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榮是我到了中堡之後認識的，比我年長兩歲。從理論上說，我不該和陳德榮在小學階段做同學，但是，我留級了，這一留，我們就成了同班同學。
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我們的性格都偏於強勢，所以，我們之間也有問題，這在小夥伴之間是常有的事。我的母親把這樣的關係叫作“狗臉親家”——“狗臉親家”說好就好，“狗臉親家”說翻臉就翻臉。我們打了，好了，又打了，又好了。循環往複。他的拳頭比我硬，我的速度比他快。
1976年的9月，我們倆同時進入了中堡中學。他是甲班的班長，我是乙班的班長。10月，中國迎來了大事件，“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在外“歡欣鼓舞”，在家裏吃喝拉撒。
就在11月，天開始冷了，陳德榮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校長不知道為什麽生了陳德榮的氣，就批評了陳德榮和他的三個同學，說陳德榮在搞“四人幫”。陳德榮更生氣，他要報複校長。他用粉筆在公社革委會的大門上寫下了五個字。套用一句當年的術語，他寫了“五字反標”。他都“四人幫”了，那就要幹“四人幫”該幹的事。
第二天的一早我的母親就把我從**叫起來了，她故作鎮定，讓我“聽寫”。這是不同尋常的。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但我預感到發生了什麽。當我反反複複書寫“打”和“倒”這幾個字的時候，高度的政治敏感已經充滿了一個十二歲少年的心。我慌了。母親更慌。她把我的字看了又看，極度地焦慮，還不敢明說，不敢問——我有壞毛病的，喜歡到處寫。有時候用粉筆寫，有時候用鐵釘寫。
當我確切地知道真實情況的時候，我更慌了。我都開始懷疑我自己了。我吃不準後來回憶起來的時候，我們班絕大多數同學都被這樣的心情所折磨。我們不停地“聽寫”，小組“聽寫”，班級“聽寫”，學校“抽樣聽寫”，上級“考察聽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