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故乡实在离我太远。应该说，是我离故乡太远了。
若是在东北的松花江畔，遥望南国的广东，地图上那么长长的一条线，一口气连缀了九个省份，几乎把半个中国都穿透了。如此宽阔的空间距离中，放得下多少想象和思绪呵。
实际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老家。我出生在杭州，到了30岁那一年，才第一次随爸爸到他的故乡——广东新会县杜阮乡长乔村去探亲。在此之前，那个遥远而模糊的广东，在奶奶难解的乡音中，始终罩着一层绿莹莹、湿漉漉的雾苔，从珠江三角洲赭红色的土地上，生长着许多葱茏碧翠的榕树、葵叶和甘蔗，在湿润而黏稠的热风中，舒展着它们别具神韵的风姿……
我回去了，但我已不是真正的广东女儿。我身上流淌着江南妈妈的血液。而出生在江南的妈妈又是来自哪里呢？
回家这个神圣的字眼就这样长出了许多旁枝侧节。
我宁可把新会、把长乔当成自己的一种来历和出处。
那一次，老家的亲戚，从阁楼上搬下一只封存了几十年的木箱。那是抗战爆发后，爷爷奶奶从上海避乱回老家时，留下的一些杂物。不久后广州沦陷，他们重又回了上海。这只木箱就成为我离乡背井的祖父祖母最后一次回归故里的物证，也是无意中留给子孙的纪念。自从他们匆匆离去，这木箱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铁锁已锈住，钥匙早就失散，但这并没有钥匙的锁，却在纷扬坠落的铁锈中，轻轻一拍便打开了。
我看见了几匹颜色灰暗的羽纱和绸缎，想必是当年从上海带回来的。它们没有被做成荣归故里的盛装，却像是我爷爷奶奶的替身，默默留守在故居的永远中。还有一只黄铜包边、紫红色木珠的算盘，一顶夏布蚊帐，几只镶花边的瓷盘和一些衣物……
最后我看见了一本发黄的线装书，完好无缺地裹在一块花布包袱里。书上有墨笔写的字，工整而规范的楷书，像黑色花岗岩的阶梯，一级一级铺展下去。
爸爸说，他们原来把家谱放在这里了，让我一直好找。
我在30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老家的家谱——用线绳装订的毛边纸，陈旧而庄严、简陋而肃穆。在此之前，它们在我的意识中几乎并不存在，而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就从这里走来。我的祖先们依然活着，活在一页页的故纸中。那是他们永久的墓碑群落，从远而近依次排列；我面对家谱肃立，便如同向他们叩首跪拜；家谱的纸页上飘落的尘埃和气息，像墓地的香火袅袅不散……
我没有在家谱上找到我的名字。家谱已经多年未续。即使续修，也仍然不会有我的名字——家族中所有的女孩，都没有资格进入这家姓氏的家谱。女孩若是嫁了人，该排在儿媳的那一辈上，写在夫家的家谱上。若是终生未嫁，就像这世上从未有过这个女人，尚未迈进正门，就来无踪去无影地消失了。
在老家，我变成了一个游**在家谱之外的精灵。
但是我却仍然不远万里地，去那个叫作长乔的地方寻根问祖。
那已不是一种名分，也不仅仅为了亲情，而是人与历史之间，能够找到或能把握的那么一点点具体而又真实的渊源关系。
我问老家的亲戚，我们的祖上可是来自南海的岛屿？我们是马来人种吗？
他们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据祖上传下来的说法，应该是从北方来，好像，是河南。为了躲避战乱嘛，不知哪个朝代，少说也几百年了……
我好失望。
其实这里并不是张姓人最初的发祥地，我们的先人已经历了无数次迁徙。长乔只是我们漫漫长途跋涉之中，一个可供歇息的驿站，他们在此繁衍生息，创造新的家园。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再重新折回北方去。
我无法提更多的问题。我几乎听不懂老家人的问话和回答。我只能使劲点着头，用我唯一能够运用的像是广东话的发音说：是的是的——以不变应万变了。我回到了长乔但我无法同长乔对话。珍藏在记忆中的长乔，有一日让你真正面对，却是如此陌生和隔阂。
之二
长乔老家，在几十年中始终与我父亲保持联系的，是我的堂哥张牛奶。
见到牛奶哥的第一眼，我好像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牛奶和遗像上的爷爷，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长方脸、高颧骨、招风耳，只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那会儿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这耳朵的形状没有遗传给我。
牛奶哥瘦高个子，约有1.80米。这在广东人中间，有些鹤立鸡群的意思。他的个头令我欣慰，使我看到了自己同这个家族血脉相承的联系。
家乡的感觉，由于牛奶哥而顿时变得真真切切。
张姓在长乔村属于大姓，远的近的亲戚，差不多有几十户。要想搞清楚这些亲戚的辈分和自己的关系，差不多得写一篇长长的论文。
而牛奶哥，算是同宗本家最亲近的，他爸和我爸，小时候同住一排祖屋。
牛奶是牛奶哥的本名。他出生后就叫牛奶，一直到上高中、到回乡当了村长、到结婚生子。长乔人把个牛奶叫得十分响亮而又理直气壮。
牛奶出生以后，由于没有母乳，据说是用家养的一头奶牛喂养，被人唤作牛奶。此名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某种事实，再改为难。“牛”字，广东话的读音在“鹅”和“藕”之间，念起来要费一点力气的。我小时候在杭州，听说老家有一位牛奶哥，便格外欢喜。上了初中，还同牛奶通过几封信，只记得他的语法和用词很怪，不大像中国话，若是爸爸用广东话念，倒也通顺，但需要翻译，通一次信很复杂。到了“文革”时期，牛奶正在一所农校读高中，一次来信说，牛奶这个名字有资产阶级思想，让我父亲给他起一个像样的名字。当时刚破完“四旧”，还在批封资修，我父亲绞尽脑汁想了几天，在纸上写了一大堆名字，一时也不知该选择什么字，才能具有革命意义。后来总算想起了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句诗，灵感大发，当即复信牛奶，正式冠名为“张孺牛”，并且颇为得意。父亲倒挺惦记，写信去问，还是不置可否。来信落款，仍是牛奶。倒叫人费解了。
1980年那次跟父亲回长乔，我曾偷偷问过他，你怎么还叫牛奶呢？牛奶的脸略略一红，说改名也没有用啦，村里人都还是叫他牛奶，叫惯的名字，改也是改不掉的。再说，再说……那个“张孺牛”三个字，还是有个牛字嘛，比牛奶也好不到哪里去，叫起来比牛奶还要难听啦……
牛奶易名，因此罢休。
牛奶从农村毕业，正值知青上山下乡，即回长乔村当了农民。但长乔的土地贫瘠，他这个学农的，始终无所作为。我们1980年那次回乡，牛奶正在积极策划乡镇企业。言语间颇有雄心壮志，说等他改变了长乔的面貌，一定请我再来。果然我们走后不久，牛奶就当了村长，一当十几年。在杜阮镇那一带，牛奶村长的知名度挺高。据说属于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那类村干部，很受乡民拥护的。我那个翠庆嫂嫂，是牛奶高中的同学，家住邻村，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对牛奶哥敬重又呵护，别无所求的。所以牛奶这村长十几年当下来，自家的日子就过得有点狼狈，老屋仍是原来那幢老屋，家具还是原来那些家具，三个孩子读书要是再往上升，学费也捉襟见肘了。在新会这样富裕的侨乡，这位牛奶村长，显然缺少一点先富起来的榜样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劳苦功高的牛奶已经为长乔奉献了整个青春，40岁的牛奶，也该考虑换一种方式来活。那一年，杜阮镇政府把牛奶调到了镇上的农业公司当副经理。有一次牛奶为一项生意到北京出差，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说他住的那个地方，是三点水加一个什么“夯”。在电话里来回扯了半天，才知那是个“巷”字，加三点水，是个京港中心的港了。牛奶的普通话，看来没希望。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料想还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我心里不免疑惑，不知他如今在生意场上应酬，那个牛奶的名字是否能让他多多吸引一些客户？
那次我请牛奶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吃川菜，现在广东人流行吃川菜了。因为你们北方人都吃粤菜，广东人当然只好去吃川菜了嘛。后来我点了一些不太辣的川菜，还是把牛奶辣得直冒汗，菜剩了一大半，都让我打包了。
临走时牛奶似乎想起了什么，郑重地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注意地看了一下他的名字，上面赫然印着：张——乃。
珠江的风、南海的潮，终于把那个挤压了几十年的“牛”字冲跑了。
之三
1994年8月，我去广州开会。会毕，东道主广东省作协欲安排我们参观。我说我哪里也不去了，如果可能，就挤一天空，回一趟新会长乔。
离上一次和爸爸一起回长乔，一晃就隔了14年。
十几年前横在碧水上一截一截的摆渡船，如今都变成了公路桥水泥桥。是长长的桥，通往老家长乔村。长乔在新会境内，实际离江门只十几里。那条远道而来、水量充沛的西江，浩浩****穿过江门的街市，使得江门有一种壮阔的气势。
市中心的街边上，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大型建筑，高高的楼墙上镶着漂亮的大字，写着“五邑图书馆”，据说是海外华侨捐资建造，可见当地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江门在历史上统辖新会、开平、鹤山、台山连同江门五大重镇，也称五邑。省作协和《江门文艺》杂志社的几位朋友陪我绕道新会，新会县委宣传部的部长热情招待我吃了午饭，并送我和广东作协的钟秀琼一人两把新会的特产葵扇。我本想去新会图书馆看望馆长李中壮先生，由于时间太紧只好作罢。那位李先生曾多次写信与我联系，要求收藏我的作品。他每封信都用漂亮的小楷写成，还郑重盖着图章。我曾惊讶他竟然如此看重我这个祖籍属于新会的江南女子，感动之余，多年来每出新书，便记得为新会图书馆赠书，这也是我为故乡做的力所能及的事了。
所以我的故乡只能是新会长乔。故乡的人，把我留在了故乡的图书馆。我已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去做一个永远的长乔人，虽远在异乡，我的作品可代替我回来。
江门的朋友说，江门一位姓张的市长就来自长乔，是我的远房叔叔。
还有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叔叔，曾是越南语的首席翻译，前些年一直在东南亚国家出任大使。这位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白话的大使，很受海外华侨的欢迎。
有很多人从长乔走出去了，他们把长乔带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
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就把外面的世界带回了小小的长乔。
从新会通往长乔的公路，一路上两边都是楼房店铺，分不出农村和集镇了。远远看见一座高大的牌楼立在村口，彩色的水泥牌楼顶端，写着漂亮的“长乔”两个字。穿过牌楼，门前蹲着两只石狮的房子，就是村管会了。在村管会楼上办公室墙上悬挂的镜框里，我见到上一任村长张牛奶憨厚的笑容，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聚集在牌楼底下。广东一带的农村，都有竖牌楼的习俗。它是长乔的大门，将日日夜夜敞开，接纳和送别来来去去的长乔子孙。
为了建这座牌楼和文明村的道路设施等等，村委会曾发函致外地和海外的长乔人，请求为家乡建设筹资。爸爸很积极迅速地寄了钱去，还给我打了电话，要我也能出一份力。爸爸是希望我不要忘记长乔，长乔应当在后人的心里延续下去。
长乔村口的牌楼上，自然是有我的汗水和手印的。
那次回长乔，是忙里偷闲的突然“袭击”，事先没有通知牛奶一家，心想长乔的人，应是日日守在长乔，什么时候去，都能见到的。
偏偏那一日，牛奶被公司派往广州办事，我竟在汽车如流的公路上同他擦肩而过，却浑然不觉。翠庆嫂嫂惋惜地说，你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来呢，家里早就装上电话了，可以通到全国各地，外国也可以啊。
长乔的农舍，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了电话。爸爸曾告诉过我的，可我居然忘了。忘了是因为在心里根本不曾认为，原来长乔的住户也是可以有电话的。
14年前曾住过几日的牛奶的老屋，终于已经翻修成楼房了。楼上有葱茏的阳台，种着一些碎繁的花草。牛奶的三个孩子，除了老三还在湛江念中专，两个大的已经工作。一个在江门上班，骑着摩托来回，每天是一定要回长乔家里来住的。村里的新房很多，此起彼伏的显得凌乱；连接着各家的路，仍是破旧的石板铺就，脏而泥泞地通往村子的深处；偶有一株榕树，落寞地靠边立着，芜杂的气根悬在半空；墙根散落着一丛丛新割下的稻草……
那年见过的牛奶哥的父亲和母亲，也就是我的叔叔婶婶，已在近年相继去世，和张家的先辈们一起，长眠在长乔村外的山上。
牛奶哥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兄，也就是说，我的爷爷和牛奶的爷爷是亲兄弟。牛奶哥大我2岁，他出生之前，大概是解放的前一年，他父亲去了缅甸。广东那一带的男子，成年后多外出“打工”，我爷爷去了上海，我爷爷的兄弟们去了南洋谋生。牛奶的父亲在缅甸做工几十年，辛辛苦苦赚下的钱，被一位同乡骗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两手空空从缅甸回到长乔乡下，他甚至没有带回能把老家的旧屋翻修一下的钱。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年近60岁，他的几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婆，也就是牛奶的妈妈平静地接纳了他，甚至都不会问一句他有没有钱带回家来，就好像他昨天刚去了一趟江门。他年轻时是必须走的，而年老了，则必须回来；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是要回来的，只有长乔才是他天经地义的家。牛奶的父亲见到牛奶的时候，牛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他远离家乡的几十年中，不管他在与不在，老家的日子依旧顺着老家的磨盘旋转。一个个新的生命自顾自繁衍着，似乎并不需要他的护佑。他被一种失职的自责和愧疚纠缠了几年以后，便郁郁而终。
那一天，我在翠庆嫂的张罗下，在堂屋里祭拜了祖宗。
祖宗是一定得拜过的。那些光着脚板、用扁担挑着简单的行装走出长乔，北上中原、漂洋过海的张家先人，尽管他们如今已魂消魄殒、灰飞烟灭，但他们的牌位仍然竖立在长乔，他们的灵魂归来不再离去，始终在袅袅的烟雾中绕着长乔飞升，守护着这块永久的家园。
那天深夜我回到广州，一下子就拨通了的牛奶家的电话。自从牛奶家安了电话以后，每到春节我便从北京打电话给他全家拜年。电话通了的那一刻，长乔倏然越过六个省份，在瞬间与我相拥。我们这些远方的浪子也许从此不再回家，我们把老家带在身边了。它隐没在空气中的声波里，招之即来，挥之不去——哪怕仅仅有这么一种感觉，故乡已成为永远。
只是，抓着话筒，我吐出口的仍然是普通话。我拼命张大了嘴，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广东话。一个不会说广东话的长乔人，却在北方的风雪中虔诚地遥望着它。那时候我忽然恍悟，长乔对于我其实只是一种根性的象征。唯有自己创造的家园，才能将我们引领上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