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場合見到某批評家，他對我頗關切，一連問了我許多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是可想而知的：“又在寫什麽呢？”我如實告知，他聽了遂有下列若幹接踵而來的問題：“你怎麽不寫點能轉載的呢？”“為什麽不寫點能廣播的呢？”“為什麽不寫點能改編成影視的呢？”“你為什麽不跟製片人、導演什麽的合作，寫影視劇本呢？”“你怎麽總悶在家裏，很少出來（指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呢？”“怎麽最近很少有人提起你呢？”……
他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出於十二萬分的好意，我領情。
當年，他對我那些轟動一時的作品，有過多篇熱情洋溢的評論，還曾跟我說，他要追蹤研究我的創作，令我受寵若驚。當然，他的批評應普澤天下，怎能讓我這樣一個不像樣的角色專享。他嗣後宣告，要抱定了作家A來研究，寫大部頭的專著。作家A在那些年裏確有“文章班首”的氣象。這位批評家是完成了那大部頭專著，還是差一點兒完成了那部鴻篇巨製，我記不真了。但他後來絕口不再提作家A，據說是，A一度有些個“敏感”（其實屬於流言臆測）。於是在某雜誌上看到他兩篇《讀B劄記》，似有連續寫出積累成書之勢；B是位德高望重且絕不“敏感”的老作家。但再過些時，卻再不見他有關於B的文章，有回見到他，我提起B，不等我問起他那劄記，他先說起國際上權威人士對中國作家的評價，引用著若幹資料，令我聽來無比新鮮，據他說，B在國際上沒什麽影響。那次見過不久，就看到他關於什麽是真正有價值的中國文學的宏文，裏麵盛讚C，舉為不可顛覆之例；我想起來，C的某幾個作品，正是他那次告訴我的，國際上權威人士所“承認”的，少數“真正有價值”的“文本”。再後來我很少讀他的文章，見麵機會也不多。隻是偶爾在書攤上，看到他為顯然是書商操作的，某種意在暢銷的，似文學非文學的，急就的新書，寫了序；又看到他參與主編的，選題很波俏的，封麵頗刺激的什麽叢書，也在熱賣；倒始終未見到他有關於C的專著麵世。不過，前數月，忽然有朋友給我寄來了一紙剪報，是他在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批評不少當代作家耐不得寂寞，主張作家應當完全不去考慮什麽暢銷不暢銷，流行不流行，轟動不轟動，叫好不叫好……他奉勸作家“沉到生活的深處”，甘於“一簞食，一瓢飲”的清貧生活，並舉出曹雪芹為例，說倘若曹雪芹不是“舉家食粥酒長賒”地嘔心瀝血，怎能寫出傳世名著《紅樓夢》？在那篇酣暢淋漓地鞭策當代作家的大文中，他提到了我的名字，作為一個例子，說我沉寂頗久之後，本以為我會有成功的反映現實生活巨大變遷的作品問世，沒想到卻去寫什麽《秦可卿之死》，可見我是實在沒得可寫，又耐不住寂寞，整個兒掉到俗世的陷阱裏去了！其言辭十分地痛切。從他文中我感覺到，他不僅對我幾年來創作情況並不了解，對其他所提及的某幾位跟我接觸較多的作家，也並不了解，首先他就並沒大體上弄清楚我們這幾年裏究竟都出版了哪些新著，比如我，《秦可卿之死》隻是我旁及性的“業餘創作”，我並不是沒有發表反映現實社會變化的作品，長篇就有《風過耳》《四牌樓》《棲鳳樓》好幾部，中篇如《小墩子》等部數更多，還有若幹短篇小說，當然可能都不屬“成功之作”，但說我“實在沒得可寫”才去寫《秦可卿之死》，毋乃武斷乎？而且我那《秦可卿之死》他顯然也並沒有哪怕用“對角線閱讀法”瀏覽一通，他是“遠遠一望”，便號脈開方。不過，說實在的，讀了朋友寄來的他那文章的剪報，我還是很受觸動。就耐得寂寞而言，我雖有耐得的一麵，卻也有耐不得的一麵，若把清貧也當作寂寞的一個內容，我就隻是一個劣等生的水平，寫作含有“稻粱謀”因素，對稿費版稅，總願意人家多給一點，拖欠得久的，還寫信去催要；因為目前還是三代同堂的狀態，所以總想住房再寬敞些，等等。再說我雖寫了這麽多年，出了不少的書，也確實難稱成功。難得他在最新的批評文章裏提到了我，為自勉，我把那份剪報一直夾在了劄記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