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头晃脑的孩子，跟着先生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从那时起，我们学会了读书习字。
羞涩的少女在私塾里临摹“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点一滴铭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受女权运动影响，女子走出私塾，踏进洋学堂。学习的内容变了，悄悄变了，可很多人的生活仍遵循几千年留下的封建传统。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从循规蹈矩中走来，在历经变故后渐渐学会叛逆，最终找回自我，变得比金子更灿烂、比玄铁更坚韧的女子——张幼仪。
《再别康桥》的经典句子：“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让我们几代人熟知了著名诗人徐志摩，而张幼仪作为他的前妻，其蜕变成蝶的经历，素来被世人津津乐道。
当年就读于浙江杭州一中的徐志摩以《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受到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赞赏，当夜便书信给徐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首富徐申如，提议将妹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独子徐志摩。
徐申如坐拥钱庄、布厂、百年老店徐裕丰酱园，收信后，异常喜悦，定下婚事。
事后，双方家长让两个孩子看了未来伴侣的照片，听取意见。
1996年，由张幼仪晚年口述，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记录、整理的自传《小脚与西服》中，有这样的文字：
“爸爸妈妈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小的银子相片盒，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想知道我对照片里那个人的看法。我转向爸爸，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没意见。”
回答此话的张幼仪，当时仅13岁，在江苏都督程德全创办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二年级。虽是书香世家，祖父做过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行医为业，但作为家中第二个女孩的她念书极少，说话、做事皆遵循“三从四德”，半点不敢违逆。
15岁的徐志摩则完全不同，他接触了民主自由新思想，反对包办婚姻，无限渴望自由恋爱。因拗不过父亲，他勉强接过了照片，也许是第一次照相的缘由，照片上的她表情透着惊恐。
“乡下土包子。”他傲慢评价道。
未婚夫的不屑，张幼仪毫不知情。直到1915年12月5日，她千里迢迢嫁到浙江海宁县硖石镇，在商会礼堂举行婚礼后，见丈夫不肯圆房，才明白这场婚姻将面临艰难。
“高富帅”娶了“白富美”，乍听乃一段风流佳话，但婚姻从最初，就面临危机。
“今晚若你仍然任性而为，为父……”次日，徐申如因儿子不肯入洞房，放下狠话。
张幼仪在公婆的支持下，与丈夫开始了婚后生活。她自认“我身材不错，还长着一双大眼睛，也是被人夸大的”，但丈夫对她的百般温柔和万般贤惠视而不见，始终以冷漠对待。
同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旧文化。接受新思想的徐志摩在读完第1期《青年杂志》月刊中陈独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后，被“自由的而非奴隶的思想”深深触动。
“你说要‘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张幼仪艰难地重复丈夫深奥的开场白。
“土包子。”乡下土包子的标签贴到她身上，徐志摩就将此无限放大，“直白一些，我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根据当时的《民律》，离婚要么双方自愿，要么其中一方满足重婚罪、通奸、生死不明超三年以上等若干条件的一条，才能批准。况且，男方不满30，女方不满25，须由双方父母同意才能离婚。
小夫妻俩由于不符合离婚条件，且父母决不会赞同，此事被拖延。
次年，徐志摩离家，前往天津求学，攻读北洋大学法学专业。1917年秋，北洋大学法学科并入北京大学，他转入北大就读。经过张君劢、蒋百里等人的引荐，徐申如以1000块大洋的代价，让徐志摩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小名为阿欢。徐志摩也由此完成了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再度向父亲提出出国学习。
儿子四个月的一天，徐志摩拿着行李，来到了码头。
“我和阿欢等你回来……”怀抱儿子，张幼仪轻声道别。
冷漠的徐志摩仍旧惜字如金，跟着人潮登船。
提及往事时，张幼仪感叹：“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很得意，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
留在徐家，张幼仪开始思考，认为造成夫妻缄默气氛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共同话题。
她请来先生，学习中文、历史、地理等知识，希望通过文化，改善家庭气氛。
许多年后，张幼仪回顾往昔，将人生分为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
改变在她的摸索和学习中，缓缓走近，但离点燃烟火，绽放精彩还有距离。
从结婚到出国留学，两人结婚将近3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4个月左右。用张幼仪的话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就在徐志摩出国两年后，从不在家书中提及妻子的他，于1920年11月，破天荒这样写到——“父母亲大人膝下，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即今鈖媳出来一事。虽蒙大人允承，犹不知何日能来？”
他来信提出要妻子出国陪读，徐家二老为此欢喜，立刻着手准备。
之后，从未远行过的张幼仪在公公的安排下，随一个前往马赛的中国家庭，踏上了异国之旅。
从结婚第三天起，张幼仪就于偶然中知道了丈夫对自己的评价——“乡下土包子”，为了能改变这种印象，她下船前的一夜，拿出在家乡准备的新衣服，精心搭配。
“呜——”汽笛声响起，轮船在经过数周的惊涛骇浪后，抵达了马赛港。
怀揣着期望和忐忑不安，她见到了穿黑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的丈夫。
晚年时，提及那天的异国码头相见，她感慨万千：
“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年轻的才子没有带长途旅行疲惫不堪的妻子回家歇息，而是冷着脸，拦了马车。
委屈的张幼仪，在失望和无措中跟着冰冷的丈夫，直奔巴黎百货商店，选购时装。
“快去更衣室啊，真是土包子！”他又一次将“土包子”的标签贴到妻子身上。
满心委屈，张幼仪换上了未问过自己意见，便由丈夫挑选的洋装、丝袜、皮靴和一顶帽子。
“当看到镜子中的模样，我都不认得自己了。”她未将感受说出，因为他根本不关心。
之后，徐志摩带着打扮后的“成品”妻子，拍了夫妇间最后一张照片。
“照片拍得还好。”照片洗出来后，张幼仪仍有些不习惯照片上的装扮。
冷漠地拿起照片，徐志摩将它装进信封，蘸墨落笔，给父母写家书。
看着收信的地址，张幼仪的心立刻凉了。初到海外的日子，她没能重拾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业，反而变成了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
“请进。”1921年9月的一天早晨，一室两厅的小屋来了位访客。徐志摩极为热情地接待。
因丈夫每日与人有外文信件往来，张幼仪早已断定他有纳妾的念头，便极为留意眼前访客。
送走了27岁的袁昌英，张幼仪继续料理家务。
“她怎样？”徐志摩淡淡问。
仔细回想，袁昌英头发剪得极短，口红是流行的暗红色，着装相当时髦：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只是穿着绣花鞋小脚和通身的装扮，显得不和谐。
“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她给出中肯回答。
尽管张幼仪3岁那年、缠脚的第四天，因疼痛喊得昏天黑地，得受不了尖叫的二哥张君劢阻住，成为张家第一个天足女，可在徐志摩的眼中，仅仅拥有天足，并不等同于新女性。她仍是“思想守旧”的女子。
可这句“小脚和西服不搭配”竟在日后，成了徐志摩提出离婚的理由。
“我怀孕了。”她哀求。
“打胎。”徐志摩毫不动容。
“很危险，会死人的。”当时堕胎危险性极高。张幼仪既不忍剥夺肚里小生命生存的权利，又担心堕胎的危险。
“坐火车也会死人，不是还有很多人坐火车吗？”徐志摩恼怒，从此又一次离开了。
孤苦的她在得到于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照顾后，自我审视：“经过波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徐家。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她痛定思痛，起笔给远在浙江的公婆写信，如实道出怀孕的事，并诚恳提出希望继续求学。
徐申如在收到儿媳的家书后，给予回答，并从此提供了每月300块大洋的费用。
“我可以读书了。”收到家书，她欣喜若狂。
1922年2月24日，二儿子彼得出生，消失数月的徐志摩现身，郑重要求离婚。
几经努力，张幼仪请来了徐志摩的同学金岳霖、吴经熊等人，较平静地规劝：“该先告知爹、娘。”
焦急万分，徐志摩断然拒绝：“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
一声叹息，张幼仪接过他已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落笔。
“我离婚了！我离婚了！”徐志摩感激地握住前妻之手。
“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拜前夫的成全，她荣获“中国第一个离婚女人”的殊荣。此番话在今天，仍是分手情侣、离异夫妻的经典。
她不经意间，学会了任性，未来的日子，她茫然无措，但坚信能走下去。
门当户对的大家族联姻以失败告终。徐志摩于1922年11月8日，在《新浙江新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我们已经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欢欢喜喜地同时解除婚约……现在含笑来报告你们这可喜的消息……”
震撼的言语，远在德国的张幼仪无暇顾及，她用公公提供的费用，雇了名维也纳女子当保姆，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向裴斯塔洛齐学院提出申请，攻读幼儿教育。
日子变得充实而忙碌，她的改变一目了然，当1925年，年仅3岁的彼得因腹膜炎死于柏林时，离异夫妻再度异国相遇。料理完儿子的后事，二人同赴意大利散心。
从前徐志摩不屑“土包子”张幼仪，而此次重逢令他震撼，在写给陆小曼的情书中，他毫不隐瞒敬重之情：“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很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今非昔比，徐志摩遇见的张幼仪是还未蜕变的她，人生给出的磨难会使她变得更美丽。埋于土中的璞玉，也许细心打磨、雕琢，才显秀丽本色，而张幼仪凭借坚韧，走向了通往她梦想的成功殿堂。
对长子的思念日益加深，张幼仪在整理好心情后，返程，回国后再次见到徐家二老。
见面最初颇为尴尬，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即便是当代，离了婚的夫妻再见对方长辈时，也难泰然处之。
徐申如率先打破了沉默，缓解了尴尬。
“可以。”张幼仪面对从前公婆、如今的义父母，肯定点头，赞同了前夫和陆小曼的婚事。
希望前儿媳阻止儿子与陆小曼的婚事的二老，没想到前儿媳点了头。虽颇为失望，但徐申如依旧按计划分配家产：老夫妻留1份，给徐志摩和陆小曼1份，张幼仪和阿欢1份。
徐、陆举办婚礼后，返回浙江老家，张幼仪见二人因自己的存在颇为尴尬，潇洒携子离开，前往北平居住，成全了新婚夫妇。
徐申如心疼前儿媳与孙子，也极欣赏前儿媳为教育好孩子攻读幼儿教育，再次一掷千金，送出豪宅。
张幼仪以实力获得徐族人承认，成为徐氏家族掌门人。
离了婚的女人掌管夫家，也许她并非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人。
叛逆旧传统，而且是在骨子里生根发芽的旧传统，她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徐家二老对陆小曼的不拘小节深恶痛绝，离开家乡，到北京投奔张幼仪，从此共同生活。
1927年初，张母去世，张幼仪携子回上海奔丧，移居上海。
凭借在德国学到的语言，她出任东吴大学德语教师。
徐申如再次挥金如土，鼎立支持前儿媳、今养女的事业。于是，张幼仪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
从前的“土包子”，今天引领时尚的女强人。谁能想象得出这段路走得有多辛苦？
她的成功，是旧女性在接受新式教育后，凭借自身努力获得的成功。
云裳时装公司开办不久，张幼仪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张公权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曾经形同陌路的徐志摩，曾在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知道你们都好，而且有精神，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我也觉闷得慌，还有什么生活可言。”
夫妻不曾，朋友在。她意识超前。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坠毁，妻子陆小曼心力交瘁而无力操持。
“阿欢，你去吧。”张幼仪冷静果断地拜托八弟禹九带年仅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
当泪流满面的陆小曼要求在公祭仪式上，将丈夫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时，张幼仪摇头。
“不可以，老人受不了。”她顾及徐申如的感受，断然拒绝。
她的商业敏感度不断提升，抗日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染料，等到价钱暴涨100倍时，才将货物卖出；之后，以这桶金做本，投资棉花和黄金，皆赚得盆满钵满。
雷厉风行，独当一面，她凭着卓越才干，再次“亮瞎”众人的眼。
1949年，她移居香港。
之后，迟钝的爱情鸟终于落到了她的窗台上。
她不再是无知少女，她小心谨慎地与邻居苏纪之医生接触，交往一段时间，才谈及婚嫁。
二哥、四哥收到妹妹为征询婚事意见寄来的书信，不知所措。
四哥张公权始终没有回复。
二哥张君劢反复踌躇之后，来信表态：“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她笑了，去信给在美国的儿子阿欢：“母拟出嫁，儿意云何。”
开明的阿欢开心回信：“母孀居守节，逾30年……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表明态度。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和苏纪之在东京举行婚礼。
曾是遵循“三从四德”的旧时女子，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于不相识的男子，即便婚姻里毫无温情，也按祖辈留下的传统，委屈地生活。
而岁月与变故，教会了她追求自我价值。叛逆剥去种在骨子里的封建传统，用行动倔强地与禁锢了一代代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说“不”。
她站上了顶峰，傲然欣赏风景。
不再做委曲求全的女子，其熠熠光辉难以磨灭在岁月的长河里，犹如发光的玄铁，令人不敢正视。
数年后，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大赞张幼仪：“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尘埃散去，光阴如梭，若有轮回，大概张幼仪仍会毅然嫁入徐家大门，因为那里有识千里马的伯乐——最敬爱的徐家二老。
／张幼仪写给女人／
女人，并不会因为你温柔知性，抑或你拥有姣好的容颜便能一世安稳，总有些伤害不期而遇。这时候你只有憋着一口气，与即将定格的世界较量，释放自己，只有这种自信，才能成全自己。
正如赫本曾说过：“人是从挫折中去奋进，从怀念中向往未来，从疾病中恢复健康，从无知中变得文明，从极度苦恼中勇敢救赎……”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遇到那些不期而遇的伤害，只能去追随自己的心灵才能真正地做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