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洛与刘宝全后来的结局，也是悲剧。
张越明投案后，票儿即派人与李老洛刘宝全接触，敦促他们尽快投案自首。票儿表示，主要错误在张越明一人，如果他们二人主动投案，可以从轻发落。
李老洛与刘宝全却没有投案，他们已经被张越明的结局惊吓得惶恐不安了，他们不敢再相信政府。他们拉走了几十个民兵，上山当了土匪。据李老洛被捕之后交代，他们本来想去投奔肖桂英的，可是肖桂英的队伍一时找不到。他们也一时舍不得离开家乡，就在山里瞎转游。如果他们当时离开保定的地面，或许还能存活下来。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走远。刘宝全甚至遗憾地说：“我们如果走得远一些，也不至于有这样的结果啊。”
果真是热土难离？
票儿的敦促遭到李老洛与刘宝全拒绝后的第三天，票儿即签署发布了三区政府的告示：缉拿李老洛刘宝全二人归案，其余人等不问不咎。并且开出了价格悬赏：凡捉拿李老洛刘宝全者，赏金五百银圆（若以现在的粮食价格计算，应该是十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啊）。布告张贴出去之后，董凤池怀疑地问票儿：“区长啊，管用吗？”票儿苦笑：“凤池啊，你听说书的先生讲过吗？重责之下，必有不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如果我猜测的不错，最多也就是十天的工夫吧。”
果然不出票儿所料，布告张贴之后第七天，李老洛与刘宝全就被手下绑了，扭送到了三区政府。策划者是李家庄与下河村的农民，他们秘密联络了李老洛与刘宝全的手下，捉了这两个曾经为他们出头的前任村长，交送给了票儿区长。两个村子的农民们说：“区里既然说了，不连累村民，而且还有赏金，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谈歌当年采访到这个情节时，曾经一度惊讶得目瞪口呆。是啊，如果站在人情世故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结局，李老洛与刘宝全会气愤得吐血。乡亲们是如何变心了的呢？其实，李老洛刘宝全如果能够理智地分析这个结果，就不会感到意外与气愤了。土改这件事情，就是一场均贫富的运动，如果放在一个没有什么宗族关系的社会里，或许不会有什么阻碍。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街上设岗，检查所有开轿车的人，对他们进行罚款，街上的老百姓或许还拍手叫好呢。但是带头闹事儿，这就是玩火，也是玩命。三区的土改，乱划阶级成分，大家都有气，谁也不愿意先出头。“出头椽子先烂”，这不只是一句建筑经验上的格言，而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立身经验。出头的人的角色，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的人；其二，必须是不惧风险，不怕“先烂”的人；其三，必须是具有号召力的人。受共产党培养多年的张越明，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共产党中的一员，能够热情地为老百姓说话，农民们自然把他当作了“出头椽子”。事情闹大之后，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农民在政府眼里变成了对立面，此时，老百姓首先要保住自己，不能吃大亏，如果政府答应不报复，他们当然愿意出让英雄了。先是抛弃了张越明，然后又抛弃李老洛与刘宝全，欢迎土改工作队重新进入，是老百姓们的最佳选择。
曾经看过一篇文学作品，用张越明李老洛刘宝全为原型，讲述这个土改时的悲剧故事。以反对当年土改的粗暴化简单化为主旨，作品表述出悲情四溢。写到张越明等人在临刑前慷慨陈词，宣扬着其高尚的民生宗旨，使杀害他的人为之低头羞愧。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写张越明等人的民主性，民生立场。认真地说，张越明的悲剧并没有作者笔下那样深刻的政治涵义。时处当下的我们现在检讨，这一事件也许更应该归咎为一个人性事件。当时当地的部分领导者，包括工作队员和参与其中的百姓，他们的人性成分决定了他们当时的作为，这种作为在当时环境下就酿成了那样的故事。
现在再看这段历史的陈迹，三区的老百姓由始至终，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固定的表情，但是他们的理性却是始终如一地趋利避害。老实说，不仅在商业，在民间，老百姓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人情世故。）
地委很重视这件事，李老洛刘宝全都是名声响亮的抗日英雄啊，如何处理他们，是一件极难定夺的难题。开了几次会议，与会的领导们各持己见，不能统一思想。便上报了省委，省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通知保定地委，以破坏土改的罪名，将李老洛刘宝全处决。
处决李老洛与刘宝全，是秘密执行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解放后曾经有记者采访保定前地委书记吴显声，吴显声坚决拒绝回答这件事的始末。曾有知情人士说，当时的保定地委做过决定，此事不要宣传，任何人如果向社会透露情况，都以纪律处分。如此看来，执行李老洛与刘宝全的具体情节与细节，便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让人感喟嘘唏的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三区农民发财的愿望竟被激**起来了，李家庄与下河村的老百姓自发地抓了李老洛和刘宝全的亲属，一并捆绑了，送交到了三区政府，他们盼望着票儿还会发给他们赏金。这一次，农民们却失望了，票儿并没有再给他们赏金。票儿还亲自给两家的亲属松绑，代表三区政府向他们道歉。于是，这种民间自发的株连行为才算尘埃落定。票儿指示三区各村：“李老洛与刘宝全的事儿，不要再提了。李老洛与刘宝全的家人不受株连。”这似乎不只是票儿的观点，之后保定地区所有官方的文字材料，都不再提及此事。
票儿在易县三区做了一年区长，之后，他调到保定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平津战役期间，他曾经任保定民运副总指挥。之后，在河北霸州任公安局长，他没有想到，1950年初春，他又被一纸命令调回了保定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