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家务不多，我的上面还有两个姐姐，这样一来我几乎就不做家务。不做家务也很无聊。无聊到一定的地步，自然会静极思动。我的“静极思动”有意思了，到别人的家里做家务去。什么最脏、什么最苦我就做什么。什么是最脏、最苦的家务呢？打扫猪圈。打扫来打扫去，我得到主人的赞扬：“这小伙多好，懂事，勤快！”我很美，我的虚荣心一粒一粒的，全成了爆米花了。孩子得到表扬和大人得到表扬肯定不一样，孩子得到表扬之后容易生病，这个病就叫“人来疯”。我的人来疯上来了，动不动就跳到人家的猪圈里去。
母亲把我的行为叫作“吃里爬外”，这个说法不好。我所喜欢的是另一个邻居的话，她是这样评价我的：“吃家食，拉野屎。”
可以这么说，我的整个少年都在为别人家打扫猪圈。咳，我做了多长时间的活雷锋啊，从来都没有一个领导为我题过词。
2005年，我出版了《平原》。在《平原》里，我多次写到猪。那一次在广州，我遇见了一位热心的读者，他批评我了，他说《平原》关于猪的描写有误。我耐心地、认认真真地听完了，后来还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心里头说：“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今天只讲猪的两件事：一、猪的出生；二、猪的死亡。
猪的出生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私有”是一种罪恶，人的一切都归“国有”。在那样一个畸形的时代，猪反而是独特的生命——它可以私有。和鸡、鸭一样，国家鼓励农民养猪。但是，这个“养”和今天的私人养殖又有所不同，它有量的限定。如果一个家庭只养一两头猪，“养猪”无疑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当行为，会受到肯定；如果一个家庭养到十头以上，或者说，更多，那就危险了，过分的利益势必会受到无情的打击。那时候有一个诡异的词，叫“投机倒把”。“投机倒把”是一把纸枷锁，没有人敢招惹——那么，一个家庭养多少头猪是合适的呢？没有人可以量化，一量化就充满了游戏性——正经是游戏的——而游戏却又是正经的，荒谬的岁月通常都有这两个特征。
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一样，一个家庭只养一头猪最保险、最安全了。农民不是数学家，但是，农民的实际行为表明，他们在数字面前从来都不缺乏政治智慧。在“零”面前，“一”代表了无穷大；而在无穷大面前，“一”又是最小的一个自然数。正如列宁在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时所说的那样，只养“一”头猪，“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但究竟怎样养猪才算“正确”，这里头依然有学问。和人一样，猪也有性别。和公猪比较起来，母猪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人家要**的。母猪一**，公猪紧接着就会做出致命的反应。这个不能怪人家，想想我们人类吧，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的衣带宽是无所谓的，附带着还可以减肥。可是，猪不可以的。你想啊，猪的使命是什么？是长肉——动不动就要“抱抱”，动不动就想“亲亲”，白天不吃饭，夜晚来失眠，这怎么得了哦。
正确的做法是把母猪的卵巢“拿掉”，我们乡下人把这个行为叫作“洗”；另一个正确的做法是把公猪的睾丸“拿掉”，我们叫作“煽”。卵巢和睾丸都“拿掉”了，这个世界绝对就是一个清朗的乾坤了。给公猪和母猪做手术是不用打麻药的，和做衣服也差不多，该剪的地方剪，该裁的地方裁，该缝的地方缝。这样一来好了，小公猪和小母猪没心没肺了，白天是好兄妹，夜里是好邻居。它们目不斜视，吃了睡，睡了吃，把我们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长肉上。
但是，最有头脑的人不这样养猪。他们目的明确，直接点明买一头小母猪，也不“洗”。到了小母猪**的时候，他们花点钱，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把小母猪送到种猪的那边去。这样一来情况大不一样了，同样只养“一”头猪，你的猪圈里一下子就有十多头猪了。肉滚滚的小猪崽子都是钱哪。我发誓，没有一个人因为贩卖猪仔被判“投机倒把”。没有。母猪下崽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但是，你不能说母猪下崽就是错误的。
乡下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因为生活过于单调，我们都喜欢“看热闹”。什么是“热闹”呢？很简单，日常生活里不常见到的事情。村子里再小再小的小动静都瞒不过我们，我们统统要看。母猪下崽我们更要看。
母猪下崽一般都不在猪圈，在厨房。厨房里到底方便些，也没有围墙。如果气温太低的话，厨房也要比猪圈暖和得多。到了分娩的前沿，怀孕的母猪自己是有感觉的，它事先会用嘴巴叼过来一些稻草，铺匀了，然后，自己躺上去。
母猪下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能想得到呢，一头母猪能生出十二三头小猪，多的时候有十七八头，最多的可以达到二十一头。这就消耗时间了。和所有胎生的动物一样，小猪也是脑袋最先出来，它们的眼睛紧闭着，鲜嫩的肉身热气腾腾。在小猪的脑袋出来之后，接生婆——大多是男人会用手托住，等小猪的身体出现一半了，接生婆会用两只手握住小猪的身体，用力去拽。但是，这个“拽”很讲究，绝对不能用蛮，一用蛮不仅会伤害孩子，也会伤害母亲。正确的做法是用心地体会母猪在什么时候“使劲”——你能做的仅仅是“借力”，顺着母猪挤压的力量，把小猪“拽”出来。
小猪出生之后接生婆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剪脐带，这个也很讲究的。你不能为了好看贴着小猪的身体去剪——留出来四五厘米最合适了，主要是方便打结。给脐带打上结，再把小猪擦干，你就可以把小猪送到母猪的怀里去了。
现在我就要说一说母猪的“怀抱”了。母猪的“怀抱”里有些什么呢？当然是母猪的**。母猪的**通常有两排，俏皮一点说，很像时装上的“双排扣”。它们一对一对的。总共有多少对呢？不一样了。大部分母猪有五六对，七对的也有，最多的有八对。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人们在挑选母猪的时候，长相是不要紧的，身材也是不要紧的，唯一的依据就是它**的数量。莫言曾经用“**肥臀”来形容妇女的母性，这里的“丰”，无疑是“丰满”的意思，着眼点是体量上的“大”。母猪的“丰”乳肥臀呢？指的则是数量上的“多”。希腊人说，性格即命运；我要说，**即命运——如果你有足够多的**，你就不再是肉，直接就是母亲。
但是，无论如何，对一窝猪崽来说，它们的数量一般都要大于**的数量。这样一来热闹了，所有的猪崽都要拥挤在母亲的怀抱里，不停地挤，不停地抢，不停地拱。我非常喜欢看小猪崽抢**，它们叼住**的时候，会把母亲的**拉得很长，然后，顶上去，狠劲拱一下，借助于压力，奶水就到嘴里去了。每一头小猪都是这样，每一次吮吸都是这样。母猪的怀抱热闹极了，喜气洋洋的，洋溢着节日般的景象，欢腾哪。
可是，长大了我才明白，母猪怀抱里的欢腾是一种假象，骨子里有它的残酷。丛林法则就是这样，优胜劣汰。胜，就是生，汰，就是死。既然猪仔的数量大于母猪**的数量，优胜劣汰就在所难免。
猪是人类的食物。在人类作为主宰的地球上，猪的命运就是这样。即便如此，在它生命的开头也有惨烈的竞争。胜者可以获得最后的一刀，输了，连一刀的机会都没有。
关于猪，我又能说什么呢？可作为一个爱吃猪肉的人，我一直都说不上来。
猪的死亡
母猪下崽是一种热闹，杀猪则更是一种热闹。要看，好看。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说法，无论是牛还是猪，它们都知道自己的大限。它们有一种神秘的敏锐，感受到主人从天而降的温存——好端端的，主人突然对自己客气起来了，说话的腔调柔和了，然后呢，然后必然是一顿超乎想象的早饭，或者晚饭。那是它们这一辈子里唯一的、奢侈的、超乎想象的早饭，或者晚饭。
在它们面对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奢侈的早饭或者晚饭的时候，有那么一部分，它们会选择绝食。它们不吃。它们会不停地打量它的主人，少部分甚至会流泪。它们冤哪，好端端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最早的有关死亡的认识都是从家畜那里开始的，无论是杀猪还是宰牛，这些都是大事，孩子们提前会知道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每当我知道了哪一头猪或哪一头牛即将被宰杀的时候，我会走过去，看它，一看就是好半天。老实说，我没有见过牛和猪流泪。但是，我始终可以从它们的神态里感受到一种无力回天的苍凉。我不会说我有多么悲痛，可我知道，我难受。
和天性里对死亡的恐惧比较起来，天性里的好奇更强势。这就是孩子总要比大人更加残忍的缘故。我们村是有杀猪匠的，他不下地，只管杀猪。一般来说，我总能提前得到杀猪的消息，得到消息之后，我会来到杀猪匠的家门口，一边玩，一边等。我看着他收拾家伙，然后，咣叮咣当地，他把家伙们放在一个竹筐里，再用一根扁担把竹篮架在后背上，上路。
杀猪匠抵达现场之后一般先喝茶，同时也吸纸烟。这个过程既是主人的礼貌，也是实际操作上的需要，主人家必须利用这样的空闲烧好开水。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需要商量，比方说，“吃不吃”。这句话很含混，外人一般都听不懂——猪被放血之后嘴巴容易张开，样子很不好看，讲究的人家会在猪的尸体前放一些人的吃食，这就是所谓的“吃”。不讲究也没关系。在孩子们的眼里，这种“吃”是很好笑的。
一般的人家还是选择“吃”。想来主人对死去的猪还是有歉意的。如果往大处说，人，无论在何种境地底下，对生和死都有敬畏心，需要用特殊的、哪怕是可笑的举动把它表达出来。然而，到底是“生”让人敬畏呢还是“死”让人敬畏？这反而是一个问题了，我不知道。莎士比亚也不知道。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含糊其词，他仅仅把这个问题归结成“一个问题”。
残酷的，但也是热闹的场景终于来到了。人们齐心协力，把活着的猪从猪圈里抬出来了。屠夫来到猪的背后，猪在这个时候是有所警惕的——只要是动物，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软肋，那就是背后。为什么人类对“背后动刀子”如此深恶痛绝，道理就在这里。谁不怕自己的背后呢？背后总是最不安全的，最有效的攻击一定都是从背后开始的。到了这样的时候，有尾巴的动物都会做出一个相同的动作，把自己的尾巴深深地夹到屁股沟里去。猪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即使人类没有尾巴，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想象里也一直有一条尾巴。我们不停地告诫自己的后人：危险哪，“夹紧尾巴”呀，赶紧的。
猪的警惕却毫无意义。屠夫上去之后抓住猪的一条后退，用力一拽，猪就倒下了。人们蜂拥而上，他们开始了捆绑。没见过杀猪的人也许是这么想的：用两条绳子，一条捆猪的两条前腿，一条捆猪的两条后腿。错。正确的方法不是这样。
正确的捆绑只用一条绳子，一条前腿搭一条后退。严格地说，左前腿搭右后腿，或者说，右前腿搭左后腿。
动物的挣扎都有一个结构性的特点，动用腰腹的力量。把两条前腿捆起来，再把两条后腿捆起来，丝毫也无法控制猪的腰腹，等于没捆。但是，一侧的前腿再搭上另一侧的后腿，腰腹的动态就限死在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里了。
接下来就是“点红”。“点红”这个词诡异极了，明明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人们偏偏要说“点红”。农民有农民的诗意，准确地说，农民有农民的忌讳。忌讳是一个很别致的东西，一头连着血腥，一头连着修辞。这里头有语言无限的魅力，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闪闪烁烁，欲说还羞。语言既是表述的，也是遮盖的；既是本真的，也是修饰的。
“点红”重要的工具是凳子和盆。人们把猪架在凳子上，头是低的，屁股是高的。头低臀高才能呈现“血往低处流”这样的原始态势。盆当然是用来盛血的。鲜血一进盆子就迅速地凝固了，猪的身体开始绵软，越来越接近肉的局面。
当然，最重要的工具是刀子，只能是刀子。杀猪刀一般有二十厘米那么长，三厘米那么宽，双刃。杀猪匠一般先要把刀口的部位擦干净，最不济也要用手掸几下，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猪血的干净。然后，精确地、缓慢地把杀猪刀斜着送进猪的脖子，直至刀柄。刀出血出，哗啦一下。刀口是扁的，血也是扁的。
有一个汉语成语，说的是野蛮的生活，非常好，叫“茹毛饮血”。所以，文明有文明的标志，也可以说，文明有文明的硬道理，那就是绝不可以“茹毛”——给猪“脱毛”就成了一个文明的、重要的工序。如何“脱毛”呢？用开水烫。这就是为什么杀猪必须要烧开水的重要原因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呢，死猪是必须要用开水烫的。当然了，它不怕了。
但是，猪一死就软了，更何况猪的皮肤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褶皱呢。这些都是“脱毛”的障碍。不过，人类在自身的文明面前所体现出来的智慧时常是残暴的。这是一个怪圈，一个悖谬—是谁发明的呢？给猪的尸体充气。一充气，猪的脑袋肿胀起来了，面如满月，四条腿撑得直直的，整个身躯就成了一个形状古怪的气球，共有六个部分，一个圆圆的脑袋，一个圆圆的身躯，外加四条圆圆的、柱状的腿。
给猪充气其实很困难。必须在猪的一只前爪上开一个口子，然后，把一条很长很长的铁棍子从口子里插进去，铁棍子在脂肪和皮肤之间四处游走，仿佛黄沙下面游走的蛇，我们在沙漠里见过这样的场景——你看不见蛇，你能看见的只是蛇的行走轨迹。铁棍子无孔不入，这一来“气眼”就打好了。有了“气眼”，屠夫就把嘴巴贴到口子上去了，用力吹。我想说，在杀猪的整个环节里，这是最动人的一个阶段，气在皮肤的下面爬行，猪越吹越大，越吹越圆，四条腿在气流的鼓动下慢慢地张开了，像献给天空最后的拥抱。
充满气，再一烫，脱毛就变得异样简单，用刮刀刮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现在，无论是白猪还是黑猪，它们都白花花的。一头“猪”就这样以“肉”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下面的事情将变得简单：解剖。这个解剖不是医学上的，没有任何临床意义，它真实的意义是分解：依照不同部位的不同价格把猪的身体区别开来。
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件事情变得有趣了，那就是名词的替换。我不认为这是语言上的一个游戏。如果你认定了这是一个游戏，好吧，那就把这个游戏做完。
身躯：这时候叫“肉”，一部分，两爿；
脑袋：这时候叫“猪头”，一部分，一只；
小腿：这时候叫“爪子”，一部分，四只；
大腿：这时候叫“蹄膀”，一部分，四只；
内脏：这时候叫“下水”，六部分：1．胃和肺，一件，叫“肚肺”；2．肾脏，一件，叫“腰子”；3．大肠与小肠，一件，叫“肠圈”；4．肝脏和胰脏，叫“猪肝”；5．胸部脂肪，一件，叫“板油”；6．腹部脂肪，叫“网油”。**和**忽略不计。
对了，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忘的，那就是猪的尾巴。杀戮，或者说，杀生，是一件严酷的事。但是，严酷的事就是这样，人们通常会让它拖着一个俏皮的结尾。如果有谁买猪头了，屠夫会白送你一根猪尾巴。猪尾巴被屠夫放在猪嘴里，让猪自己衔着——猪活着的时候想干而没干成的事，它死了之后屠夫替它做到了。这是可爱的，喜庆的。一头奉献了慷慨，一头占得了便宜。
因为我们人类，猪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它的一生是梦幻的。它的死支零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