机也废弃了。
这是我红军拥有的第2架飞机。
3.延安与大西北的一次握手不欢而散。“新疆航空队”是“新疆王”盛世才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个亮点。
残阳如血。
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行进在大戈壁荒滩上。
几颗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在晚风中柔弱指向苍茫的远方。
这支队伍的每一步都是一个血色脚印。他们曾经是一支浩浩****的劲旅。经过了过雪山、越过草地之后，英雄的红4方面军只剩下400余名红军指战员。遭受巨大损失的红4方面军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终于到达了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迪化是清王朝左宗棠定的地名。左宗棠率清兵入疆后，意在启迪和开化这块所谓在他眼中的荒蛮之地。
据吕黎平先生撰文回忆：接他们进疆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陈云同志。
据陈云同志介绍，由于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继而攻占上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团结抗战，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当时的“新疆王”、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为扩展自己的势力，也打起了“拉日救国”，“联苏联共”的旗号，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6大政策对我党表示友好，正是利用这一统一战线的特殊条件，西路军残部才得以入疆。
在陈云同志的努力下，我400余名红军指战员被编成一个“新兵营”，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炮兵、装甲、汽车等特种军事技术，为我党培养各种专业军事技术人才……
吕老陷入了回忆——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把他叫去。一见面，就以浓重的上海口音问：“小吕，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呀？”
陈云经常到他们干部队来同大家谈论国内外形势，定期听取支部汇报情况，作为支部书记的他，毫无拘束之感。所以，他坦率地回答说：既不愿留在盛世才那里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继续当参谋，要求到前线去打仗。
陈云听后，满面笑容地说：“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这可能吗？”他惊奇地问道。
“有这种可能。”陈云同志接着说：“我对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作过了解。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2期飞行班，1期机械组。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
少许，陈云同志话锋一转说：“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弹受伤的情景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行员比培养一个炮兵要难得多。我想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在盛世才航空队为我们党训练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能维护修理的航空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搞到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吗？我已经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眉目。”
吕黎平听了陈云高瞻远瞩的运筹，兴奋地频频点头。
陈云又接着说：“现在，‘新兵营’要物色一批学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找你来谈谈，你要有带领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学航空的准备。”
吕黎平惊喜地注视着陈云。心想，若真能插翅飞上蓝天，向敌机开火，为死难烈士报仇，这该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啊！但他又似乎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驾驶不了复杂的飞机，当他说出自己的担心时，陈云同志鼓励他说：“你才20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要提高，集中一段时间补习不就可以解决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服从组织决定，争取早日飞上蓝天。”吕黎平当即向陈云同志表示。
“我的这些设想，还需要请示党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你回去等正式通知吧！”最后，陈云同志对他说。
陈云同吕黎平说完话后，又找“新兵营”各大队的领导，调查摸底，物色了30多名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的干部为学航空的对象。
1937年11月27日，陈云奉党中央之命，乘一架苏联飞机离开迪化，回延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回延安后，向党中央汇报了选调一批红军干部到盛世才航空队学飞行、机械的意见。党中央当即批准了陈云的计划，决定从迪化“新兵营”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校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新疆学航空。
延水河畔的摩托学校里，集合了抗大和摩托学校的数十名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学员，准备进行选飞体检。美国医生马海德亲自给他们体检。这简直就是中央首长一级的待遇！待遇虽高，但条件只有一个标准：选飞行员，一丝也不马虎。
其实呀！体检的全部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听诊器。
体检、文化测验之后，名单送到了中央组织部。陈云看到名单后，还不放心，亲自找预选对象谈话，考察他们的反应能力。
文化测验是让学员读一段报纸；测听力是把怀表放在预选学员身后的不同位置、距离，让学员们指出来；测反应灵活性是让学员下棋；查平衡是让学员原地转圈，等弄不清转了多少圈时，突然下令停止，让你立即回答面对的是东、南、西、北。
对每个人的经历，陈云也查的特别细。当他听夏伯勋说是2万面军的，李奎来自红25军时，高兴地说：“太好了，中央决定要有1、2、4方面军的干部学航空，你们就是代表嘛！”
经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审查，陈云选定了19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严振刚、方华、方槐、赖玉林、夏伯勋、黎明、吴峰、云甫、赵群、刘子立、李奎、陈御风、王聚奎、邓明、彭浩、彭仁发、谢奇光、吴茂林、杨光瑶。
1938年1月6日，陈云把上述19名同志叫到他的住地，勉励他们要战胜困难，刻苦学习，掌握航空技术。同时要搞好团结关系遵守纪律听指挥。
陈云话锋一转，说：“我问过一位空军飞行机械师，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你猜这位苏联机械师怎么说？他说，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怕学不会吗？记着，不会的东西学会了，那才叫本事哩！”
1月8日，选定的19名同志由严振刚带领，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于2月28日抵达迪化。
与此同时，1938年1月初，接替陈云担任党中央驻新疆第2任代表邓发告诉吕黎平他们说：延安派来迪化学航空的19名同志已启程，他正与盛世才商量有关事宜。
2月初，盛世才通知邓发、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定于3月1日开学，请我党选派的学员，在近日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2月底前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立即找航空队的苏联教官尤吉耶夫，一道去向盛世才说明：我们这批学航空的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共产党员。从小参军，没有读过什么书。若按所要求的中学毕业生条件，都考不上。请免文化考试。体检可照常进行，按标准条件录取。盛世才看苏联教官同意，也就点头答应了。
邓发指定吕黎平带领“新兵营”的30多名候选人，到盛世才的军队医院进行体检。结果，25人合格。他们是：吕黎平、陈熙、方子翼、安志敏、袁彬、胡子昆、刘忠惠、张毅、杨一德、汪德祥、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周绍光、余志强、刘子宁。
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按延安通知的19人的姓名、经历、职务，与“新兵营”的25人混合编在一起，定出了学飞行、机械的名单，送给了航空队。
2月下旬，邓发把“新兵营”的25人召集到会议室，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伍的成员，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托。要时刻记住这一条，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在这里学习，同在自己部队不同，情况很复杂，困难不少。对此，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人家那里，要严守我党我军的纪律，内外有别。你们学习的好坏，关系我党我军的声誉，一定要刻苦钻研航空技术，争取优异成绩，让他们瞧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
全体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会上，邓发宣布了43人的学习分工和负责人（原为44人，赖玉林因身体条件不合格。没有入学）。
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来自红1方面军的有16人，红2方面军的有2人，红4方面军的有24人，红25军1人。
邓发要求学员要正确对待分工问题。他说：从组织上考虑，各个方面军的同志都要有学飞行和机械的，以体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学航空。在我们共产党人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不论学什么，将来都是党的技术干部。
邓发决定，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编成6个小组。吕黎平为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为支部委员。大家举手一致通过。最后，邓发明确了几个问题：一、领导关系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二、党组织问题。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在新疆发展组织，更不允许他的军队里有党派组织，航空队的党组织不公开，党的活动要严格保密。三、个人身份问题。每人到航空队都用化名，不公开在红军的职务身份。新疆航空队严格遵照邓发同志的指示。
1938年3月3日上午9时，新疆航空队举行开学典礼。
佩戴上将军衔的盛世才和苏联中将顾问巴宁均也来到了会场。
上校大队长张念夕宣读了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学员名单，编组及教学计划；接着，对飞行学员授予上士、机械学员授予中士军阶。
这批经过长征、转战沙场的我党久经考验的连、营、团级指挥员，竟佩戴士官军阶，由指挥员变成受人指挥的军士，学员们把这种委屈作为新的统战环境下一种党性锻炼与考验。他们在这种约束之下，硬是“熬”过了4年！
盛世才训话时，讲了他的“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6大政策”。
最后是学员致答词。吕黎平走上讲台，按照支部讨论通过的意见表示：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第一支自己的航空队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吕黎平先生对这段往事还记忆如昨。
一幢300多平方米的里外两个大房间，住着我党43名学员，以及盛世才招来的1名飞行员，16名机械学员。
开学后开设的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飞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飞行规则》、《航空气象学》、《机械物理学》等。
课堂学习是6小时一贯制。即上午接连上6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下午，2小时自习，1小时体育锻炼。
他清楚地记得，开学后的第一堂课讲的是《机械物理学》。教官是盛世才第一飞行中队中队长王应其，他一上讲台，点过名后，就用奚落的口吻说：“今天我们学《机械物理学》，你们都有中学以上学历，现在复习一下在初中早已学过的普通物理，什么叫做物理三变态？”
“三变态”无非是固态、液态、气态的变化。可那时，他们听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台下没人吱声。
王应其带着蔑视的口气指着方华：“你！”
方华回答不上来。
“那么，你！”王应其又指着陈熙吼道。
陈熙也回答不上来。
“还有你！”王应其指着吕黎平的鼻子喝斥着。
谁也回答不出来。
王应其火冒三丈。答不出来，就不让坐下，堂堂七尺高的男子汉罚站，那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了。
“中学毕业生竟回答不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没法教这门课了。”王应其继续吼道：“你，你，还有你，你们都是什么学历？”
回答是，高小，初小，小学二年级……
“谁读过初中？”
没人回答。
“这种文化程度，还想学飞行？做梦！”王应其一摔门走了。
气得这批学员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有的赌气说：“不学了，老子回‘新兵营’去。”
气归气，还得学。大家深知学飞行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这得听组织的安排。
轮到教育股长王聪讲《飞行原理》的升阻比时，大家也是不知所云。
王聪免不了又奚落一顿：“没念几天书就想学航空，给你们讲课，简直是对牛弹琴！”
面对这样的困难，支部在中央代表的指导下，激励大家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论学习关。支部决定把文化稍高的同学与文化低的配对，编成互助小组，建立包干制，不让一个人拉下。
大家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后反复学，不把问题弄懂决不罢休。
一时，教室成了攻破理论难点的新的“战场”。许多同志常常通宵达旦、学而不倦。很快，理论教官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他们钦佩共产党人的这种顽强求知精神。
航空队的教官们说：前两期学员，自习时总是迟到早退，经常要从外面往教室里撵。第3期却反过来了，得从教室里往外撵，真稀罕。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管教室的工友王老头半夜醒来，见教室还亮着灯，以为学员们忘记关了，就迷迷糊糊爬起来，也没看教室有没有人，推开一点门缝，伸手把灯关了，又锁上教室门走了。第二天一早，王老头披着衣服打开教室的大锁头，见屋里坐满了人，竟迷迷糊糊地说了句：“诸位，今天到的挺早啊……
吕黎平身为航空队队长，肩上的担子可不轻。他怕学员们累垮了身体，不好向党中央交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催大家早点休息。劝阻无效，他只好把教室门锁上，规定，非学习时间，不得入内。教室进不去，大家就去饭堂开夜车。队长发现了，又来个“饭堂规定”……可同学们又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伙，打起了“游击”。弄得吕黎平防不胜防。
吕黎平在回忆学《飞机构造原理》时，还记得安志敏编的顺口溜：
一个脑袋二把刀（机头和两叶螺旋桨），
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上有反角度），
三条铁腿蹬飞轮（前面两个机轮，后面一个尾轮），
横竖尾巴在后梢（横的水平安定面和竖的水平垂直安定面）。
夏伯勋在回忆他们学习航空时所用的各种方法更是忍俊不禁。
一次，机械班上发动机课，复杂的油气导管线路弄得大家头晕脑胀。课毕，“小教员”忽发奇想，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猛往导管里一吹，然后堵住进口，用手比划着导管流向，他手指到哪里，哪根导管就冒出烟来。大家伙顿时恍然彻悟……
还有一次，飞行班学《几何》，几位基础差的同学连什么是立方体都搞不清楚，急得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直挠头。突然，窗外的一堆土豆扑入了他们眼帘。小教员灵机一动，拔腿就跑出教室。不一会儿，就返了回来，手里高高举着一个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说：“同志哥儿，这就是立方体！”
原来如此！大家都乐了。
以后，他们从食堂、菜地找来大萝卜，切成各种几何图形……
一个星期天，刚到新疆接替邓发驻疆第3任党代表陈潭秋来看望航空队学员，发现学员们一个个瘦得不成样子了，吓了一跳，说：“怎么一个个变成瘦猴了？”
“陈代表，猴子变成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那狗熊再打扮也成不了人样呀！”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还挺有哲理的话。
陈潭秋哈哈大笑，“说的好，不过你们唯物主义需要彻底一些。只有讲究劳逸结合，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否则，就真的变成猴子……”
日后，陈潭秋特地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中，每月拨出一笔专款补贴航空队的伙食。
党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回报的是加倍的刻苦认真的学匀。
据吕老回忆——
盛世才的航空队有3个飞行中队，1中队是战斗机，2中队是侦察机，每个中队有10名飞行员。3中队专门训练新飞行员，中队长叫黎焕章，是维吾尔族的一名进步青年，2名飞行教官是任兆祥、杨兆荣。第3期学员飞行班就编在这个中队，分3个教学组。第1组6人（内有非党员学员1名），由黎中队长带飞；第2、3组各10人，由任、杨教官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试。
开飞前3天，教官就带他们到机场进行地面实习。从铺“T”字布、打信号旗（当时，地面和飞机上均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拿枪档、推飞机、到进入座舱开车、试验转数、检查仪表等，都练得滚瓜烂熟。
教练机是苏联制造的乌—2初级机。这种飞机是苏联20年代的产品，双翼、双座、轻型。装有一台1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
1938年4月4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天东方刚显鱼肚白，他们就分乘2辆汽车来到机场。
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快要崩出来！
第一个开飞机的是吕黎平。
中队长黎焕章带着吕黎平走向第一架飞机，一进座舱，吕黎平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随着发动机的吼鸣，黎焕章加油门徐徐向起飞线滑行，信号员举起白旗向前示意起飞时，黎中队长加满油门，直线向前滑动，逐渐抬起尾部加速，飞机就晃晃悠悠地升空了。
乌—2型飞机只有风挡，没有座舱盖，升空之后，虽说是初春，寒风仍是刺骨，直感到脸上在起鸡皮疙瘩。耳朵里除了螺旋桨打击气流的“嗡嗡”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当飞机升到800米时，中队长对前后舱连通的橡皮说话管，让吕黎平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飞机的操纵性能。
吕黎平只感到略为前后推动驾驶杆，飞机就急剧下降或上升。
原来飞机驾驶时不能用粗猛动作，要柔和地、轻微地操纵。
他们只在空中盘旋了几圈，还没过足瘾的吕黎平就感到飞机轻飘飘地下滑落地了。
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机场的轮廓。
这天，他们每人作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着各自的感受。大家谈得更多的还是由于过去对飞机的常识不了解而闹出的许多笑话。
这批飞行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每个人只由教官带飞了50～60个起落，飞行6—8小时后，就全部放了单飞！
经4个多月的苦练，24名飞行员人均成绩在4分以上。顺利完成了初级教练机的训练计划。只有一名学员改为机械。
1938年10月，新疆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学员转入了埃尔—5侦察、轰炸机的中级训练。
埃尔—5型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航程约1000公里，升限4000米。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翼下可挂4枚50公斤的炸弹。双座舱，既可教学，又可执行战斗任务。第3期学员每人由教官带飞了30来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尽管这两种教练机设备很不完善，既无刹车、摩翼，又无无线电通话机，在操纵上也有许多困难。但终没难住这些学员们。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其中2名飞行教官，负责指挥和带飞；1名领航教官，负责航行理论教育；1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修。军阶从中校到少将。他们都是苏共党员，每个人有千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对我航空队学员们很关心，愿意把苏联空军训练方法教给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人员。
1939年夏，正当我新疆航空队在埃尔—5飞机的训练将要结束时，随着国内反共摩擦的加剧，国际风云变幻不定，新疆泛起一股疏苏、冷共的逆流。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八面玲珑，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由于他向斯大林提出一个庞大的装备其部队的计划没有满足，便一改过去的笑脸，于1940年停止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长达8个月之久。
在此期间，机械班经1年半的学习和实践，完成了训练计划，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我党19名学员除1名因严重肺病退出外，其余18名学员考试成绩均在4.5分以上，比盛世才的学员成绩好得多。
1940年夏，航队向党中央请示回延安。未获批准。
1941年初，苏联援助了6架伊—15和2架伊—16型战斗机，以及一批军事装备。在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下，党中央驻新疆第3任代表陈潭秋经过与盛世才的反复交涉，才恢复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
为了尽快掌握伊—15、伊—16飞机的飞行技术，我航空队学员在苏联教官的带飞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放了单飞，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低空轰炸射击等全部课目训练。
为改善航空队的伙食，陈潭秋除从党费中每月拿出120元钱外，还发给肮空队两支猎枪，借打猎改善生活。
每次打猎、方华、夏伯勋最积极，他们只要一出去，保准不会空手回来。不是打野鸡、就是狍子。开始大家不知道，煮上一锅狍子肉，狼吞虎咽，猛餐一顿，结果都流鼻血，睡不着觉，不知道狍子肉是热性，青年人吃多了会上火。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途经迪化，专程看望了航空队的学员们。周恩来赞扬说：“陈云同志很有远见，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第一个倡导建立航空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
1941年秋，我新疆航空队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按当初于盛世才商定的协议，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阶，月薪100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但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此，航空队请苏联教官想办法。苏联教官说：“如果要多飞，提高技术，只有推迟毕业时间，我可以安排飞行日，优先保证。”
党支部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同志们想到党中央的期望，一致认为：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阶、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在中央代表陈潭秋的协商下，盛世才同意我航空队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艰苦困难的时期，中国国难当头，蒋介石于民族利益不顾，于7月5日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勾结，反苏反共。盛世才为向蒋介石献媚，竟秘密枪杀其亲苏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产党要在迪化搞所谓“4·12”暴动。我航空队第3期学员于7月10日被逐令离开盛世才的航空队。
1942年9月17日午后，盛世才的飞行中队长高继忠，带2辆卡车到我航空队驻地，以“盛督办请你们全体人员去训话”为名，将我航空队软禁了起来。中央代表陈潭秋等我党在新疆的全队队员，亦被隔离，失去了自由。
1943年2月24日，盛世才又将我航空队押往另一处软禁起来。
我航空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狱中斗争。
随着新疆形势的恶化，盛世才成了反动的“杀人魔王”。陈潭秋、毛泽民、林基铭等党的优秀儿女相继惨死在这个魔王的屠刀下，航空队和在新疆工作的140余名同志也被投入了监狱，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囚徒生活。
延安的党中央密切地注视着新疆的局势，尽一切努力营救在新疆的同志。
1943年2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建议他们在谈判中提出释放我党在迪化被盛世才拘留的140余人的要求。
1944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立即释放新疆及各地被捕人员的要求。
1944年11月6日，我航空队的全体人员被关进第2监狱。先后与敌人进行了2次绝食斗争。
我航空队全体人员抱定：“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敌人在其书面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降，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盛世才和一切反动军阀们永远弄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何宁死不屈。
1945年10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再一次重申了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得知张治中将军将赴新疆谈判，便对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在新疆的这些同志被关押了4、5年了.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准备拿点钱去接济他们。”张治中很受感动，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到新疆后我会拿钱给他们的。”
毛泽东大手一指：“好！君子一言！希望张将军到新疆后一定要履行《双十协定》，尽快释放他们。”
10月13日，张治中将军启程前夜，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到张治中将军家，再三嘱托张治中将军不但要按《双十协定》释放被捕的我党人员，而且要把好事做到底，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延安。
张治中将军果然不食言，到新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后，即派新任迪化市市长屈武前往第2监狱探望包括航空队在内的共产党人，转告了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尔后，又冲破重重阻力，派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处长刘亚哲护送他们回到延安。
我党被捕的人员终于回到了延安的怀抱。
盛世才，这个反动军阀在他黑色的一生中，“我新疆航空队”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亮点……
4.新疆航空队回到家中，朱德请客。汪伪“建国号”“慕名而来”，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1946年7月11日。延安宝塔山下。
温暖的太阳给古朴的黄土高原镀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芒。延河水发出粼粼的波光，一群群雪白的羊儿悠闲地啃着青草，宛若朵朵白云落在山洼洼。
从七里坪到延安城的山道上，2万多名八路军官兵和陕北群众手持鲜花、彩旗，夹道欢迎我新疆航空队和在疆工作的同志归来。
沿途锣鼓喧天，欢迎声连绵不绝。
站在欢迎队伍最前列的有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
欢迎规格之高，如同接见外国总统。
朱老总笑逐颜开，对身边的任弼时说：“我们的鹰群回来了。我这个总司令又兵强马壮了，快要鸟枪换炮喽！”
从新疆归来的131名同志一个个热泪盈眶，4年漫长的囚徒生活终于结束了，他们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吕黎平没等卡车停稳就从车上扑了下来，一头扎在朱总司令的怀中：“总司令，航空队的全体同志向您问好！我，我……”
吕黎平再也说不下去了，代替语言的只有泪水，那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
朱总司令轻轻拍着吕黎平颤抖的肩头，面对航空队的全体同志深情地说：“你们是党花了很大心血培养的第一支航空队，是一支很宝贵的队伍。你们受苦了，但今天终于胜利地回来了！你们活着的坚贞不屈，牺牲的视死如归，都是好样的！党中央欢迎你们，延安人民欢迎你们！”
当晚，朱总司令宴请航空队，当朱总司令听吕黎平汇报完后，连声说：“好！好！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哩！”
朱总告诉吕黎平和航空队的同志，我八路军在东北缴获了不少航空器材，已经派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前往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
朱老总还告诉吕黎平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延安已经有2架飞机！
吕黎平眼睛闪着光，兴奋地一口将一大碗酒一饮而尽！
“这下可好了！”没等吕黎平说完，朱老总神秘地说：“知道这2架飞机是怎么来的吗？”
“除了从天上飞来，还能从地上冒出来的！？”不知是谁冒冒失失地开了这么句玩笑。
朱总司令笑了笑说：“是飞来的，这么说不够准确。应该说是送上门来的，是找到门上来的。我们共产党的名声大呀！这黄土高原有那么一股子吸引人的地方啊！”
朱总司令所说的2架飞机，1架指的是汪伪政府起义的“建国号”，另一架是指半个月前驾机起义的刘善本的那架B—24。新疆航空队的同志由于身陷囹圄，对此事一无所知。
第2天，毛泽东、刘少奇又请航空队的同志吃饭……
航空队的同志们的心里还惦记着那2架飞机呢！
1945年8月20日，延安接收了第一架汪伪政府起义飞机——“建国号”。
近半个世纪了，当时“建国号”的机组人员黄哲夫（后改名于飞）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激动不已，那飞往延安的日日夜夜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45年上半年，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大反攻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战场上已陷入全面崩溃的边缘。汪精卫伪政府军政人员思想发生了剧烈震**。
黄哲夫原是汪伪少尉飞行员。1944年冬，他因不满现实，与飞行副总队长吵了一架，结果被关了1周禁闭，还准备把他押送南京。以后，让他停飞、记过处分了之。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罪名开除其军籍，实质上等于有共产党之嫌疑。黄哲夫逃到上海。
1945年3月间，黄哲夫找到旧友周致和（即蔡云翔），周致和原是汪伪航校的少校飞行教官，后投入汪伪空军。黄哲夫想找周致和一起投奔共产党，先后多次频繁接触，在最后一次交谈中，黄哲夫便不失时机地试探着说出自己的心思：到延安去。周致和以愉快的微笑算是作答。
驾机去延安。当时他们顾虑很多，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不了解共产党对敌伪人员的政策，更担心飞机飞到延安会被共产党的高射炮打掉。于是，俩人经反复商量后，决心一定要去延安，但先由黄哲夫与共产党联系上，周致和负责搞一架汪伪政府的专机。
黄哲夫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个老同学秦传家。他听老同学说老家那里有共产党，就和秦传家一起离开南京，直奔孙家埠。
秦传家原在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当轰炸员，老家安徽宣城孙家埠。
7月的江南，骄阳似火。俩人抵达孙家埠后，终于与新四军接上了头。7月7日，他俩与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取得联系后，汇报了组织起义的打算。最后又到达苏浙军区，见到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粟裕司令员听完黄哲夫和秦传家的汇报后，十分高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延安党中央。”临分手时，粟裕司令员祝他们“希望起义成功！”
粟裕司令员临行前，考虑到行动方便，给黄哲夫改名“于飞”，从此，黄哲夫以“于飞”名字与我党进行联系。
黄哲夫回到南京后，将联络情况告诉了周致和，俩人兴奋得一夜没合眼。次日，黄哲夫到了扬州，与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联系上了。
一见面，程明就笑容满面地说：“知道啦，军区早发来电报，通报了你的情况，我们估计你最近会来的。你今天一出城，我们的同志就一路上在保护着你哩。”程明希望黄哲夫能组织更多的汪伪人员和飞机投奔解放区。
7月底，黄哲夫联系到的一批汪伪人员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饭店二楼包租的房间里汇合，这批人中是：周致和（汪伪空军少校教官）、秦传家（国民党空军8大队轰炸员）、白景丰（国民党航空处主任）、何健生（汪伪空军上校参赞）、吉翔（飞行教官）。当时汪伪国府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停放在明故宫机场。
周致和在南京得知叶蓬（曾任汪伪陆军部部长及湖北省省长）接到蒋介石的“电谕”，急着要从宁波回武汉上任第7路先遣军总司令。于是选准时机，借送叶蓬为名，把飞机弄到手。周致和与叶蓬过去曾经认识。
8月18日，周致和让赵乃强到明故宫机场联系，给“建国号”加油和检查飞机。赵乃强懂日语，又是奉伪军委的命令，因此，守卫机场的日本人只打了个电话核实了一下，手续便办完了。
次日上午8时许，周致和与赵乃强来到机场，作完飞行前检查，不一会叶蓬等人穿着便衣，带着大大小小行李来到机场。周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他们便匆匆上了飞机。飞机升空后，向西飞去。飞到武汉机场，早有10多人在那里迎候。周致和等叶一行人下了飞机后，返航直飞扬州。
周致和到扬州后，即派人与黄哲夫联系，让黄哲夫电告延安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电文是：“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第二天是8月20日，星期一。此刻，扬州机场上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的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整装待发。随着马达的轰鸣声，飞机冲向跑道。“建国号”象一匹骏马，腾空跃起，展翼北飞。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人机场的空域范围，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这天好像是老天爷有意安排。云海茫茫，飞机在云上飞行，谁也发现不了。虽然事先机组作了计划，但毕竟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飞机飞近黄河上空时，浮云渐渐散去。
黄哲夫对照地图，检查了地标，发觉偏离了原来航线，于是决定以地标航行，每个人的心里都盼望快点结束这次航行。
飞机在天空飞了近4个小时，当飞到风凌渡上空时，翼下洛河之水有如鳞光为其引路。到了洛川，飞机转向北飞，机组人员已能望见延安宝塔了。
延安地区，群山起伏。由于“建国号”下降高度过低，被山头遮挡了视野，起初机组人员没有看到飞机场。此时，他们已经经过了6个小时的飞行，油料也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问黄哲夫：“糟糕，没有机场呀！”
“不会没有的。粟司令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
飞机旋即上升约至300米时，忽然发现右翼下的河边有个土机场。机组人员一阵欢喜，周致和驾着飞机冲了下去……
8月20日这天下午。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正在机场边和石蕴玉拣萝卜缨儿，突然听到天空隐隐约约响起马达轰鸣声。二人不禁抬头向天上望去。
一架小型运输机，没有任何标志，从云里钻了出来，绕着机场盘旋。看样子这架飞机没有敌意。俩人立即商量决定令其着陆，可他俩还没布置好着陆的准备工作，飞机就冲上了跑道。
于是，他俩向这架运输机走去，舱门刚打开，黄哲夫就一头钻了出来，没等油江询问，就自报家门了：“这是汪精伪的专机，我们是飞来投向光明的。”
6名机组人员，其中4名飞行员：于飞、蔡云翔、张华、顾青：2名机务人员：田杰 陈明秋。
油江当即打电话报告了叶剑英参谋长。军委指示他们：保护好飞机，接待好起义人员。
第2天，朱总司令，叶参谋长接见了“建国号”机组人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参加宴会的有我党政军许多高级将领：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
“建国号”是8月20日起义的，延安机场根据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把它编为820号飞机。
这是我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隶属八路军总司令部。
5.对天空一往情深的共产党人，望着乱云飞渡的东北成竹在胸。战俘林弥一郎40年后受到中国国宾礼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0点10分，苏联百万之师在4400公里长的战线上，潮水般地越过国境线，进入我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展开了空前的大搏杀——
苏军的26137门大炮一齐发出怒吼；
5556辆坦克雪崩般地辗向日军阵地；
陆军航空队的3446架飞机和海军航空兵的1549架飞机隔绝了天空和大地……
斯大林命令远东红军3个月内消灭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
8月11日，延安我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两天来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了7道命令。其中第2号命令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我冀热辽军区当即兵分3路，向热河和辽宁挺进。
我东路挺进部队在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的率领下，于8月30日攻占了山海关，又一路收复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于9月5日清晨抵达沈阳。
这是八路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
我东路部队初步控制了沈阳的混乱局面后，曾克林于9月14日乘苏军飞机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194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同时决定扩建延安老机场。
这是我八路军的第一个航空组织机构。
那时，我共产党人就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天空是属于人民的。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和延安的党政军机关干部、延安人民群众亲自参加了扩建机场的劳动。
1944年底，一条2000米长的砂石跑道横卧在黄土高原上。
那是共产党上最初的通天之路。
1945年8月，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一连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党中央、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以表示我党对和平的诚意，决定由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留下了一句幽默名言：“看样子，我得到重庆去走趟亲戚喽！”
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乘专机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
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从延安起飞，直往重庆。
《双十协定》在43天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艰难地签上了国共两党代表的名字。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的第4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5日，中央指示常乾坤率领王涟、刘玉堤、石蕴玉、于飞等一批航空骨干立即开赴东北筹建航校。在此之前，延安已派出一批航空人员飞赴东北。那是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时候。9月14日曾克林到达延安。15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担任东北局总书记，并决定从各解放区战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紧急开赴东北。
9月18日，我党向东北派出了第一批高级将领。他们是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莫春和等中央领导同志，乘苏军飞机飞赴沈阳。
毛泽东似乎早就预料到，在东北那块广袤的黑土地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角逐……
不久，党中央决定用美军运输机再往东北输送一批干部。中央指示汪伪起义的820机随美机往东北输送王弼、蔡云翔、陈明秋等第一批航空骨干。聂荣臻司令员乘美机起飞后，820机随后飞向了天空。
820机在飞往东北途中的热河上空迷航，迫降时，起落架折断，无法飞往东北，王弼奉命就地组建晋察冀军区航空站，航空站设在张家口。我接收的张家口机场有一大批航空器材、油料，以及几十名日军战俘。
张家口机场是我八路军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由延安派往东北航校的人员，都是经张家口调转的。
常乾坤一行人穿过重重封锁线，历经1个多月到达张家口后，才得知820机并未到达东北。王弼见常乾坤一行到达后，立即请示中央，让油江接替他的站长职务，自己则随常乾坤前往东北筹建航校。油江曾多次向聂荣臻司令员提出前往东北的请求，直到常乾坤到达张家口后，才如愿以偿。
一场收复东北失地，收缴日伪武器，接管日伪政权，剿匪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战斗在黑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在我军接收东北工作中，有一支受降日军载入了中国人民空军史册——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亦称林弥一郎航空大队。
1945年3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驻扎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的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300多名日军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日本空军的一支机动性的飞行部队，装备有60架“隼”式战斗机和10余架99式高级教练机，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它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大队长叫林弥一郎，34岁，少佐军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这个大队后，他们如惊弓之鸟。但是，他们既不愿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八路军投降。9月9日，林弥一郎率大队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窜，准备到大连或朝鲜，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地方，然后设法回日本。9月9日清早，他们组成了一个车队，备好干粮，往南逃去。9月29日逃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之北摩天岭山区岫岩附近。这时，我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进击另一股逃敌。他们在凤凰城西南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其包围。刘光涛政委当即向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报告了这一情况。
16军分区感到这股日军不同于其它日军，是一支难得的技术部队，没敢冒失，就马上向“东总”（东北局成立后，东北我军领导机关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了汇报：“侵华日军一支航空部队被包围，听候处理。”
东总伍修权参谋长接到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我21旅迅速组成了以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为代表的5人谈判小组，由凤城县伪副县长三桥（日本人）担任翻译，与林弥一郎谈判日空军向我投降事宜。
谈判开始后，林弥一郎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义正词严地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他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侵略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个人的意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是在他们的驱使下参加的。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林弥一郎仍不放心，多次在谈判中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遵善回话：“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随后召集几名日军负责人商量，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接受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愿意为你们提供方便。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们明天将队伍带到那里去，交出武器，我军将为你们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官兵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为了避免使日军难堪，担任警戒的我军战士站在离受降点较远的地方。当林弥一郎带到大队走出山里，发现在一个村口聚集着许多村民，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向他们了望。林弥一郎顿时感到不安，不知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但又不好退回去，只好硬着头皮向受降点走去。谁知当他们路过村口时，这些人热烈鼓掌，迎接他们进村，林弥一郎大喜过望，没想到做了俘虏却享受到“贵宾”般的待遇。当林弥一郎带着队伍到达受降点时，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
林弥一郎又一次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如此宽大仁慈。
日本航空队员走边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后，我军考虑到日本兵爱吃大米，就将所有的大米给他们送去，而八路军吃的却是玉米、高粱米。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他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日本航空队被解除了武装后，分散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大约在10月上旬，曾克林和唐凯在本溪16军分区召开了一个欢迎会，由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当林弥一郎等被带进一间教室时（欢迎会场是在一所学校里），林弥一郎见到我军已经为他们摆好了丰盛的菜肴。21旅的各位领导纷纷打着手势请他们入座。席间，曾克林讲了话，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并表示一定保证日军的生命安全，要他们安下心来，变敌为友，与我军合作。
酒后，曾克林要求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处置。当天，曾克林留林弥一郎等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2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
肉送来了，是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
林弥一郎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将日本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报告后，彭真和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成员，并同林弥一郎谈了话。
伍修权参谋长按照林彪、彭真的指示，开诚布公地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表示准备留用他们为我军协助创办航空学校，等以后有条件时，再送他们回国。林弥一郎在谈话期间，一直盯着伍修权腰间的勃朗宁手枪。他突然提出：“伍将军，你是否能把你带的这支手枪送我作个纪念？”这支手枪是伍修权同志的心爱之物，多年来一直带在身上，伴随他走过2万5千里长征，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物。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大可能。但是伍修权同志考虑到林弥一郎的用意是在试探我军对他们的信任和诚意如何。伍修权从容地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这一举动令林弥一郎和在场的日空军第4大队军官们惊喜万分，他们十分激动地表示，愿意按照我们的意图，为建设中国空军效力。
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共有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有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这是我空军初创时期的一支难已多得的技术力量，林弥一郎航空大队为我空军的腾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4年后的1989年4月30日下午，林弥一郎和夫人林清子访问了中国。林弥一郎作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受到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的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伍修权同志宴请了林弥一郎。出席宴会的当时的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代表伍修权同志，把一枚非常精致的、20厘米见方的空军军徽赠给林弥一郎先生，做为他对中国空军初创时期所做的贡献的回答。王海上将说：“这是只有外国空军司令访华时才能得到的礼品。”林弥一郎激动万分。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段历史，讲究一分为二的共产党人从来就对功过荣辱分得很清……
6.刘善本驾机起义，毛泽东开门迎将。庆祝晚会上本来准备演《逼上梁山》，因故改演《兄妹开荒》。毛泽东说：“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喽！”
也许从来就没有哪个政党对天空的追求能比过共产党人的了。用一位老者的话说：共产党人对天空的关注，不仅目光深远，而且还有天空一样博大的胸怀。这对于中国人民空军的早期建设来说，恰如其分。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3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纷纷投奔延安，投奔革命已成为终生理想。
自从红军有了第一辈（缴获来的）飞机后，似乎意味着她的空军开始就“借窝养机（鸡）”，“借机（鸡）下蛋”。从“列宁号”、从“新疆航空队”……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据资料统计，自内战爆发至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空军有57名飞行人员驾驶21架飞机投奔光明。在他们中间，刘善本是领头雁。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一开始，刘善本就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真是“一鸣惊人！”蒋介石到死也没弄明白：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我们还是听听刘善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万分兴奋！我想，我们可以和平建设祖国了。”
可他看到的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美国吉普车制造上海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500多人；湖南旱灾饿死320多万人，灾民在9千万以上，物价飞涨……刚从苦难中爬出来的祖国，又走进了新的苦难。这是谁的罪过？
刘善本问自己——
当中国人民在前方、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们（国民党）这支借抗日为名培养起来的空军，却被送到西北，送到美国，留在卡拉奇体休、训练、闲呆。如今，日本刚刚投降了，我们却被火速调回，这是为什么呢？
刘善本属于许许多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之一。
他忘不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的训话：“我们有40个美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百架作战飞机，3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原来如此！刘善本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我独自留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不久，听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女广播员的音调与别的电台迥乎不同。我想，这一定是延安广播电台！一段播送完了，我听到电台的广播呼号。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从这些声音里我听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给了我许多崭新的思想，在我眼前展开了正确的全国形势的图画，展示了祖国前途的远景。
……我知道，飞向延安，途中埋伏着多少危险……我们接到蒋介石的手令：限令8大队在6月23日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很明显，这是国民党准备将这些无线电器材送往内战前线使用。8大队也开始投入内战了！但是我要用自己的行动，给蒋介石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次共派出7架B—24型飞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了解气象情况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19日，我说“天气不好，不能飞。”20日，还是“天气不好，不能飞。”事实是我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飞。
21日晚，我回到迪斯威路（今名溧阳路）家中，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机场起飞了。7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我的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炮筒子脾气。其他几个人，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合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差劲些……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一概不向他们透露。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准备24日早晨飞往成都。我想，如果这次返航中能借机起义，将是收获很多。我设法将“鬼样子”留在了昆明，飞机由我领航。
24日早晨，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天气，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楞了好半天，只好走向停机线去。一眼看见“鬼样子”也来了，我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他说：“我怕出岔子。”“胆小鬼！”我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身上。
其它飞机都起飞了，我也只好起飞。我们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稳地飞行着。这时，我的心情却像白云和海面那样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
我调整了一下无线电罗盘，没有找到延安台。因为美国制的无线电罗盘使用波长范围是在200到1750千周之内，而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又还没有开放……
由于种种原因，刘善本这次起义没有成功。25日晚上，他又重新策划……
6月26日早晨，新津的天空阴沉沉的。刘善本到气象台想探听天气，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找了些地图带上。
吃完早饭，气象员报告说：“昆明的天气来了，可以飞。”刘善本随意问其它地方的天气怎样？回答是还没有接到其它地方天气的报告。刘善本断定西北的坏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
飞机按时起飞了。很快就穿到云上，刘善本先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平稳飞着。老陈（刘善本的朋友）站在座椅后看他飞行。他便起来了，暗暗拍了一下老陈的肩膀，老陈便跟着他出了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刘善本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老陈一听，吓得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二层甲板上。
在尾甲板上还有几个通讯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搭机去昆明探亲。刘善本灵机一动，心想，借他们倒可以壮壮声势。于是，就把后舱门闭上，到了驾驶舱。把门闩上，向通讯士唐玉文要手枪。他正在收发报，没有说什么，就将枪递给刘善本。
刘善本装出一副惊慌的神情，连声说：“糟了，糟了。”
机组人员连忙一齐围上来：“出了什么事？”
刘善本没吱声，一边用脚把小受的手枪踢到自己的座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转弯旋钮转动，嘴里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
等老李调到新津导航台后，刘善本故作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同归于尽。”
驾驶舱顿时乱了套。机组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刘善本趁乱哄哄之际，将飞机上的手枪全都卸下了弹夹。然后，他转过身说：“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伙沉默着。小受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刘善本一把将他拉住：“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跟你遭殃。”
这一说，机组人员都慌了，都不让他去了。
小受坐了下来，吸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
小受这一句话打开了窘境。刘善本趋势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抗日8年没死，这样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吧！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机组人员都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只有“鬼样子”的眉头打着结，他是在想歪点子。
果然，这家伙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
刘善本的提包里已经准备好了地图，可不能明说。他怕机组人员万一跑到后舱说明没有地图，那样不就完了吗？于是就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刘善本来到后舱，对老陈说：“老陈，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他拍了拍腰间的手枪，“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性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刘善本指着甲板上横竖躺着的几个通讯学校毕业生说。
刘善本急忙回到驾驶舱宣布：“我的朋友说，他们话已说出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他说有，就在那里。”他指了指水壶边那堆从气象台拣来的地图。
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刘善本也过去帮忙翻，最后从自己的提包里把西北地图拿了出来。嘴里嘟哝着说：“共产党真有办法，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的提包里来了！”
小受说：“准是你和他兜风的时候。瞧你朋友那副神气，我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
领航员在地图上量过后，告诉刘善本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和距离。不久无线电罗盘指示过了新津导航台，便扭转自动驾驶仪，把飞机对准了延安的航向。
越往前飞，云层越高越厚。因考虑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长时间飞行，需要用氧气，刘善本就把飞机调整在3700米高度，钻入云中。从地图上看，这条航线距成都西北的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只有几十公里，为了避免撞山，便向右转了90度，飞了3分钟，又向左转，对正原来的航向。
云里的雨越来越大，云也越来越黑了，起初两个机翼尖看不见了，后来连外侧的发动机也看不见了，座舱里一片黑暗，但机身一点也不颠簸。过去刘善本从没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
这时，“鬼样子”伸过头来说：“我们在云中乱飞一气，把后边的人晃昏了，抓活的！”刘善本一时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只好借助发动机的轰鸣信口哇啦了几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但能看出表情里坚决不同意。“鬼样子”只好又将头缩了回去。
刘善本检查地图，发现秦岭最高峰是4000多米，因眼下无法判定这时飞机的确切位置，只好把飞机上升到4300米飞行。
“鬼样子”的鬼点子又来了：“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憋死！”刘善本心想就这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计划，看样子，不刺刺他，他是不会死心的。于是，刘善本就大声说，目的是让大家都听见：“鬼样子，你怎么啦！你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吗？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这几个，你还想活吗？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却要拖我们往死路上去！”
小受听，刘善本一通话后，也火了，对着“鬼样子”就是一通吵。
“鬼样子”果然老实了。
过了一阵，“鬼样子”说：“现在天气这样坏，西北山又多，没有无线电导航不行，要他们告诉我们延安导航台的波长呼号。”
对善一本忙说：“我问过了，他们说按照导航资料上的波长呼号。”
过了秦岭，按计算再有30分钟就可到延安了。地图上标明这一带的山都在海拔2000米以下，于是，刘善本调整飞机，下降到2300米飞行。这时，雨也小了，云也没有刚才那么黑了，灰白色的云，一阵阵从机头擦过，座舱里亮了起来。
忽然，他们发现前下方有团黑影，原来是个云洞。在浓云大雨里飞行了1个多小时，乍看见地面，大家都很高兴。立即关掉自动驾驶仪，棺机头下去。猛然发现前方一座长满青葱树林的高山插入白云里，又急忙把机头一拉，重新进入云中，上升到原来的高度。好危险，飞机几乎撞到山上！
飞了一会，又看见一个云洞，推机头下去一看，云和山峰已经离开几十米。外面正在下着小雨。
忽然，左下方发现一条河，河东边有一座城市，按方向、速度、时间计算和址形、河流看，应该是甘泉，但他们用的这张日本出的地图上，甘岌是在洛河西岸。
假定是甘泉，从甘泉到延安8分半钟，于是改飞航向10度，一路上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飞行了约9分钟，过了一座山岭，忽然看见地面上有3条可岔，一片开阔地展现在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于是，飞机就在这个河岔上空盘旋寻找。
几天前，刘善本问过到延安的飞行员，他们都说延安的机场很不好，就是一块平地压了压。刘善本寻思莫非这几年已经种了庄稼？但城市应该有呀！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喊了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青色砖瓦房子（后来他们才知道是杨家岭礼堂）。刘善本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前面。他高兴地一按机头，对正跑道右边山飞去，这时，他们才看见左边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层层的窑洞房子，原来延安城就在这里！
刘善本一推机头，对准跑道，冲了下去。
B—24平稳地回到了坚实的大道上。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有人在后舱问。
“延安到了！”刘善本拉长声音，愉快地说，声调充满兴奋和幸福。
当天下午，八路军秘书长杨尚昆看望了刘善本和机组人员。听了刘善本报告飞来延安的前前后后，杨尚昆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做得对！有一个情况，你们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就在你们飞来延安的途中，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动了30万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可没有想到算盘刚刚拨动，你们几个算盘珠子就跑到共产党这边来啦，哈哈哈……这真是——蒋公妙计夺天下，赔了飞机又折兵啊！”
难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日子，正是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日子！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做梦都没有想到，刘善本——这位“美龄号”机长在接到调令后却飞到延安去了，那黄土高原有什么魅力？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出一则大幅标题——
《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号召空军拒运军火，拒炸同胞》
蒋介石多多少少应该找到一点答案了。
6月29日，延安军民举行晚会，欢迎刘善本机组。
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文玉在负责同志的引领下来到中央大礼堂。
大礼堂的门前，并排站立着中国共产党的3位巨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刘善本和机组人员惊呆了。
欢迎的规格如此之高，他们做梦都不敢想。
3位巨人微笑着，是那么亲切、和蔼、慈祥。
毛泽东最先伸出大手，“毛泽东。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刘善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想要说的话是那么多，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他双手紧紧抓住毛泽东的手摇了许久，热泪滚滚，嘴唇哆嗦着，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节目开演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今天晚上，本来是要演平剧《逼上梁山》的咧。因为蒋介石打内战，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可是剧组却在外面赶不回梁山了。只好演些小节目。”
毛泽东问后排的人：“是些什么小节目呀？”
后排的一位同志回答：“有秧歌剧《兄妹开荒》。”
“哦。好。好。”毛泽东继续随意说笑：“兄妹开荒也好吆。上得梁山，就要开荒，先开一片新地，再开一片新天。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喽！”
大幕拉开了。
毛泽东带头鼓起掌来。
9月22日，刘善本机组人员被作为我党的航空骨干，第3批开赴东北。临行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我军在东北筹建一所航校，去东北要走很多路，也是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艰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艰苦得有意义。”
7.“八路军真稀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东北老航校这只摇篮有摇不尽的人民空军童年的故事……
1946年3月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虽说是初春，黑土地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但春天毕竟来了。
这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个春天。
对天空注目已久的共产党人，终于要靠自己的双手，揭开天空那属于自己的一页。
吉林通化机场上，锣鼓喧天，彩旗猎猎。军政大学代理校长、兼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东北局庄严宣布：共产党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诞生了！
也许是因为它是“第一”的缘故，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东北老航校”，代号“31”部队。
人民空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摇篮。
人民空军终于可以孕育自己的雄鹰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对天空执着追求的共产党人付出了多少心血！
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就选派了王弼、常乾坤等同志去苏联学习航空技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利用和盛世才搞统一战线的机会，组成了“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1941年，党中央又在延安成立了军委航空学校，并在第18集团军成立了航空组……共产党人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没放弃过对天空的注视。
日本投降后，审时度势的共产党人相继挺进东北，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东北在中国的战略位置和自然资源，一位日本人曾这样说：“宁可放弃本土，不可放弃满洲。”也许正是基于此，日本侵占东北后，立即把东北变成了它们的战略基地。从“9·18”事变到“8·15”投降，日本在东北的统治达14年之久！
14年中，别的不说，单说机场，永久性、非永久性的就多达160余个！还有相当的各种设施，以及大批航空器材。这就为我党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1945年8月30日，刘少奇在召见即将赴东北筹建航校的延安机械工程学校校长王弼时指出：“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着手创业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一批懂航空的人员去东北，去摸清航空方面的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
同年10月中旬，刘少奇和任弼时又召见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负责人常乾坤。任弼时说：“党中央派干部去东北，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的是给将来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些种子。”任弼时同志似乎意识到将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说：“你们赤手空拳去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刘少奇似乎仍不放心：“这次去东北办航校是一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常乾坤动身前往东北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赶来送行，并语重心长地嘱咐常乾坤：“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延安把她最优秀的儿女一批又一批派往东北。
从1945年9月2日起，我党航空技术人员分3批奔赴黑土地。
王弼带领首批人员飞赴东北。紧接着，林征带领第2批人员离开延安；常乾坤带领第3批人员穿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建国号”起义的全部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于是，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冻土地上，出现了一支“拣破烂”的部队。他们赶着大车、挑着空筐，戴着狗皮帽子，成群出没在日军旧机场周围。
“大爷，你家有旧飞机零件吗？”
“大爷，你知道这里有日本人的仓库吗？”
“你家这只飞机轮子卖给我们好吗？大娘。”
“大妹子，把你家的这几个螺丝卖给我们吧？”
“小朋友，把你手上的那个玩具卖给我们吧？”
……
在东北老航校成立前后，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一直是筹建航校人员的主要任务。
1945年10月，我军接收了46架日军遗弃飞机（其中完好的只有16架）、130多台发动机和6个机械实习室，收编了林弥一郎航空大队300余航空技术人员。
1945年11月，刘风等人在南满各地搜集到10多架飞机和器材。
1946年初，王弼、常乾坤等30多人在辽宁铁路附近的平顶堡发现了一个日军发动机翻修厂。好家伙，光有发动机就200多台（其中全新的80多台），航空仪表100多箱，汽油数百桶，还有一些其它设备和配件。他们如获至宝，高兴得相互拥抱着在雪地上打起滚来。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他们把这些器材装了满满300多辆大车，一路辗转，运往千里之外的通化航校预建地。
1946年2月，魏坚、路夫等人在东满足迹跑遍了敦化、延吉、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北安……沿途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机场均被日军炸毁，只有牡丹江的海浪机场尚属完好，立即报告了东北局，努力保住了机场，后来这个机场成了东北老航校第一次搬迁校址。
1946年2月中旬，张开帙等人在抚顺煤矿矿长唐开平的协助下，搜集到20个火车皮的汽油。3月中旬，他们在东丰机杨又搜集到30多架残缺不全的日式“99”高级教练机。4月中旬，他们又在公主岭机杨搜集到“99”式发动机30多台和数十架螺旋桨。5月下旬，他们在哈尔滨双榆树机场接收了20多架日式双发运输机、“隼”式战斗机等。
……
东北人民向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个小分队伸出了无私的大手。日军投降后遗弃了的航空器材，有些被老百姓拣回家中。当他们听说八路军到处搜集航空器材，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时，积极将拣到的各种器材捐献出来。
“八路军同志，我家有只胶皮轮子，你们看看能用上不？”
“同志呀！我家有几只象闹钟样的东西，用得着的话，你们拿去吧！”
……
许多村屯还专门召开大会，动员群众向我收集航空器材的部队捐献。往往是会还没结束，人民群众就争先恐后报出各自拣到的零、部件。
我搜集工作是在复杂的动乱形势下进行的。不仅东北的气候异常恶劣，而且生命安全严重受到威胁。
东北刚刚解除日军武装、日伪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搜集器材的同志有时不得不分散开来搜寻，因此，搜集航材的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顾光旭在搜集航材时误入日寇“731”细菌部队的实验室，落下终身残疾；
——毛景新被火车轧断了双腿；
还有许多同志在搜集航材时惨遭敌人毒手。
据资料统计，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路分队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共搜集到各式日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油料数百桶，酒精2千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辆马车。
如此之多的器材，需集合到通化机场——航校预设地，运输是一大难题。于是出现了“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的顺口溜，东北老百姓说：“八路军真稀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有的老百姓听不清“31”部队，说成是“垃圾”部队。
为了中国人民空军的腾飞，天大的困难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