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房子小，在大部分時候，我的家裏隻能擱兩張床，一張屬於我的大姐和二姐，另一張屬於我的父母我睡在哪裏呢？我父母的內側。
七十年代初，我的生活極其規律，每天晚上八點三十準時睡覺。為什麽是八點三十呢？這就要說到我們鄉下的有線廣播了。在當時，“興化縣人民廣播站”每天播音三次，早一次，中一次，晚一次。晚上的播音是六點開始。六點到六點三十，這半個小時的節目雷打不動：樣板戲選段。無論我在哪裏，六點之前我一定回家。回家幹什麽呢？聽半個小時的樣板戲。那時候有一份雜誌，叫《紅旗》，《紅旗》雜誌曾經全文刊登過八個樣板戲的劇本，我的母親是個戲迷，她把雜誌拆開了，取出劇本，重新做了封麵。換句話說，我的手上有八個樣板戲完整的劇本。這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為什麽這麽說呢？我連普通話都聽不懂，又哪裏能聽懂樣板戲呢？現在，劇本就在我的膝蓋上，眼睛盯著字，耳朵聽著戲，好辦了。我終於知道阿慶嫂、李玉和、楊子榮和方海珍在說什麽和唱什麽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有仇，很憤怒。
八點鍾開始的那個節目同樣雷打不動，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八點三十，節目結束。然後就是《國際歌》。對我們鄉下人來說，《國際歌》的旋律是一個標誌，一天，它正式地結束了。因為日複一日，《國際歌》的歌詞被我們忽略了，我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它的旋律，它悲憤、壓抑、苦大仇深。因為和一天的結束緊密相連，很抱歉，這旋律在孩子的耳朵裏帶上了瞌睡的色彩，是催眠的。都條件反射了，一聽到《國際歌》我就困。而我的父親和母親也會這樣嗬斥我們：“《國際歌》了！”我們懂的，趕緊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