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房子小，在大部分时候，我的家里只能搁两张床，一张属于我的大姐和二姐，另一张属于我的父母我睡在哪里呢？我父母的内侧。
七十年代初，我的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晚上八点三十准时睡觉。为什么是八点三十呢？这就要说到我们乡下的有线广播了。在当时，“兴化县人民广播站”每天播音三次，早一次，中一次，晚一次。晚上的播音是六点开始。六点到六点三十，这半个小时的节目雷打不动：样板戏选段。无论我在哪里，六点之前我一定回家。回家干什么呢？听半个小时的样板戏。那时候有一份杂志，叫《红旗》，《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刊登过八个样板戏的剧本，我的母亲是个戏迷，她把杂志拆开了，取出剧本，重新做了封面。换句话说，我的手上有八个样板戏完整的剧本。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又哪里能听懂样板戏呢？现在，剧本就在我的膝盖上，眼睛盯着字，耳朵听着戏，好办了。我终于知道阿庆嫂、李玉和、杨子荣和方海珍在说什么和唱什么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仇，很愤怒。
八点钟开始的那个节目同样雷打不动，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八点三十，节目结束。然后就是《国际歌》。对我们乡下人来说，《国际歌》的旋律是一个标志，一天，它正式地结束了。因为日复一日，《国际歌》的歌词被我们忽略了，我们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它的旋律，它悲愤、压抑、苦大仇深。因为和一天的结束紧密相连，很抱歉，这旋律在孩子的耳朵里带上了瞌睡的色彩，是催眠的。都条件反射了，一听到《国际歌》我就困。而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会这样呵斥我们：“《国际歌》了！”我们懂的，赶紧上床。
最多在八点四十，我的父亲会吹灭家里的罩子灯。夜就这样来临了。乡下的夜可不是城里的夜，那是一无所有的。黑，无边的黑，静，无边的静。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但我的父母亲有一个习惯，他们不会在灭灯之后马上就睡，他们会坐在被窝里，黑咕隆咚地说一会儿话。他们的声音很小，什么都聊，但是，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过去”，也就是“解放前”。父亲在“过去”做过“少爷”，母亲呢，是“小姐”。他们轻声细气地聊啊聊，全是他们“过去”的衣、食、住、行，还有相互比较甚至攀比的意思。
我闭着眼睛，就躺在他们的身边。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了，他们所说的生活我从来就没有“过”过，当然了，也不可能“看见”，但是，出于对父母的信任，我知道，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时间久了，他们的对话在我的脑海里起作用了，我的父母亲仅仅依靠对话就给我勾勒出了另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在阒寂的黑夜里，我的想象力生动起来了。我喜欢听父母亲这样的对话，那都是“好日子”。
当我躺在**的时候，尤其在冬天的夜里，两个世界一直是并存的：一个是黑暗中的现实，一个是对话中的虚拟。回过头来看，我对“虚拟”世界的信念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我相信“虚拟”的世界，它的根由是我相信我的父亲和母亲。
那一年在香港，我在一所大学的沙龙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演讲，题目就是《床》。这个题目吸引人了。在这个题目底下，我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是什么样的人？作家是长着两只眼睛的人，一只眼盯着现实，一只眼盯着虚拟。他从来就不会怀疑虚拟的“存在”。那是坚定不移的。
我早就不是躺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了，如果不是因为贫穷，我也不会在那样的年纪还躺在父母的身边。回过头来看，我愿意把那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看作我的文学课堂。这个课堂里有这样几个关键的内容：
一、对“虚拟”的信任与虔诚。
二、语言与“虚拟”的关系。
三、“虚拟”与想象的关系。
四、想象与语言的关系。
五、什么是生活里的真？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真的么？不一定的。回到我父母亲的对话场景吧，那时的“现实”是什么呢？是七十年代初期中国苏北的乡村。但是，对我的父母来说，“真”的生活是什么？是那些早已经“失去”的部分。在他们的眼里，生活“应该”是“那样”的，不该是“这样”的。否则，他们不可能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真”不是“现实”，是愿望，是魂牵与梦绕。“真”是有标准的，它包含了价值观。所以说，只要有“真”的愿望，“虚拟”就不会灭绝，文学就不会死。我可以拍胸脯的。
六、价值观。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白了，它就是“好生活”的向度。让人幸福就有价值，让人挨苦就没有价值。有益于人生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有损于人生就是错误的价值观。不要把价值和价值观复杂化，说到底，它是我们最基本的愿望，就在常识里头——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你愿意和你的亲人反反复复絮叨的话语里头。我甚至愿意世俗一点，给价值观一个世俗的定义：你一生都在重复的那句话。
写到这里，我愿意给孩子们说一句话：永远也不要小瞧了父母的力量，即使他们是倒霉蛋。我也愿意给做父母的留一句：有孩子在场的时候，永远都要留意你们的交谈，它们也许可以注定你孩子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