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日我突然悟出，我的先天性營養不良或是某種維他命過剩，也許都應歸咎於那句話。那句話在30年前就作為父母的座右銘寫在了我的掌心。那句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幾乎無可一讀，要讀就讀外國文學。
家裏果然都是外國文學。從老托爾斯泰到蓋達爾，從普希金到肖洛霍夫。除了一套安徒生童話以外，這個外國文學的天地長滿了俄羅斯和蘇維埃的樅樹、漿果和馬鈴薯。那時候以為外國文學就是沙皇、哥薩克再加蘇聯紅軍。這一段近於崇拜的癡迷，在我整個一生的文學信念中，打下了崇高與美的樁子，並在這個根基上建立起對真誠的篤信。少年——青年的時代俄蘇文學的閱讀經驗，在我血液中注入的基調便是篤信。這也許可以稱之為第一閱讀層次。然而當若幹年後瘋長的葉片覆蓋了我幾乎整個心靈的天空，而將人類自審之光拒之於外時，我才涼訝地發觀，一度疏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顆巨星，是多麽遺憾的損失。假如我早一點讀懂陀氏，也許我不致於那麽晚才擺脫幼稚。
然而閱讀的經曆本身就是人生的經曆。我記起那個狂熱的60年代末，最初觸摸著陀氏作品所感到的那種對蒼涼人世的恐懼和悵惘，使我本能地疏遠它。20多年後重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卻在靈魂中引起了強烈震撼，好似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或剛剛從頭開始活。因著如同哈雷彗星般回歸的《罪與罰》，因著複生的《日瓦戈醫生》和《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在我臨近40歲的時候，重新意識到俄蘇文學依然並永遠是我精神的搖籃。歲月不會朽蝕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與美的地基——我們拆除掉密不透風的愚昧的篤信，重建開啟了疑問之窗的篤信。如果不篤信在人世的醜惡與偽善，還有超越了世俗的光榮與愛之神的召喚，人生還有什麽信得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