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局上，有人提到一位中年名家，在座的一位老人忍不住說——我跟他通過一回電話。海外朋友打來越洋電話，代一位漢學家跟我聯係，說有那邊出版社請他翻譯一本中國當代著作。那漢學家也是我的熟人，當麵跟我說過：“譯書都為稻粱謀。”那邊那家頗為有名的出版社，計劃裏每年隻出一本中國當代著作。那一年至少有兩三部待選的著作。那漢學家說翻譯哪本都無所謂，聯係到哪位算哪位。我知道他的作風，他拿到中文著作，往往並不先通讀一遍，翻開就照中文在電腦上敲英文，譯得飛快。他在那邊已經是中譯英的名家。
我跟來電話的朋友說，那些待選著作上都有這邊出版機構的聯係資料，想譯哪本找出版機構跟作者聯係，搞定授權就可以了嘛。我能起到什麽作用呢？朋友就捧我，說那漢學家很在乎我的意見，而那邊出版社也很在乎那漢學家的決定，於是，我就在報來的兩三個著作裏，推薦了一個。朋友就說一事不煩二人，你是不是就幫助聯係一下作者。
誰知那位作者當時還不牛。聯係起來很費力。我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麽那麽著急，仿佛聯係不上就犯錯誤似的。其實也還可以自我表揚，就是心裏總覺得能把一位當時外麵還不大清楚的中國作者推出去，是做好事吧。繞了好幾個彎，我跟那位作者直接通了話，從語音裏可以聽出，他非常激動。他似乎不通英文，我在電話裏把聯係那邊譯者的通訊地址和洋名字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念給他聽，他記下後我又敦促他核對了兩遍。他說他會馬上把同意那邊翻譯出版的委托書寄去。他說了不少感謝我的話，還說他會把自己那個著作簽名寄贈我一冊。
他沒有給我寄來大作。他的著作在那邊順利翻譯出版了。那邊出版社邀請他去那邊訪問、推書。不久又有另外的西方文字轉譯本出現在別的國家。我為他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