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扬伯伯以96岁高龄安详辞世，世人称为喜丧。我仍觉惋惜，那样一位乐观淡泊、宽厚慈爱的好人，大家一直盼望他能健康地活过百岁。他的子女们多年来悉心照料，他却终于还是因肺部感染引发多脏器衰竭而悄然离去，走得淡定而从容。
杨可扬伯伯，是我在少年时代有幸“认识”的第一位前辈艺术家。在我父母最亲近的几位老友中，他是我格外敬重的人。
我与“出版社”的不解之缘，始于杨伯伯。
20世纪60年代初，大约是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候，有一次，妈妈收到一只牛皮纸的信封，信封下面印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几个大字。我问妈妈，这个“出版社”是什么意思？妈妈说你看了那么多书，书从哪里来？这个“出版社”就是把稿子编辑好、再印成书的那个单位。美术出版社嘛，就是专门做画册、连环画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出版社”这三个字，是从杨可扬伯伯给我妈妈的信封上。我知道了妈妈在上海有一位老朋友，抗战时期她在浙西一中读书时，杨可扬是《民族日报》的副刊编辑，她和同学们给报纸投稿，都得到过他的关心。说起杨伯伯，妈妈总是面色庄重心怀敬意，她告诉我，杨伯伯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一位很有成就的版画家。木刻版画艺术是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提倡的，杨伯伯就是最早参加木刻版画创作的，抗战时期，他思想进步，我们都把他看作大哥哥。解放后杨伯伯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次他给妈妈来信，是和她商量改编连环画的事情。
过了大概半年多，有一包牛皮纸包裹的印刷品从上海寄来杭州，里面是几本新出版的连环画《牧场雪莲花》《山大王和老北风》。（由妈妈改编的连环画还有好几种，我已记不得书名了。）当时妈妈小心地拿起书，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下方一行小字，脸上露出欣悦的神情。我看见了“朱为先”三个字，那是妈妈的姓名。接着又看见了“文字改编：朱为先”七个字。我高兴得跳起来抱住妈妈说：妈妈你出版书啦？妈妈的神色黯淡下去，她纠正我说：我只是把别人的小说改编成连环画，每一条文字都要简练传神。我现在不能发表文章了，就是这样改编连环画的机会，还是你杨伯伯帮我争取来的呢……
我父亲在1952年因历史错案受到不公平待遇，我母亲也被调离了《浙江日报》去中学当老师。当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她肩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是在这样的困苦与窘迫之中，杨伯伯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能够帮助她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她改编一些连环画的文字脚本，连环画出版后，妈妈能挣到少量的稿费，以补贴家用。
那时候，妈妈还属于“历史反革命”家属，而杨伯伯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彼此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可他非但不像有些人那样对这个政治上“有问题”的老朋友避之不及，还在“私下”里想方设法帮她找“活儿”养家糊口——在那个严酷的时代，如此“人性化”的为人为友之道，需要具有怎样充沛的勇气和力量？需要怀有一颗何等善良仁慈之心？
杨伯伯伸出无私的友情援手，托扶了那条风雨飘摇的小舟，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全家人感激至今。我的少年时代，妈妈在家庭经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了我的基本教育费用。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时候，妈妈给我买下的一本童话书、一件新衣服，带我去看的一场电影，也许，用的就是这笔小小的连环画稿费。当年妈妈竭尽所能为我提供的良好教育条件，其中，就有着杨伯伯默默付出的心血，在寒风雨雪中送来的丝丝温暖。
1966年夏季，我借“大串联”的机会去上海，见到了杨伯伯一家人。“文革”已经开始，外面一片动**不安的恐怖气氛，但在杨伯伯家里，却是温馨而安全的。他一如我想象中那样，和蔼可亲、气定神闲。记得他还送给我几幅小版套色木刻画，我像宝贝一样带回杭州家里，贴在墙上，还曾为家人不小心碰了我的“宝贝”而生气。那年在上海，我认识了他的女儿杨以平，以平长我1岁，后来她也去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场，我们彼此一直通信，在那个寒冷的年代相濡以沫。我和以平延续了父辈的友谊，成为半生相知的好朋友。
几十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成为一个写书的人，并出版了近百种图书。我这一生一直在和“出版社”打交道。很多次，只要一念“出版社”三个字，我就会想起半个世纪前，来自上海的那只信封。
杨伯伯，他还能记得自己无意中成全了一个少年的文学梦吗？
近年来，杨伯伯每年春秋季节，都会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去杭州探望老友。可惜，每一次我都无缘和他见面。
今年4月我去上海参观世博会，提前给以平发了邮件，想去她家里看望杨伯伯。然而，那时杨伯伯已因小恙住院，不宜探视。以平乐观地说：他会好起来的，等你下次再来上海吧。
却是再也没有下次了，只有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