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的家務不多，我的上麵還有兩個姐姐，這樣一來我幾乎就不做家務。不做家務也很無聊。無聊到一定的地步，自然會靜極思動。我的“靜極思動”有意思了，到別人的家裏做家務去。什麽最髒、什麽最苦我就做什麽。什麽是最髒、最苦的家務呢？打掃豬圈。打掃來打掃去，我得到主人的讚揚：“這小夥多好，懂事，勤快！”我很美，我的虛榮心一粒一粒的，全成了爆米花了。孩子得到表揚和大人得到表揚肯定不一樣，孩子得到表揚之後容易生病，這個病就叫“人來瘋”。我的人來瘋上來了，動不動就跳到人家的豬圈裏去。
母親把我的行為叫作“吃裏爬外”，這個說法不好。我所喜歡的是另一個鄰居的話，她是這樣評價我的：“吃家食，拉野屎。”
可以這麽說，我的整個少年都在為別人家打掃豬圈。咳，我做了多長時間的活雷鋒啊，從來都沒有一個領導為我題過詞。
2005年，我出版了《平原》。在《平原》裏，我多次寫到豬。那一次在廣州，我遇見了一位熱心的讀者，他批評我了，他說《平原》關於豬的描寫有誤。我耐心地、認認真真地聽完了，後來還說了幾句感謝的話。我的心裏是怎麽想的？我心裏頭說：“你開什麽玩笑呢。”
我今天隻講豬的兩件事：一、豬的出生；二、豬的死亡。
豬的出生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私有”是一種罪惡，人的一切都歸“國有”。在那樣一個畸形的時代，豬反而是獨特的生命——它可以私有。和雞、鴨一樣，國家鼓勵農民養豬。但是，這個“養”和今天的私人養殖又有所不同，它有量的限定。如果一個家庭隻養一兩頭豬，“養豬”無疑屬於無產階級的正當行為，會受到肯定；如果一個家庭養到十頭以上，或者說，更多，那就危險了，過分的利益勢必會受到無情的打擊。那時候有一個詭異的詞，叫“投機倒把”。“投機倒把”是一把紙枷鎖，沒有人敢招惹——那麽，一個家庭養多少頭豬是合適的呢？沒有人可以量化，一量化就充滿了遊戲性——正經是遊戲的——而遊戲卻又是正經的，荒謬的歲月通常都有這兩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