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日我突然悟出，我的先天性营养不良或是某种维他命过剩，也许都应归咎于那句话。那句话在30年前就作为父母的座右铭写在了我的掌心。那句话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无可一读，要读就读外国文学。
家里果然都是外国文学。从老托尔斯泰到盖达尔，从普希金到肖洛霍夫。除了一套安徒生童话以外，这个外国文学的天地长满了俄罗斯和苏维埃的枞树、浆果和马铃薯。那时候以为外国文学就是沙皇、哥萨克再加苏联红军。这一段近于崇拜的痴迷，在我整个一生的文学信念中，打下了崇高与美的桩子，并在这个根基上建立起对真诚的笃信。少年——青年的时代俄苏文学的阅读经验，在我血液中注入的基调便是笃信。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一阅读层次。然而当若干年后疯长的叶片覆盖了我几乎整个心灵的天空，而将人类自审之光拒之于外时，我才凉讶地发观，一度疏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颗巨星，是多么遗憾的损失。假如我早一点读懂陀氏，也许我不致于那么晚才摆脱幼稚。
然而阅读的经历本身就是人生的经历。我记起那个狂热的60年代末，最初触摸着陀氏作品所感到的那种对苍凉人世的恐惧和怅惘，使我本能地疏远它。20多年后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却在灵魂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好似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或刚刚从头开始活。因着如同哈雷彗星般回归的《罪与罚》，因着复生的《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我临近40岁的时候，重新意识到俄苏文学依然并永远是我精神的摇篮。岁月不会朽蚀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与美的地基——我们拆除掉密不透风的愚昧的笃信，重建开启了疑问之窗的笃信。如果不笃信在人世的丑恶与伪善，还有超越了世俗的光荣与爱之神的召唤，人生还有什么信得过的呢？
外国文学之旅的第一层次，结束在1969年夏天，我从家中封存的书籍中，偷出了那本珍爱的《青年近卫军》，踏上遥远的北去列车之时，车轮碾碎了往日的童话给予我的全部梦想。
那以后有一个没有书籍没有文学的饥饿年代，在冰凉的土炕上翻烂了从家里带来的书。有时会从别人的炕席下冒出一本没头没尾的《高老头》或是《斯巴达克思》。冒着被没收的危险，也许还会摸黑走许多路去别的连队交换。外国文学，天边的一块彩霞：你仰望它，渴慕它，却不可能将它踏实地拥在怀里。头顶沉沉的乌云总是落着失望的雨滴。然而，阅读的第二层次却偏偏开始在这样的落寂与苍茫之中——每年一度的探亲假，回到江南家中，它这个无法囚禁的幽灵便又悄悄走来与我相伴。在普天下对“资产阶级文艺”的禁令中，寻书觅书竟有一种类似**的快感，实际上我们彼此从未背叛与分离。
就从那时候，我开始隐隐感觉到了前面所说的阅读经历是人生经历的一种组成。壮丽崇高的俄苏文学极自然地从我面前隐遁。狡诈的老巴尔扎克、凄惨的狄更斯、神秘的梅里美、浪漫的雨果陆续向我走来。那阶段我读的几乎全部是英法文学。由于“历史问题”被发落到图书馆去工作的我的母亲，为我提供了阅读的方便（感谢70年代的专案组），我于是好像登山走到了海拔某个高度：阔叶林渐渐消失，只剩下耐寒的针叶林以至最后的高山苔原。书中残酷的世相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撞击着我简单的头脑，并响起一声声痛心的发问。读懂了某本书，恍然发现自己终于长大了。1975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时，我的抽屉里就放着一本一个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借我的《简爱》，她断言我必定喜欢这本小说。事实上我没有爱上简爱，却引发了对情感的深思。记得当时出版社的负责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竟然毫不犹豫地请求开一张证明，去阅读图书馆不外借的外国文学名著。那个酷热的夏天，每天一动不动地读着大仲马、小仲马、哈代、罗曼·罗兰。我深爱《德伯家的苔丝》和《九三年》。恰恰是在那一个沉闷黯淡的时期，人文主义的阳光第一次照亮了的混沌的心灵，冲击着编织多年的思想藩篱。面对窒息的现实，便开始有了不满，有了质问，有了沉思和探询。我确信在那几年以后，即70年代末我走向文坛初期，如泉水般喷涌的那些作品中，所试图表现的人性、尊严、价值观等一切与此相关的话题，都是在那些饥渴的阅读中埋下的种子。如果说第一阅读期在崇高与美的桩子上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笃信，那么第二阅读期所建立的便是：怀疑与发问。
尽管后来对英法文学的了解，渐渐延伸至乔伊斯和劳伦斯、延至萨特、罗伯一格里耶与加缪。但在那个极其压抑的环境下生发的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发问，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如登山的鞋子一般与我同行。
1978年以后至今的日子，我想可以算作阅读的第三层次。中国对世界打开了滞重的大门，世界的现代文学宝库亦对中国敞开了大门。在这个令人炫目的文学世界中，最先读到的便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随即是福克纳，是索尔·贝娄，是欧茨，是艾丽茨·沃克……还有回过头去重新注视的海明威和斯坦培克。对现代世界充满了反叛精神的美国文学，使我重新思考传统的真善美价值一元论与个人选择的深刻矛盾，思考人之非理性与行为、生命的关系。这是一次现代意识的重新启蒙。新奇而别有意味的小说形式，亦使我快悟小说还可以有这样千奇百怪的写法。随后，蜂拥而来的卡夫卡的绝望、迪伦马特的虚无、君特·格拉斯的荒诞，及其他一系列现代德语小说，也为我以文学反思人性的本质、人类生存的困境提供了新的佐证。这一时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在惊喜与狂热中生吞活剥所能读到的新小说，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然而，各种贴有不同主义和流派标签的新小说，呈现给我的几乎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传统小说秩序的破碎崩溃和重建。小说天地已不再有任何模式和规范。奇异的构思、叙述方式和富有弹性的语言，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生活形成强大反差的、极其自由宽广的艺术空间。小说变得无所不可为和无可不为。现代小说自由的灵魂已超拔了它痛苦而荒谬的躯体，而还原为自我实现的可能。它们对我的吸引甚至超过了小说本身，我试图踩着这叶空中之帆，驶越浊浪滔天的人生之海。而如何写自己的小说反而变得无关紧要甚至一片迷惘。
紧接着便是席卷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热。依着好奇与时髦的惯性，我也读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我与职业文人们一道，去探究那块蛮荒之地的民族文化之根，探究从那纷乱无序的小说作法中，重新聚合与明晰起来的讲故事的方法。陷入故事的泥塘之后我一片手忙脚乱。据说没有根的作家根本不能算作家，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也不能算作小说家，于是在拉丁美洲魔幻的阴影下，我终于发现自己从南到北漂泊多年，非但无根也不会讲故事。我的小说等于零。
读了几十年外国文学，读到最后便是如此一个怪圈。
如果阅读最终已经成为一种裹挟你、指使你、支配你的身不由己的时髦新潮，如果阅读不再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个人的意趣，个性的默契；如果阅读不再是一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经历，那么我应该早巳淹死在浩瀚的书海中、失去自己创作的冲动。我决无必要在此夸夸其谈。正如我的小说是写给我自己和与我相通的读者，那些遥远的陌生的异国作家，哪一位是为了我而写作的呢？
从屠格涅夫到乔治·桑到杰克·伦敦到艾赫玛托夫，我无法说出我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作家。我不能说谁是最优秀的和最不优秀的。我只知道世上一定有一本书是真正属于我的。不要用古董搜集者和拍卖行的鉴赏家的眼光去看它们，属于你仅仅因为它发出了你心底久远的呼唤——事实上，这些年在外国文学书海的徜徉中，我捡起的一只只贝壳都已成为书架上的标本，却有两只贝壳依然栩栩游动在我心的海湾里：一是《一九八四》，另一是《生活中不能承受的轻》。
当然不会是怪圈。小说毕竟不是画出来的。如果第二层是怀疑，那么第三层便是不再回来的叛逆。
很多年前父母对我说，要读就读外国文学。很多年后才知道这话的原意竟是出自鲁迅先生。先生的遗训虽有崇洋媚外的嫌疑，却毕竟让人深思可读可不读的中国文学到底生了什么毛病？我决无意否定悠远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对于步入现代社会的作家，更重要的也许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关于自由的启蒙。说到底，读人家的书，还得写自己的书，打入地下的桩子上，还得盖起自己的房屋。外国书读得再多，总不致于会脱胎成外国人。怪圈里那股水流倒过来看，也许是一个螺旋体，只看你手中的标尺了。
记得《读书》上有篇文章曾说，中国人首先关心的是做“中国”人，然后才是人，却不知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我以为极精彩。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有地球人无以解脱的共同苦恼。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亦如地球一样，本应是无国界的流通领域．我想鲁迅先生与我父母都是有远见的。更何况，不知人们是否发现，构成外国文学的外语，确切说，条顿语系中的英、法、德语，与汉语之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大写的人字是否又恰好为中国文学补上了一缺口呢？至少在那些为我写的书和我为别人写的书中，隐隐地透出这个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