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一条马路叫作人民路，都有一个饭店叫国际饭店，都有一块期待着欣欣向荣的地方叫新区。新区里都有一些沉默而戒备的台商，在这里开着小厂，服装厂或者化妆品厂，设备不多，成本不高，以防政局一个翻脸，不用收拾也可以逃之夭夭。
这样一种小厂中间，有一家台湾女人开的化妆品厂。这个台湾女人像广东女人，极勤劳，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一个四岁的女孩儿。她的丈夫一年中有那么几回来看她，让这个女人欢天喜地一番，然后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台湾女人的厂里用着许多大陆女工，名字都好听，有叫白雪，叫于红，叫陈静芬，叫林莉的。都很年轻，都有一双美丽的手。这些手成天在流水线上做着，做着简单的活，心地也很简单。她们背地里把台湾女人叫做“拿摩温”，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意思是包工头，但又包藏着词里没有的意思，譬如：凶狠，令人讨厌，等等。那个台湾女人整天没有笑脸地，像一条不知疲倦的猎狗逡巡在女工们的身边。
这个台湾女人之所以和我们有关，主要是我们的女主人公马上就要到她的厂里干活来了。她们已经见了面，一个愿意收，一个愿意来，说了几句话，都和工作有关，彼此都没有了解对方的欲望，脸上都挂着冷淡。
女主人公叫傅湘云。她的长相有些奇特：大头，小身体，两眼分得很开，胳膊和腿都是细细的，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极像陈老莲笔下的人物，连她身上的气息也像：朴实的，迟钝的，谦虚的。有一股淡雅的香草味，或者在闺房里喝了酒，有一股微甜的酒味。她的背景比她的长相重要得多。她的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党员，今年整七十岁，四十几岁生的她。像她父亲这种年龄的人，会特别计较一些字眼。譬如“你”和“您”，退休”和“离休”，等等。你若是问他：“老傅，你退休了吗？”他会恶狠狠地瞪你几眼，一言不发地走开去。但是过一会儿他又会转回来，认真地对你说：“我是离休，不是退休。”
因而他极重视自己的荣誉。他的独生女儿傅湘云从厂里待岗下来，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苦想了半天，思想是不是到主管部门去通通关系。是的，通关系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领导把他的女儿安排到另一家不倒闭的厂里去，另一种结果是不结果。这后一种情况是有失体面的。
他从房间里出来，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说：“老傅不干这种事！”
他做不做这种事，傅湘云都是无所谓的，很多人都下岗了，她不觉得下岗有什么难为情。她有所谓的是，为下岗这件事，她与厂长吵得不可开交，她知道不能怪厂长，但她还是盯着厂长不依不饶。那是个女厂长，已经与许多下岗工人吵过了，没想到傅湘云这么谦和的人也会和她吵，更没想到傅湘云吵起嘴来如此尖刻。她心里一委屈，“哇啦哇啦”地哭起来。她一哭，傅湘云就哭了。窗外看热闹的人群里也响起哭声。
后来，老傅问女儿和女厂长吵嘴时的情景，他也对此好奇呢。傅湘云说：“你家闺女骂她不仅出卖大家，也出卖自己。”老傅摇摇头：“这句话没道理。”傅湘云脸上一红：“是。没道理。”老傅又说：“你爸爸是离休的。你这个样子，弄得爸爸像是退休的。”
傅湘云从厂里出来以后，就老老实实地找工作做。找了许多单位，惟独对台湾女人的小厂一见钟情。原因是台湾女人的小厂地处郊区，在一条内陆湖边上，厂外和厂内有大片草地，草地上种了许多蔷薇花。女人喜欢花。傅湘云第一次见台湾女人的时候，看见台湾女人的桌子上，插了一大束蔷薇。她走出厂门，也在路边采了一枝野蔷薇，插在挎包上。
回到家，她就和爸爸喝开了黄酒。她的酒量比爸爸还要大，她酒量大的原因是，一喝酒，她就肯说话了。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向爸爸诉说心里的感受：
爸爸，老爸爸……老老爸爸……老老老爸爸……那个台湾女人脸上没肉，眼睛很厉害，看人的时候，一看一个钉子。我心里有些害怕。回想起来，还是我们厂长好。我们的厂长，上次我送了她一盒“资生堂”的化妆品，她对我眯眯笑了一个月。
我心里害怕是应该的。她是老板，我是工人，我应该怕她。问题是，我心里特别不自在。那可是个台湾人，敌人的大本营里出来的人。爸爸你一辈子不就是和这个敌人斗吗？
哎！
老傅听了女儿一番话，觉得问题严重，思索了一阵子。回答如下：
闺女呀！我的老闺女啊！
时代不同了，社会矛盾是不断变化的。爸爸认为，当前最大的敌人是钞票。你怎么对待这个最大的敌人呢？首先，你要把它赚进来，让它听你的安排，然后，一脚把它踢出去。爸爸这个比喻，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你跟台湾女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你首先应该争取她的认同，取得她的信任。然后，当你觉得应该打击她的时候，就给她狠狠一下子，保证叫她昏头转向。当然，我们不要欺负好人。我们是不好惹的，我们也是讲道理的。
可怜的傅湘云女士，一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把老板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朋友。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她的老爸爸除了有趣的空谈，并没有给她一点有用的帮助。她一夜失眠。翌日，当她到台湾女人的办公室报到时，意外地看到台湾女人一张笑脸。她赶紧笑，并且揉揉浮肿的眼睛。女人心细，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果然，台湾女人问：“夜里没睡好吧？”
傅湘云点点头。点头之间，更显得脑袋沉重，眼睛浮肿。
“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起来练瑜珈功。”台湾女人介绍经验。
“我看书。”傅湘云说。
“看《哈里·波特》？”
“看斯蒂芬·金的书。”
“我不敢看那个。女人看了他的书就没有了食欲，男人看了就没有了性欲。对不起，我多话了。今天我主要的目的是让你当车间负责人。”
傅湘云第一天上班回来，爸爸又和她喝酒。湘云爱喝酒，但从来不醉。她自己经常嘲笑自己，说这两个特点妨碍了她结婚。
今天的话题依旧是湘云的工作问题。
爸爸，今天，那个台湾女老板让我当车间负责人。我不便推辞，就去了。到了车间，我问一个叫于红的姑娘，原先那个负责人到哪里去了？于红就对我说，你来了，人家就走了呗。隔了一会儿，我又去问一个叫白雪的姑娘，白雪脾气很冲，对我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呢？想讨好什么人？不是想讨好我吧？我要做活了，别人不要来打扰我。我靠这个吃饭。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又问一位叫陈静芬的姑娘，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怒气冲冲，要知道，总得有人做车间负责人哎。
那位叫陈静芬的姑娘看起来一副忠厚的模样，事实上也是忠厚的。她告诉我，原先那位车间负责人，做人十分的好，特别为工人考虑，所以台湾老板要叫她走，她自己也知道，说做一天是一天，只求心里踏实。我们这些姐妹，没有一个是家境好的。大多数是下岗工人，没什么本事，占便宜的事不多，吃亏的事常有。所以，她一走，大家心里很难过，想闹一点什么事，又闹不起来。现在没有革命。也不能上街游行。所以你暂时别吭声，听我把话说完。
爸爸哎，我在书里看到过一个外国作家说：所有的仗都打完，所有的上帝统统死光，所有的信念统统完蛋。
而斯蒂芬·金总在发出疑问：人看见人会有食欲吗？
我现在就是没有信念了。人家把我当敌人，我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又出来一个新问题。我心里真是慌张得很，好像日子快走到头了。
老傅苦着脸，想了半天，不知道应该怎样教导女儿。他想，他为新中国工作了一辈子，到现在，什么经验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他对他的老闺女说：“唱一首歌吧。唱完了，心情也好了，也有办法了。”
傅湘云挺直了腰板，脸上现出快乐的忸怩，张嘴刚唱了一个字，就笑了起来。“爸爸哎，今天说话多了，喉咙里毛毛的。”她说。
我说你什么好呢？台湾女人。大多数女人都用梦想来解决生活中的不愉快，只有少数女人非常强悍地用现实来解决现实问题，这个台湾女人就是这类强悍的女人。她高高的颧骨，轻薄的嘴唇，眉梢朝太阳穴那里吊起，走路用着急而小的碎步。她的丈夫一年中有那么几回来看她——谁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看过她之后，又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每次，总是她开着车把丈夫送到飞机场，回来就高高兴兴地对人说：“他在法国巴黎有生意呀。”她好像从来没有对这件事发过怒，有过一次，一个女工明显讨好地问她：“老板，您丈夫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啊？”
就这么一句话惹恼了她，她迈着小碎步跑到那个女工面前，抬起手给了女工一个耳光。
这件事后来这样处理了：女工告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出面调解。台湾女人付了一笔钱给女工，相当于该女工的三个月工资。女工则离开了厂。
所以，女工们知道了台湾女人是有死穴的。千万不能问她，你丈夫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啊？她给你一个耳光，最多给你三个月的工钱。
现在又要说到傅湘云了。
这是傅湘云第二天上班。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份工作做，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她愿意淹没在人群里，毫不引人注目地呼吸。上午，她帮着搬运工搬东西，作一些车间里必要的记录，就坐下来包装化妆品。快到中午的时候，台湾女人把她叫去，对她说：“你是怎么搞的啦？我要的是车间负责人，不是女工啦。你搞搞清楚，女工多的是，一抓一大把，力气比你大，手脚比你灵活。你去吧，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中午厂里供应的盒饭取消了，请大家自行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
傅湘云一声不吭地走到门外，站在那儿淌起了眼泪。太阳真是明亮啊，明亮的阳光把世界扩展得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明亮世界中，谁会注意脸上的几滴眼泪？
傅湘云擦干净脸，回到车间，对大家说：“请大家到我这里集中一下。”
女工们围上来。
她开始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一个女工说：“这么鞠躬，肯定没好事。我们别看了，散吧。”
傅湘云抬起涨红的脸，慌忙说：“别散别散，中午我请大家吃盒饭。”
这天晚上回家，傅湘云又和她的老爸爸坐在餐桌边上喝开了黄酒。她似乎越喝越多了，白而干燥的脸上红云骤起，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有一点亮晶晶的张惶，有一点欲说还休的愁思。这样她就不像个香草美人了，因为香草是干蓬蓬的，她像个沾着露水的梨花美人。
爸，爸爸。
台湾女人取消了供应工人的午餐。女工们说，上个星期她还停发了女工的卫生巾。这两项福利都在她招工的条例里写着，现在她食言了。今天下午，我再次到她办公室去，对她说，工人有意见。她告诉我三项取消的理由：一、化妆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资金不流动；二、许多在新区投资的外企厂家都取消了这两项福利；三、最近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爸爸。我替她想想，一个女人，带着一儿一女在外闯**，真是不容易，而且，是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做生意。她心理上要承爱多少压力才能从台湾跨到大陆。
那三项理由，前两项我完全能接受，后面那一项，我听了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又不能和别人说，别人都说我是个叛徒。我该怎么办？若我不做车间负责人的话，台湾女人会叫我卷铺盖走路。
被台湾女人开除的那个车间负责人，今天下午偷偷地到厂里来玩了一会。她叫我和“那个女人”对着干，大不了走人。我当然不能听她的。她和她男人双双下岗，她的儿子生了肺病，婆婆食道癌开刀，她到这里来借钱，谁也没借给她——不是不肯，是拿不出来。
现在的问题还是，我怎么办？爸爸，你替我想想。
老傅想，我这闺女，从来不会骂粗话。她要是会骂，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就像我一样，多少年了。有谁知道我经常一个人对着空无人处骂：我操，我操，我操你的……
一场豪骂下来，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惜我这闺女，从小听我的大道理长大，从不会和人计较，也从不会骂人。
那么，你还是唱一首歌吧。爸爸教你的：
杏花村里杏花放，儿女正当好年华……
台湾女人的厂里有一个特别瘦的女工，因为她瘦得有些不成体统，所以就成了大家开玩笑的目标。大家把她叫做“芦柴棒”，跟“拿摩温”这个词对比起来。
“芦柴棒”流过好几次产，泌尿系统有了一点问题。平时，她是上厕所最勤快的一个。台湾女人取消两项福利以后，她上厕所更勤快。
“我尿漏。”她宣布。
突然之间，全体女工都得了尿漏，厕所简直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厕所门口是没人的，人悄悄地都在厕所里面。
台湾女人在厕所里逮着了“芦柴棒”。女工们全都低着头“咯咯”地笑。“拿摩温”逮着了“芦柴棒”，怎么说都是一件好玩的事。
“我今天看见你上了八次厕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芦柴棒”不敢说她尿漏了，期期艾艾地说喝多了水。
台湾女人放开喉咙叫起来：“喝多了水？啊，喝多了水。我看你们谁都喝多了水。从今往后，不许让我看到你们面前放着泡茶叶的水杯。要喝水到饮水机前面喝去。喝水的时候拿一块铜牌。傅湘云，你登记，每个人每天用了多少铜牌。我让你们喝。”
措施宣布了，情况并没有改变。女工们照样一趟一趟上厕所，“芦柴棒”的尿漏得更快了。
于是黄帽子出现了。
黄帽子是一顶不新的软布帽子，去年，台湾女人带着一家旅游，一家大小戴的就是这种黄帽子。这种黄帽子旅游的特征太明显，反而显得有点务虚。一年当中，它被派上用场的时候不多，就被人漫不经心地扔在什么地方，等待什么时候再见世面。
——如今它真的见世面了。
台湾女人规定，这顶黄帽子就是上厕所的通行证。整个车间五十多号人，就这么一张通行证。谁要上厕所谁就得戴在头顶上，要让大家看见。
这个新措施一出台，女工们背地里都翘起了大拇指，说这个台湾老板真有一套，亏她想得出来，可见她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人家敢到外面闯**，一定是有真本事的。
只有傅湘云一个人暗暗叫苦，谁都知道，“芦柴棒”的泌尿系统真有问题，一张上厕所的通行证肯定会造成矛盾。女工们会闹，闹来闹去，最终还是闹到她的身上。
今天是傅湘云上班的第五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傅湘云和台湾女人吵了起来。其实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吵架，傅湘云活到今天，只有下岗时和她的女厂长吵过，吵架的过程像做了一场梦，过后只能回忆起片言只语。所以，那场吵架并没能给她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所以，她还是不会吵架。
但她还是有脑子的，一个老实人发起怒来往往是致命的。
昨天夜里，不知道她想到了一些什么。反正她又失眠了，浮肿着眼睛，眼睛的距离近了不少，给她的脸添上一股子干练。一上班，她就一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的样子，把台湾女人堵在办公室里，镇静而执拗地，只说一句话：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一句问话，但几十遍地重复下来，它早就不是问话了。它是一句陈述句，陈述着一个令人心悸的事实，揭露着一个真相。它不是问对方什么，而是替对方向这个世界发出疑问：你的价值在什么时候一钱不值呢？这是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它还是一句让人彻骨寒心的谩骂，却用温文尔雅的字眼掩盖着。听不懂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人从头寒到脚。
于是台湾女人的脸由凶恶到强自镇定，到无助，到软弱。她哭。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黄帽子。”傅湘云说。
傅湘云上班的第六天。一大早，台湾女人就高高兴兴地推门进来，对全体女工说：“你们都知道了吧？我们中国申奥成功。为了庆贺中国申奥成功，我给你们增加一顶黄帽子。”
全体女工一齐报以笑脸。
“成功！”台湾女人一走，她们就围着傅湘云大叫。傅湘云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情绪不高。她非但情绪不高，脸上还现出苍老的样子，既不像香草美人也不像梨花美人，像个落了漆的木雕。人就是这样一会儿苍老一会儿苍老，苍老慢慢堆起来，就成了沧桑。
于是，傅湘云上班的第六天晚上，老傅打开了一瓶“五粮液”，专门为他的老闺女庆贺一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