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荣是我到了中堡之后认识的，比我年长两岁。从理论上说，我不该和陈德荣在小学阶段做同学，但是，我留级了，这一留，我们就成了同班同学。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强势，所以，我们之间也有问题，这在小伙伴之间是常有的事。我的母亲把这样的关系叫作“狗脸亲家”——“狗脸亲家”说好就好，“狗脸亲家”说翻脸就翻脸。我们打了，好了，又打了，又好了。循环往复。他的拳头比我硬，我的速度比他快。
1976年的9月，我们俩同时进入了中堡中学。他是甲班的班长，我是乙班的班长。10月，中国迎来了大事件，“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外“欢欣鼓舞”，在家里吃喝拉撒。
就在11月，天开始冷了，陈德荣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校长不知道为什么生了陈德荣的气，就批评了陈德荣和他的三个同学，说陈德荣在搞“四人帮”。陈德荣更生气，他要报复校长。他用粉笔在公社革委会的大门上写下了五个字。套用一句当年的术语，他写了“五字反标”。他都“四人帮”了，那就要干“四人帮”该干的事。
第二天的一早我的母亲就把我从**叫起来了，她故作镇定，让我“听写”。这是不同寻常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当我反反复复书写“打”和“倒”这几个字的时候，高度的政治敏感已经充满了一个十二岁少年的心。我慌了。母亲更慌。她把我的字看了又看，极度地焦虑，还不敢明说，不敢问——我有坏毛病的，喜欢到处写。有时候用粉笔写，有时候用铁钉写。
当我确切地知道真实情况的时候，我更慌了。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我吃不准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被这样的心情所折磨。我们不停地“听写”，小组“听写”，班级“听写”，学校“抽样听写”，上级“考察听写”。
但专政的力量毋庸置疑。时间很短，破案了。是陈德荣写的。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我，这让我高兴坏了。专政的效率更是雷厉风行，陈德荣被开除，陈德荣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因为年龄的缘故，陈德荣没有被县公安局带走。
陈德荣被开除了，但陈德荣不允许离开中堡中学。“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在第一时间就建立起来了。队长是一位老师，队员则是初中一年级的“好学生”。初一（甲）班五个，初一（乙）班五个。十个人。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的，十是中国政治里头极为要紧的一个数字，所有的“坏人”都有“十大罪状”——不多，也不少。我们被集中起来了，读了很长时间的报纸，也喊口号。最后，我们统一了认识，同时确定了陈德荣的“十大罪状”。批判小组把每一条罪状分配给了不同的队员，太巧合了，正好一人一个。我的题目我依然记得：《陈德荣是一个惯偷》。这个题目很不好，每一次批斗都会引来笑场，人们把“惯偷”听成“罐头”了。我要求改动，被拒绝了。稿子是审批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批判稿都是队员们自己写，然后，“交上去”。我的稿子是怎么写的呢？简单地说，栽赃。我所写的东西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大批判小组里头的“十大罪状”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栽赃。很奇怪，我们都清晰地知道我们在栽赃，但是，在那样一个特别的语境里，栽着栽着，不知道自己在栽赃了——我甚至把小学阶段的一些“失物疑案”也栽赃到陈德荣的头上去了，“事实证明”，那就是陈德荣偷的。“事实”在不断地“证明”，陈德荣做出“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他早就有“预谋”了，他早就在“积蓄”了。
我唯一的担心是我的栽赃“不够”：“不深刻”，“不全面”。
我想说的是，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迷狂，十二岁的孩子也可以很邪恶——我当年就是这样的。只要“上面”需要，什么都做得出来，什么都敢。
“中堡中学大批判小组”终于出动了，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没有人敢和陈德荣说一句话，我也不敢。陈德荣是自觉的，每一次他都走在队伍的最末端。我得说实话，最初的一两次我挺高兴——你他妈的拳头硬，现在你还硬不硬了？但时间久了，也有我看不下去的时候。我想说一件事，在批判大会散会之后，我们“批判小组”的老师和学生，每个人都能得到两个烧饼和一碗开水。一开始陈德荣以为也有他的份，他都过来了。但事实是无情的，计划是无情的，陈德荣没有。他必须饿着肚子。后来再发烧饼的时候，陈德荣就离得远了，也不敢太远——他的这个举动给我留下了触目惊心的记忆。
十二岁，一个孩子，在特殊的背景底下，他在1976年参与了一项邪恶的事情，我想我不会苛求自己。但是，我清晰地感受过内心的邪恶，我清晰地感受过我在邪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兴奋——这些都是真的，这是绝对不可以被遗忘的。
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在破案之后的心理状态。随着陈德荣的被“定性”，我一阵轻松，突然意识到我依旧是一个“好人”，这个“好”在迅速地扩张、膨胀，都接近“英雄”了。我在刹那之间就建立起了巨大而又可靠的道德优势——从今往后，我说陈德荣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我没有权力，可我就觉得自己拥有了切实、有效的权力。有一句话我在当时还说不出，但意思都在：因为别人的垮掉，我自然成了一个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事实证明”，我是。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自信这东西极为复杂，有心智上的自信，有肉体上的自信，但是，有一种自信我们必须警惕：道德自信。因为道德自信，一个人极容易陷入迷狂，它让你手握绝对真理，然后，无所不为。这个无所不为自然也包含了无恶不作。作恶和道德上的绝对自信永远是一对血亲兄弟。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确定谁“更”重要，但是，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告诉自己不拥有绝对真理最重要。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你才能宽容，因为不拥有绝对真理，精神上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你才有自由。
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写过不少关于“文革”的作品，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反标”题材。有一度，这个题材相当热门——现在，我的读者想必知道了，我为什么不愿意写。我在回避。我不情愿去碰它。这里头有我的软肋，我的疼。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德荣的音容笑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说实话，我很害怕哪一天突然见到他。但是，我知道的，我迟早会遇见他，我迟早会面对他。这件事我必须面对。今天不面对，明天还是要面对，逃不掉的。2003年11月，还有两个月我就是一个逼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我告诉我自己，不能等了，不能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太漫长了，那太不体面了。四十岁之前我必须在这件事上对自己有一个交代。通过多方的辗转，我找到了德荣兄的电话，我们聊了很久。我把想说的都说了。但是，我非常清楚，这是没有意义的——于德荣兄没有意义，他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只能想象，永远也无法体会，他的小半辈子其实都毁了；于我也没有意义，那件事我做过，这是抹杀不掉的。无论如何，1976年，我十二岁，那是我人生当中最丑陋的一年。
但我这么做依然有意义，我愿意用一句粗俗的话来寻求这样做的意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能够安慰自己的只有一点，自己去还，和被别人在大街上逮住了再还，这里头有区别。我要感谢德荣兄的海量和善良。祝你平安、幸福。
那样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做了？不，我不会这样说。这样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样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为胆怯，因为虚荣，因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自信，因为不可思议的“一个闪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条件。作为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不愿意独立地相信我自己，我也不愿意独立地相信外部——我更愿意相信向善的生命个体与向善的外部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向善的关系。
我不会那样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情愿把那样做的可能性悬置在我的内心，这对我有好处——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
2013年2月28日三稿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