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东舒先生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他年轻时名叫“苏东”，所以我的父母至今叫他苏东，我也就一直叫他苏伯伯。苏伯伯是山东南下干部，在杭州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保留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的语气温和，语速平缓，却仍然透出一种北方人的热情与豪爽。到了晚年，尽管身体孱弱，还是一副乐于助人的侠义心肠。去年初夏，我和父亲去他家里探望，他善良慈爱的眼神里，充满对我无言的寄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据我父亲回忆，还在我1岁的时候，苏伯伯就当自家女儿一样地抱过我。1949年5月杭州解放，苏伯伯随军南下来到杭州，和我父母同在《浙江日报》编辑部工作。较之随后袭来的狂风暴雨，那是一段相对平静、快乐、充满希望的黄金岁月。在我母亲眼里，苏东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在那些较为严肃严谨的南下干部中，像他这样具有鲜明个性、充满浪漫诗情的人，显然极为少见。尽管我的父母曾说，他们和苏东的友谊，始于双方“比较谈得来”。但我相信，他们更多的是喜欢他的性格，而对他“另眼相看”。我的父亲虽然是从“地下”（地下党员）上来的革命者，但终究是属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和苏东这位身份背景迥然相异的普通同事，从相识到彼此走近，继而意气相投，直到建立起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终生友谊，显然更多是出于他们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才华的彼此赏识和人生理想的认同。
在此后将近60年的漫长时日，历经意气风发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凄风苦雨时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直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他们在时代风浪中载浮载沉，相扶相携，传奇般的命运动人心魄。我作为一个从“文革”中醒悟的晚辈作家，对父辈们承受苦难时所表现的坚韧品格，是怎样赞美也不为过的。我对姜东舒先生的敬重之心，亦正是来自于此。
1952年，我父亲在党内“清理内层”的运动中，被组织上以其地下工作时期有“政治嫌疑”为由，开除出党。我母亲也受到审查。到了1957年，姜东舒先生给北京友人的一封信，被冠以“盖子里的声音”发表出来，顿时戴上了“右派”帽子，打人另册。彼此相继遭遇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他们的友谊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在一个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人人自危，真诚与道义都被弃如敝屣。我父亲“落马”时，刚入“而立之年”，可谓早夭，友人四散疏远，甚至避之不及。唯独这位苏东先生，不知天高地厚，对陷入困境的朋友不离不弃。在自己尚未“倒下”的时候，向打翻在地的挚友伸出援手，这是什么样的品格和风范呢？
肃反运动之后的1956年秋天，我父亲不愿意继续留在杭州某单位的“安置”地，希望调整工作，却苦于求助无门。1956年秋冬之间，他遇到苏东，便诉说了自己的境遇，苏伯伯非常同情。1956年中央有新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苏伯伯认为我父亲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帮助他摆脱困境呢？于是向浙江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推荐，郑伯永也认识我父亲，当即表示同意。郑伯永是一位参与创建浙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老干部，也是一位小说家。如果郑伯伯活到现在，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学成果。可惜，正准备办手续，情况却起了变化。“反右”运动开始，郑伯永和苏东都被打成“右派”。批判苏东的时候，还有人揭发他丧失立场，企图推荐“反革命分子”进省文联，成为他的“罪状”之一。这样荒谬的逻辑，今人已经很难想象。
苏伯伯被打成“右派”之后，倒是“因祸得福”，他在逆境中潜心书法，大有成果——若干年后，成为一位有名望的优秀书法家。
有一年我回杭州探亲，去看望苏伯伯，曾经问过他：“您青年时代，在部队文工团里，和邓友梅先生一起搞文艺，当时您是个革命诗人，友梅老师后来成为优秀的小说家，那么，您是怎样转换角色，舍弃文学而挥笔弄墨的呢？”
苏伯伯回答我：“这很简单，文学虽是我的至爱，但人家不让你搞。你爸爸妈妈都有文学才华，可是写出来了谁给你发表呢？那些年，你妈妈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散文，编辑都要把她的名字改了。我调到省图书馆工作，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馆长就是大书法家张宗祥。我不能写诗，写字总是可以吧，一个人总是要做点事情的，我就跟着馆长练习写字，他愿意收我这个门生，谁也管不了。一张白纸，恣意纵横，倒也自得其乐啊。”
对于一个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这也算得“天无绝人之路”了。
“文革”开始后，我的父母与苏伯伯都已自顾不暇，彼此谨慎保持距离，苦熬春秋。到了“文革”后期，渐渐有了松动的迹象，人心思变。有一天，我父亲在街上偶然遇到了苏伯伯，大喜过望，当即邀请苏伯伯到我家去喝酒。苏伯伯睁大了眼睛，天真地问：“喝酒？你哪里有钱吗？”我父亲大笑说：“哈哈，我现在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怕没有钱吗？”当时，造反派只给苏伯伯保留了28元的月工资，而苏伯伯是个性情中人，苦闷中，喝点老酒自己找乐，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性情。我父亲知道这一点，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好酒，却也愿意借酒相邀得以一叙。那一段冗长寂寞的日子，他们彼此只能以这种方式相濡以沫了。
那时我在黑龙江农场，业余学习写作，已经开始在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父母虽然支持，但仍是心有余悸，担心会引起什么麻烦。苏伯伯知道后，非常高兴，一再说要对我多多鼓励才是。197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分界线》出版后，苏伯伯特地请人制作了一个硬壳的“精装”封面，把书重新包装后，送给我保存。（这本书如今妥存于我杭州家中，可见其情之深。）1980年，我在上海《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杂志上那部小说的标题字，便是专门邀请苏伯伯亲自书写的。这部小说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苏伯伯获知后，小酌一杯自斟庆贺。那几年，我回杭州探亲，经常去看望苏伯伯。逢有他的老友新朋邀他喝酒，他总要带我同去。那是他心情特别舒畅，身体尚健的一段好时光，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杭州城里潇洒来去。记得有一晚，他一高兴多喝了几杯，时逢下雨路滑，他坚持亲自送我回家。快到我家的巷口，小路颠簸，他竟然从车上摔了下来，我将他扶起，他还连声说不要紧，跨上车继续飞奔，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外，然后独自消失在昏暗的小巷中。此事留在我心中多年，至今仍有深深歉意。
“文革”结束后不久，还有一件难忘之事，令我们全家人永远心怀感激。我母亲年轻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解放前出版过一本童书《幼小的灵魂》。该书在“文革”中几经劫难，等苏伯伯见到时，封面已残破不堪，而且缺了一篇。他十分珍惜地拿去请人重新装订，并为散佚的那篇留下空白页，以期日后能有机会补上。更可贵的是，他用毛笔行书，端端正正写了“装订后记”，就在这篇“后记”中，我惊讶地发现了这样一段与我有关的文字：
……记得20多年前，我读过她（指我的妈妈）的一本原稿——《小抗抗的故事》。那是描述她带着女儿在隔离审查班时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情节。至今我还能模糊地记起：小抗抗是个非常好奇、贪玩的孩子，在她的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小抗抗一个人走到大木桶旁边去盛饭，她只有2岁，比木桶高一点点，她踮起脚尖，埋下头去，手伸进木桶里，就这样一个跟斗翻进木桶里去了，小抗抗吓得哭了起来……
这些密密麻麻的毛笔小楷，总共有13页，约两千多字。我特别注意了最后的日期：“1977年2月9号上午大雪，去余杭未成，闷极写此，十日呵冻断续写完。”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一阵心酸，泪水溢满了眼眶。如此清晰的记忆、真实的细节，再用如此精致的手工一一记述，在那个“呵冻断续写完”的雪天，苏伯伯的心里，盛满了何等热切的爱心、何等诚挚的情谊，才能默默为朋友去做这样细烦的“手工”。
苏伯伯为该书“留白”的一片苦心和预见，竟然奇迹般地得以“回报”。妈妈书上缺失的那篇小说《谋生》，后来终于找到。那是远在长沙的二叔叔，保存了完整的一册。（《谋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当年母亲受审时，该书上交前，为了不引起政治嫌疑而自行撕去。）然而，苏伯伯托人制作的那册小书，上面的那些空白页，却永远留下了他无字的美意和真情。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我父亲的问题尚未得到重新审理。苏伯伯又为我父亲的平反鼎力相助，很快找到了一位在公安部门工作的马时民先生，通过他递交了申诉。结果省厅很快与浙江日报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复查。我父亲是抗日青年，抗战时期从事新闻工作，目睹国民党政治腐败而反抗现实，1947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受组织派遣来杭州，以《当代晚报》总编辑的合法身份，在“地下”为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2年，却因某种政治嫌疑被清洗，错案长达28年之久。至1980年春节前，我父亲终于得到正式平反，恢复党籍并回到浙江日报工作。正是由于苏伯伯对苦难有切肤之痛，他才会一次次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多年来，他对每一个受难的朋友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心。著名作家、诗人冀汸，因所谓“胡风集团”的罪名蒙冤，平反后从农场回到省文联，苏伯伯多次去看望，又亲自陪同他来到我们家叙谈。老友见面，万语千言；劫后余生，悲喜交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朋友被宣布为崇高理想的“敌人”而投入监狱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信任和理解对方，这是对友谊真正的考验。当他们重获自由之时，彼此才能问心无愧。直到姜东舒先生在省人大办公厅任咨询时，他仍然多次为正义和道义呼吁奔忙。
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伯伯把本该颐养天年的退休年月，全身心地献给了书法事业。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文化领域，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卓著成就。曾几何时，姜东舒的书法作品，在江浙一带几近一字难求。我至今珍藏着他在1978年7月赠我的一把折扇，扇面为陆川画屈原像，扇页的背面，苏伯伯用工整细腻端庄精巧的小楷，书写了《春江花月夜》全诗。黑底金墨，字字珠玑。他选了这首诗，定是寄予了他内心深处的审美理想。苏伯伯是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从此安宁和谐。
他在扇面上写下那首美丽的古诗，距今已有近30年了。但我知道，扇面上那些金色的小字，就像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父女两代人的记忆，珍藏于心，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