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的盲人当然是“五保户”。“五保”一定是一种乡村的社会福利。是哪“五保”呢？那时候我太小了，真的不知道。我能记得的只有一点，但凡“五保户”，其实不是“户”，他们都是孤身一人，住在“舍子”里头。“舍子”也就是棚子，整座房子没有围墙，屋顶像一顶草帽，直接就扣在地面上。
回过头来看，“五保”这个说法着实可笑了。即便是充满了壮劳力的家庭，生计也通常“不保”。“五保”能得到什么“保”呢？我所看到的“五保户”大部分都是乞丐。到了腊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就在胳膊上起一个淘篓，淘篓里只有两样东西：碗，还有筷子。然后就上路了。
有一句话我一直羞于说出来，可是，说不说都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涝灾，我的老家就会出现一大批的乞丐。成群结队。
在我还是一个青年教师的时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一年的寒假，返校的学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毕老师，春节期间我家来了许多人，都是你老乡。”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很不舒服，我只能尽我的可能笑得自然一些。
是四岁还是五岁，那一年的冬天我闯了一个什么祸，我的母亲逼着我认错，我不干。气急败坏的母亲决定惩罚我，她拿起碗筷，装在淘篓里，随后就把淘篓套在我的胳膊上。她把我推出去了。当着我的面，我的母亲关上了家门。我吓得不轻，最终认错了。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依然记忆犹新。回过头来看，即使是一个孩子，我的内心也有关于讨乞的恐惧——那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
同样是做乞丐，盲人的讨乞就要复杂一些了。他不认路，他必须由一个孩子领着。联系他们的是一根竹竿。
我在小学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盲人讨到了一碗面，一口气吃完了，他把面汤递给了孩子。孩子用筷子在面汤里捞，却什么都没有捞到。盲人说：“你（用筷子）再划划。”就在回头的路上，他们过桥了，孩子一把把盲人推下了河，盲人喊救命，孩子不救，说：“你再划划。”后来，盲人学好了，每一次讨乞的成果都是一人一半。
如果在今天，这么说吧，我孩子的老师在课堂上给我的孩子讲这样的故事，我想我会请他喝杯咖啡，我们得谈谈。但即使是今天，我也不会指责我当年的老师。他在教导我们“活下去”的方式，他在提高我们关于“吃”的智慧。这个故事在无情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使在讨乞的“组合”内部，到了“一碗面”的面前，真正起作用的依然是“丛林法则”。
我的问题是：丛林法则到底对不对？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好吧，既然无解，那就先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说盲人老大朱吧。
老大朱也许姓朱，我不能确定。他是光棍，就一个人。换句话说，不可能有孩子提着竹竿给他带路。奇迹发生了——奇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老大朱硬是着他的淘篓子到其他的村庄乞讨去了。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乡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乡下的路是随机的，有它的季节性，这里头还包括复杂的田埂和独木桥——老大朱一个人是怎么走那些路的呢？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没有人问过他。但老大朱做到了。他活着，这就是证明。
这怎么可以证明呢？老大朱没有被饿死完全可能是这么一回事：他没有去其他的村子，他就在本村要饭了。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老大朱在我们村要过饭。一次都没有。
在我的老家那一带，有一个隐形的规矩，也不是什么硬性的规定：要讨饭，可以，你最好到别的村子里去，不要在本村。这里头有难以启齿的尊严问题。你可以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失去脸面，但是，你不能在乡里乡亲的面前伸出你的手——人都是要脸的，即使在要饭。
外面传来了老大朱的消息，说，这个瞎子很有意思，在他讨乞的时候不说话。他不说“发财啊”，“长命百岁啊”；他会把他的食指塞到嘴里，抿着，鼓起来，用指头拨弄他的腮帮子。这一拨，他的嘴里就会发出“啵”的一声，很响亮。这是一个信号——老大朱的嘴来了。是的，老大朱是我见过的辨识度最高的一个盲人，也是我见过的最欢乐的一个乞丐。
我请老大朱做过表演，他“啵”得真的很响。我们都学他，我们所有的孩子都会“啵”，我也会。在老大朱踩着夕阳回到我们村的时候，他时常被我们包围。在他的四周，稚嫩的“啵啵”之声不绝于耳。他闭着眼睛，脸上乐开了花。
我还去过老大朱的“舍子”，和他聊过天。他的家不能用“一贫如洗”去概括，因为他家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洗过的，包括他的碗。而他也不用筷子。老大朱并不闭塞，很健谈。我为什么要来到老大朱的“舍子”呢？是一个老奶奶建议我们去的。老太太也没有真的建议我们去，她只是在老大朱的酱碗里发现了“太多”的蛆，老太太说：“你们去看看瞧。”这其实是强调说话的真实性而常用的一种语气。我们真的去了。老大朱酱碗里的蛆实在有点过分了，酱是黑的，可老大朱的酱碗是白的。密密麻麻，在蠕。
我非常非常地抱歉，我想说说蛆。在我的家乡，哪一家的酱碗里没有生过蛆呢？我们家的酱碗里就见过。我不止一次用我的筷子把那些蛆拣出去，就像从饭碗里拣出去一粒砂姜。面对食品里的蛆，我没有心理障碍。为了一两个蛆就把一碗酱或一碗咸菜浪费掉，用我母亲的话说，叫“不会过日子”。很不像话的。老大朱的问题不是酱碗里有蛆，是他看不见，他不能用他的筷子把它们拣出去，结果，蛆拿他的酱碗做窝了。最终，蛆也就成了他的食物。老大朱说，“酱蛆”可以“当肉吃”。
俄罗斯文学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高贵的苦难”。老实说，这个说法很吸引我。我信，我坚信，即使在苦难里头，人性也自有人性的高贵。这和“贵族的苦难”“草根的苦难”不是一码事。可我从来没有见过“高贵的苦难”，我亲眼所见的都是“卑贱的苦难”，和蛆一起吃，和虱子一起睡，和苍蝇一起拉，和蚊子一起撒，在最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蛆、虱子、苍蝇和蚊子。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可能看到“高贵的苦难”。道理很简单，我们早就生活在“丛林法则”里头了。所谓的“丛林法则”，无非就是两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么一说我在前面悬置的问题似乎可以作答了，它不是无解的。它有解，但它的解有一个前提：“人”和“物”究竟有没有区别。
如果“人”和“物”没有区别，丛林法则就是对的；如果有，丛林法则就是错的。
回过头来，我必须要说，老大朱的苦难是卑贱的，然而，即使是这样卑贱的一个盲人，他的内心也有他可怜的高贵。他都那样了，都那样了，可他也没有拿自己当“物”，他是拿自己当“人”的。
他严格地遵守了那个隐形的规矩，那个并不“硬性”的规定：他一次也没有在他的乡亲面前伸出过他的手。“尊严”，这么一个东西，始终在他的心里，虽然他未必知道尊严这两个字。
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也许只有几里路。可是，对老大朱来说，那可是千山万水。我特别想知道，在他每一次上淘篓子打算出发的时候，他想过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要选择他的千山万水呢？
在我的中学时代，我读到了《孔乙己》。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平静地说，这时的孔乙己大概是死掉了。同样是关于死，鲁迅的弟弟，“在家和尚”在学生遇难之后送过去一副挽联，我记得其中的下联：“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一次反过来了，关于死，鲁迅先生淡然，启明先生愤激，骨子里的意思却一样：乱世的死亡并不可怕。有时候，体面地死比困厄地活大概还要好些。
盲人老大朱死了么？死在哪里？怎么死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打听过，得到的消息不是很有把握：“可能死了。”是的，“可能”的。谁会那么无聊，去关心盲人老大朱的死呢？不过我推算了一下，此时此刻，老大朱大概是死掉了——老大朱，无论你是怎么死的，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企盼你能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