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地的儿子双全周岁那天，一帮子工人正好把一根根冬瓜粗的水泥杆从镇上运过来，在堤坝上隔几十米栽一根。传闻已久的通电正式成为事实。电线杆上的线刚牵上，小翠的黑白电视机就买了回来。老顾是江心洲最早谈论电视机的人，可江心洲的第一台电视机，既不是老顾买的，也不是吴家富买的，而是保地头一个抱回来的。
通电之后，她相继搬回了洗衣机，电冰箱和电风扇，东西从渡口被吴保地和吴家义抬着回家，这些在太阳底下发出耀眼光芒的华贵东西几乎每个江心洲人都情不自禁地伸手一试，那种光滑冰凉的感觉使江心洲人感慨万端：
好东西就是滑手！
马小翠的挥霍比吴家富那藏得不见天日的钱更能使人产生敬畏和莫名的伤感以及隐隐的疑惑。家富用钱像挤牙膏，他作为江心洲的传奇始终为人低调、生活朴素，可马小翠的钱简直不是花出去是甩出去的，她的作派使人相信她的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江心洲有十几户人家都欠着吴保地的钱，原来来借的时候，三十五十的倒也不算多，时间一长，保地把账一理才发现外面欠着自家快一千了。在此之后，他不断地听崇拜者冠冕堂皇的奉承话，也不断遭到小偷悄无声息的造访。头一回是保地清晨下地时没有锁门，小偷溜进他们的房里，当着熟睡的她的面，将靠着门边的一张桌子的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掳空。所幸里头只有一些梳子剪刀和头线。第二次是在大白天，马小翠和她的麻友们正为一张有争议的牌吵吵嚷嚷时，小偷从后门进来，拎走了马小翠一只旅行包。当天晚上，马小翠才发现失了窃，这一回，她对着门外的空气怒不可遏地放开了嗓门扬言：
我能把钱放在包里等你这个狗杂种来拎？
当她和保地一起想列出一个嫌疑犯名单时，才不得不苦恼地承认：
江心洲个个都长了一张缺钱的脸。
她连失窃当晚才回村的大龙也列到了自己的名单里，在保地诧异声中，她不屑地告诉他：
这个人一脸倒霉相，肯定在城里混得不好。
但是口说无凭，她也只能在晚上向吴保地滔滔不绝地批评江心洲人的无耻行径，以示自己的擎惕和愤怒。到了白天，她则仍然向每个经过她房子的嫌疑人没事人似的微笑着打招呼，向江心洲人展示她的包容和大度。
不逢年不过节也不是星期天，在城里上班的大龙回乡，确实令人意外。他回来那天，上身穿一件西装，脚上登一双亮锃锃的黑皮鞋，尽管一副城里人的派头，他一踏上阿三的渡船，还是暴露了随身携带的忧愁。阿三就奇怪地问他：
田会计，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呀？
我回来瞧瞧我妈。
哦，哦。阿三嘿嘿地答道。
从渡口到家不过百把米，他仍然要回答三个邻居的疑问：
我回来瞧瞧我妈。
在进家门之前，大龙已经发现自己整个人成为了一个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他不得不把头垂下来，正是他垂头的样子被马小翠看到了眼里：
做了亏心事的样子！
家珍也感到事情不对，儿子的屁股刚沾上板凳，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田新颖田新锐没什么事吧？
还好。
正慧怎么样了？
她能怎么样？她还能怎么样？牢骚随身携带，说拿就拿出来，他告诉母亲：
她到哪里，哪里就还是农村。
自从陈正慧第一次以她孤注一掷的顽固捞回了田大龙之后，顽固的特点就成了她身上一面随时随地飘扬的旗帜。她以此作为护身符和撒手锏，来克服异乡给她带来的种种挑战。她带着故乡的眼光购置衣物，按故乡的风俗吃腌制的食品，她讲江心洲的方言。这种方言使铜城人轻而易举地识别她的身份。在受到鄙视后，她以故乡的方式解决纠纷。她让田大龙几年如一日地看到一幅故乡的民俗民景民味和民风，在田大龙数次三番对她的行为方式提出抗议时，她每次都温顺地低下头，一边听田大龙的牢骚，一边忙着给大龙烧饭、洗衣、端洗脚水，在大龙拒绝吃饭或洗脚时，她耐心地应付他：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她的言语里包含着无限的慰藉和容忍，又是那样的乐观和坚决。
面对这样的女人，田大龙就像铁锤捶在沙地里，一点脾气都没有。
吴家珍面对委屈得满脸通红的儿子，也只能做出象征性的安慰：
她是土气了一点……
何止？她简直害死我了。
正慧出现后，大龙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只维持了半年，财务科长女儿那鄙视的眼神，犹如烈日灼伤了他的心。离开工厂后，他以为凭着他的能力可以找到同样的单位。找了一个多月，大龙没找到跟先前一样好的单位，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得多的厂里做了仓库保管员。
瞎子都晓得保管员跟会计不是一码事。迫于生计，他一边将就着干这个工作，一边在铜城四处寻找重新当会计的机会。如同世上没有两条相同的大江一样，好运气也没有来两次。可是，即使做一个仓库保管员，田大龙因为外地户口，也只是一个临时工。而眼下，他的工资实在不够养育四张嘴了，而他的贤淑妻子两年了也只认得街上厕所上的“男”和“女”。
何止这一点点，她成天就只会洗洗刷刷。她当城里是江心洲，水不要钱还是怎么的，成天洗啊洗啊，我告诉过她，脏点没关系，可她的眼睛里只有灰。
家珍递给儿子一串不解而警惕的目光。这目光像一道无形的门，一下子将大龙的心关在门外，他说着说着突然嘴唇开始扭曲、变形，脸上的肉也开始抖动起来，一开始，他还想控制自己的脸部肌肉，但是几次无果之后，他索性牙齿一松，放开声音大哭起来。
你该不会是回来跟她离婚的吧？直到儿子肩膀**频率慢下后，家珍才小心翼翼地说，你都一双儿女了。
我早就断这个想头了。大龙说，为四张嘴吃饭就够我忙的了。
经过悠长而层层叠叠的回忆和发泄，在母亲已经完全被同情套住之后，田大龙艰难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
我要买户口。
你不是有户口吗？
不是江心洲的户口，是铜城户口，只有铜城户口才能转正，只有转为正式工，工资待遇才能提上去，才够养活一家四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铜城人。
吴家珍坐在门槛上，她的头低着，侧着脸听儿子倾诉。风吹乱了刘海遮住了一大半脸，黑夜遮盖了她的表情。好半天，她抬起眼睛告诉大龙：
妈来想办法。
走向新世界的田大龙以这样的方式向吴家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从午后到黄昏，从黄昏到黑夜，吴家珍在心里一点一滴地接受了现实：大龙不是田会计，田会计是可以依靠的，大龙是需要她来扶持的。他一度是母亲的骄傲和寄托和指望，但他此刻的处境如同一条受伤的狗，需要有人给他喂食、来抚慰，他才能振作精神上路。她听出他的委屈、难处和他回来的目的。她暗暗下决心为儿子的前途想法子。
从嫁给田会计至今，吴家珍就没这么艰难过。无论是旱涝灾害颗粒无收，还是田会计生病开刀，还有为儿女婚娶，家珍都没向人借过钱，她一桩桩面对、一件件应付，可是眼下，事情不在她的能力范围了。
她清晨起来，瞧见一只只叽叽喳喳的鸡，她专心地盯着鸡们看，心里估算出它的斤两；到了上午，她扛着锄头下地的时候，遍地的庄稼已经不是庄稼，花生是钱；山芋是钱；棉花是钱。眼睛遇到花生，脑子里就想到它的价钱，她摸到山芋，就算出一只山芋几两重。她先到镇上卖了自己的金耳丝，一只金花生，一只玉坠子，不够；又卖掉了一张床，雕龙画凤的老式床，还不够；卖了刚上市的嫩玉米，连卖五回，一亩的玉米就只剩秆子在风里响了，秋收的钱提前取了，另外，去年存下来的二百斤麦子和三十多斤花生也都挑出去了。
一大堆的东西换来的有十块的大票子、毛票子和分角子，它们全堆在一起才九百二十七块。
大龙在城里没当会计，只是个保管员，这点她对整个江心洲都守口如瓶，现在，她开不了口。家富刚买了一百吨的木船，他手头肯定没有闲钱，就算有，史桂花也不愿意借。她不想弟弟为难，她晓得弟弟一进门，史桂花就要帮他洗衣裳，衣裳里的块票、毛票她都数得一清二楚，她凭着自己的缝纫技术帮家富缝了一个布袋子，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放进去保管，一点打不下马虎眼。最有钱的亲戚最靠不得。
她去了几趟别的洲，是田会计多年不来往的本家，出了五服的都有。她一见到那些人的脸就晓得自己开不了口。他们一直在夸她，夸她有个有出息的大儿子，回忆田会计的人品，倾诉他们自己的不幸。这些不幸没有一桩事不是跟钱联系在一起的。她很想告诉他们，钱不是最要紧的，但他们肯定听不进去。她晓得他们在心里对田会计有意见，他们没得到过田会计的好处，在最困难的日子都没有。他们的话把家珍带回到最甜蜜的大跃进时期，那是她最得意的日子。那时候，她是田会计的星星和月亮，田会计是为她一个人活的，现在，即使他们一个字也不说，这些甜蜜早就转化成一丝丝的愧疚在敲打她的良心了。她很感激他们现在仍如此客气地招待她。她什么也没有透露就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倦，她晓得自己被钱给围住了，透不过气来了。
十月份，大龙又写了信回来：
政策说变就变，年底再凑不齐钱，说不定明年有钱也买不着了。
儿子的痛苦就如铡刀一样铡着家珍的心，她吃不下一口饭，吞不进一口水了。
要不，找马小翠借借？
她只是在心里这么一想，就立刻伸手想扇自己两个嘴巴子，她喝令自己怎么就忘了脸上这层皮。
二龙啊，我这么没用，要是到了地下，你爸爸肯定会怪我的。
二龙垂下头，作为田会计的儿子，他早就晓得自己矮父亲一大截。
他在的时候，你们兄弟姐妹过得多好，现在呢，你哥户口买不起，你怕也找不着对象了，现在的姑娘没有三间瓦房哪里肯进门？
不需要儿子的回应，家珍自顾往下说：
吴保地那样的都能找着对象，你连他也不如？
当然不是的。运气在他那边。运气这个东西，望也不望不到，抓也不抓不住，不分青红皂白，不论规矩方圆，偷不来抢不来！
母亲的无助像石磨一样往二龙的胸口撞。他的心里溢满了怜悯、沮丧、无助和悲伤的情绪。他望着窗外，雨后的晚秋天色黯淡，光秃秃的树枝在料峭的寒风中发抖，整个江心洲，坝上的埂地和泥泞的菜园，都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阴郁的气息。
第二天早上，家珍起床的时候，看见大门虚掩着。她把头伸进二龙的房里，二龙**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她把头探进二龙的床底，寻找二龙那双油光光的皮鞋，床底下只有一双旧的绿球鞋。她打开二龙床头的一只木头箱子，箱子里少了两身衣裳。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她走到门口，喊住一个江心小学的学生，请他帮忙念念：
妈，我去挣钱给哥买户口，你不要担心我，我会处处小心的。
家珍抬脚往洲头去。她问阿三：
二龙几时过的江？
二龙没过江呀！
家珍围着江心洲的坝埂就找了起来。在江心洲雷打不动的清晨里，一切照旧，挑水的挑水，喂鸡的喂鸡，下地的下地。只有她，踩着棉花一样的步子机械地寻找她的儿子。在绕过堤岸整整一周后她又回到洲头。她看见吴家富家的木船正缓缓驶向江心。她的弟弟捂着胸口站在岸边：
你的船要到哪里去拉货？
芜湖。
你怎么不去？
我胃病犯了，这趟没去。
船上还有谁？
老王和小六子这趟去，我和胡文学跑下趟。我们轮着上船管事。
就两个人？
就两个。
不请小工？
现在手头紧，撑杆下锚自己来就是了。
吴家珍狐疑地盯着弟弟，盯着那张因为疼痛而有些变形的脸，这个江心洲数一数二的富人不过如此模样，他瘦削的脸颊挂着心事重重的忧伤，这个人的内心充满了野心，所以，他不会在已有的财富跟前停下脚步，但是他的身体呈现出操劳过度的疲沓。
回去重担子不要挑了。
我不挑哪个挑？家富苦笑着望着姐姐，他不想说史桂花的坏话。史桂花的品行如同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太阳、风和大地都有目共睹。
随后，家珍跟她的兄弟各走各的，她没有透露二龙出走的消息，他也没向她抱怨身体的不适。他们彼此体谅。
第二天，江心洲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二龙上了他舅舅的船。三天以后，芜湖传来消息，家富参股的木船撞上一条运煤的铁船，船人的老王和小六子都随船失踪，打捞多日仍尸骨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