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袋上有一个疤，那是一个哑巴留下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可我却一直欺负人家。有一天他终于提起一把菜刀追我去了。我没有能够逃脱，就在一个草垛的旁边，他落刀了。还好，他没有下死手。这个疤至今还在我的脑袋上，也是我的报应。
哑巴有名字，可没有人叫他的名字。乡下人有乡下人的特征，喜欢给人起诨名，所有的诨名都有一个共同点，抓住你的某一个毛病，一针见血，并一语道破没什么大毛病的人都能让人给找出毛病来，更何况你有显著的标记呢。对乡下人来说，诨名是必需的，它让你下贱，它让你一辈子都记住一个铁的事实：你是下贱的，谁也别装模作样。
哑巴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不停地提醒村子里的人，不要叫他的儿子哑巴，你们该叫他的名字。木匠的努力白费了。每一个人还是叫他的哑巴儿子“哑巴”。这一点哑巴是知道的，叫“哑巴”的口型在那儿，一看就知道了。因为我也叫他哑巴，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哑巴是我的邻居。在我们家的北部，就是哑巴的家。他的家有一个很大的天井，靠北的是主屋，靠南的则是厨房，同时也是鸡窝和兔笼。哑巴就住在厨房里，与鸡、兔同住在一起，他的床和我的床只隔了几十厘米。
说起来我们家和木匠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一直喊木匠“舅舅”。长大了之后我才知道，一个女人让自己的孩子喊别人“舅舅”，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件天大的礼遇。舅舅比叔叔亲。舅舅比叔叔“大”，舅舅上了酒桌之后要坐“上席”的。母亲很会“处世”，由此可见一斑。
“舅舅”叫夏雨田。这个名字不俗。从他的名字就不难知道，“舅舅”出生在一个“识字”的家庭，所以他聪明一些，所以他做了木匠。夏雨田舅舅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就“抱”了一个。这个抱过来的男孩就是哑巴。后来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了，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夏网存。在乡下，讲究的人家，尤其是老来得子的人家，男孩的名字一般都很古怪，它需要强调姓名安全性。水乡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是水。但是，无论多大的水，有一张网就好了，网有利于存活，还有比“网存”更好的名字么？我在《平原》里头写过一个小男孩，我把他叫作“网子”，原因就在这里。
网存差不多和我同年，无须讳言，网存是被娇惯的。一个是亲子，一个是养子，还是哑巴，他们之间不可能平等。网存欺负哑巴，我也欺负哑巴。哑巴不敢报复网存，哑巴却可以报复我。
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哑巴突然发怒了。在他去拿菜刀的时候，想必我已是魂飞魄散。我哪里还能顾得上先前发生了什么，撒腿就跑。我还记得菜刀砍在我头上的那个刹那，并不疼。我看见我的血从我的胳膊上淌了下来。淌着淌着，后来才疼的。附带说一下，在童年与少年的打斗里，我的脑袋不知道破过多少次，我的智商一直对付不了数理化，很可能是我的脑袋受伤太多、流血太多的缘故。
我的母亲很关心哑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作为一个乡村小学的教师，她一直渴望着哑巴能够说话。有一天，村子里放电影了，在故事片的前面照例放映了《新闻简报》。那一则《新闻简报》的小标题叫《铁树开花》，报道的是教育改革之后聋哑人会说话的事情。奇迹到底是奇迹，聋哑人都能喊“毛主席万岁”了。母亲或许是受到了电影的启发，她开始教哑巴说话了。她没有成功。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教师，我所处的专业正是聋专业。我知道的，教聋哑人学说话要经历一个很系统、很严格的过程，有时还需要辅助设备——热情和爱心有时候也没有回报，母亲的专业是普通师范，她没有学过特殊教育，她怎么可能成功呢。
母亲说：“——毛！”
哑巴说：“——啊！”
母亲说：“——主！”
哑巴说：“——啊！”
母亲说：“——席！”
哑巴说：“——啊！”
母亲说：“——万！”
哑巴说：“——啊！”
母亲说：“——岁！”
哑巴说：“——啊！”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童年，宛如昨日。我站在母亲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笑。今天，我又回想起这个场景了，哑巴极度努力的样子就在我的眼前。我真的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