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是阳光明媚的春天，燕子也飞回来了，可是表妹阿莲却又发病了。我必须去探视表妹，这是爹妈交给我的任务。爹爹在家里说：
“阿莲是铁了心不想让她自己的病好呢，我们可要死死地将她往这边拉啊。”
爹爹喜欢说“这边”“那边”的，“那边”指阴间，“这边”是阳世。
表妹很早就参加工作，从父母家里搬离了。她同家人关系不好。自从三年前病倒之后，她的存在在我们家里就变得重要了。爹妈总是唠叨她的事，说既然她的家人不管她，我们就有义务照顾她。她在一个机关工作，虽然病倒了，那里还是给她发工资。她住的地方不怎么好，是一大片群楼的地下室。大概因为房租贵，她工资又低，只租得起这种地方吧。她的病非常奇怪，上医院检查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她在上班时倒在办公桌下面失去了知觉，同事们将她送到医院。后来医生让她回家，说要继续观察。表妹自己说她“难受得要死”。连续晕倒好几次之后她就不能工作了，只能躺在家里。她的独立性很强，虽然病重，她还是坚持到商店买吃的，买回来做了吃，每次发病时都这样。
我穿过那些乱糟糟的大杂院和群楼，来到她的阴暗的地下室。
“阿莲，你看上去好多了。”
“忆莲表姐，这里这么黑，你真的看得清吗？”
我脸红了，但她并不是嘲笑我，她的声音显得忧虑重重的，她为什么而忧虑呢？
阿莲并没有躺在**，而是站在唯一的窗户前。这扇窗大半埋在地下，有三分之一伸出地面，屋里那一点点自然光就从那三分之一流进来。她转过身，将椅子拖出来让我坐。为了节约用电，她平时是不点灯的。我坐下后，看见她的身子晃了晃，就倒下了。我连忙开了灯，蹲在她身旁轻轻摇晃她，唤她醒来。过了一会儿她就醒来了，要喝水。
“我难受得要死。”
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
“你看看我的脸。”她又说。
我用一个指头在她脸颊上轻轻一按，吓坏了——我感到我是按在一只氢气球上面。
“我还有吗？”她的声音发抖。
“什么？”
“我问我还剩点什么。啊，你不懂。”
她侧过身去背对着我。然后，她慢慢地坐起来了。她叉开手指梳她的头发，梳着梳着，那头发就散落在她的手上，再梳下去，脑袋上的头发就更稀少了。她站起身去吃药时，我低头看地下，心里嘀咕，那些头发到哪里去了呢？
“阿莲啊，同我到外面散散步吧，不然头发要掉光了。”
“我最远只能走到街对面的市场，在外面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我可不愿意倒在外头。”
“也许到了外面就不会发作了呢？”
“啊，你不懂。我愿意发病，否则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呢？”
我觉得她在胡言乱语了，她的脑子乱了吗？不，她的脑子很清醒，她拿着一本日历书凑到灯光下读呢。她问我去不去扫墓，我想起明天是清明节。
“人死了就死了吧，扫什么墓呢？”我随口说道。
她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的发作好像过去了。她脱下脏衣服，半躺在**，用她一贯那种捉摸不定的口气谈起一件事。她的机关里的处长昨天到这里来看望了她。处长是一个老女人，多年前就死了丈夫，是那种内心寂寞的类型。
“她就坐在那里说话，”阿莲指了指窗前，“她一发声啊，空气里头就有血光。忆莲表姐，你说说看，她干吗来？不不，我知道她为什么来。我的上班的时候，她就坐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我为什么一次次晕倒呢？就是因为她在隔壁弄出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啊。那种声音……那种声音……我没法形容。”
她的脸变得像一个面具，声音一下子呆板了：
“你一来，我难受得要死。我本来——不，我身体里头并没有问题。你听，你听到了吗？不是一只，是五只，不是五只，是七只！”
她指着窗口之上的地面，她的指头抖动着。与其说她恐惧，不如说她亢奋，因为那张略为浮肿的脸突然红了。
我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无非是过路人经过的脚步声。她是说七只脚吗？不，我只听到两只脚发出的声音，而且那人已走远了。我的神情也恍惚起来，于恍惚中，我看见阿莲的头发仍然在她的脑袋上，既浓密又乌黑发亮。她正用一把缺了齿的木梳梳头呢。
“阿莲阿莲，为什么我一到你这里，有些事就完全改变了呢？我在家里想象着你的病容，我觉得你是那么的孤单。可是一到这里，我就不由得羞愧了。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看见你有生活的目标，而我没有。你就像某个人说的那样：耳听八方，心明眼亮。”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了。我去开门，门却打不开；我用力推，觉得好像是有人从外头将门闩起来了。阿莲没有朝我这边看，她垂着头好像睡着了一样。
“阿莲，我出不去了。”
她发出一声轻笑，抬起头来，说：
“忆莲表姐，你真性急。你不是刚刚才来吗？”
我退回来，重又坐到那把椅子上。阿莲关掉了灯，屋里头一片昏沉，我的身体似乎在空气里浮动。我想告诉阿莲我的家人对她的担忧，我动了动嘴唇，突然一阵恐惧袭来，令我开不了口。这种恐惧同她房间里的氛围无关，是从我自己内部生出来的，并且完完全全是对自己的恐惧。我无端地觉得只要我的喉咙发声，只要我的手做一个手势，就会有最最可怕的事发生——我必须稳住自己，完全不弄出一丁点声音来。阿莲的脑袋又垂到了胸前，似乎在打瞌睡，我注意到她的坐姿一点都谈不上舒适，她为什么不躺下去呢？
我在房里又待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一个穿着古板的半老女人打开房门走进来，我才得以离开。那个女人就是阿莲所说的处长。我发现阿莲和处长就像一对母女那样亲密，她们两人都在侧着脑袋倾听什么，似乎她们很清楚那声源所在的方向。
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去阿莲那里，因为我所在的公司派我出差，我天南地北地跑，一个省又一个省地跑，弄得灰头土脑的，脑子里涌动着白蚁一般的人群。当我坐在飞机的机舱里闭目养神时，阿莲的影像也曾出现在脑海里，那是一个秃头的白化病人，手指头上连指甲都没有。我自嘲地想，真是杞人忧天，实际上，阿莲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呢。在我们的乱哄哄的城市的地下室里，她正实现那种自由的梦想。我想到这里时，转眼一看，坐在身旁的老翁正用他那巨大的灰眼睛瞪着我，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脸都白了。我惧怕些什么事呢？我越想躲着他的眼光，他越盯我盯得紧。
“我倒是很想结束这种心神涣散的生活呢。”我冒失地对老头说。
“那你就天天坐飞机吧。”他的口气里头充满了嘲弄。
老翁转过脸去弄他那只手表，手表戴在他的右手上，我居然听得到指针移动发出的金属声——这只表实在大得不像话。他将右手举到眼前时，我看见表壳底下有一只细小的蟑螂在来回奔跑，这景象令我产生眩晕的感觉，我连忙垂下头闭上眼，做出打瞌睡的样子。
到我终于回到家里时，爹爹告诉我说，阿莲的那个机关已经停止了对她的工资的发放，医疗费也没有着落了。他认为阿莲应该去上班，即使是晕倒也应该晕在办公室里头。他还说，既然医生检查不出任何病来，那不就等于没病吗？也许只是体质弱罢了，天天去上班对身体有好处。爹爹说这些话时，一边脸显出一丝残忍的笑意，我看了有点吃惊。
傍晚时我又到了阿莲家。阿莲居然不在家。我在门口等了好久她才回来，她是同那处长一道回来的。老女人一看见我就掉转身走掉了。
“啊，你来了，你是来借钱给我的吗？我两天没有吃一顿好饭了。”
地下室里黑洞洞的，阿莲说她的电已经被人断了，她反正是一个人，倒也习惯了摸黑，有时候，在黑地里感觉反而更好。她似乎闲不住，在屋里窸窸窣窣地摸来摸去，像是在翻东西，又像是在干什么手工活，我一问她她又说什么都没干。
“严处长和我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刚才我和她是去熟悉情况去了。你带钱来了吗？”
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零钱，在黑暗中递给她。她一把抓了过去，塞到自己衣袋里。我觉得她的动作里有种厚颜无耻的味道，她居然变成这样了。
“你借钱给我，我就让你知道我们的计划。”她油腔滑调地说。
“阿莲，你这是怎么啦？”
“忆莲表姐，我缺钱呢。”
“你们有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啊？没有。那是我说着好玩的。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计划什么呢？连这个地下室都快住不成了嘛。严处长也一样，别看她是个处长，她的日子可难过呢。”
“她的日子难过？”
“是啊。她在机关里有血债，她逼死过一个人。那时她坐在我的隔壁，经常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别人都听不见，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说起来，我的病还是她弄出来的呢。不过我心里还是感激她的。”
“你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啊。”
“总有办法的吧。这对我是个很好的促进。再说你们总会借钱给我的。”
她的语气淡淡的，丝毫不焦急，她似乎在沉思。房间里响起很多声音，开始是模糊的，隐约的，慢慢就变得清晰起来了。是风声和雨声。风吹过灌木，吹断了枯枝；雨打在芭蕉叶上，在屋檐下形成水洼。这些久违了的声音包围着我们。我问阿莲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她说不会吧，这里很长时间没下雨了，现在不是雨季。但的确有水珠落在我脸上了，是从窗口飘进来的吗？阿莲说不是，是她在房里晾的衣服没拧干，滴水呢。那么风声又是怎么回事呢？风声离得很近，像是吹进了群楼里面。
“有时候我通夜陷在回忆里，我想记起幼年时养过的那只龟的去向。你有过这种体验吗？后来我同严处长约定，我们一起来回忆。”
“结果呢？”
“这件事没有结果。严处长的记忆之门关上了，她需要我的帮助。我在一张纸上画出那只龟的可能去向的路线图，她就坐在我旁边遵循我的思路想同一件事，时光不知不觉地就溜走了。由于不断地做这种练习，我的思想活跃起来，就在最近，我想出了那个方案。”
我没有问她什么方案，她如果不主动说，我问也是问不出来的。风声和雨声小了下去，我听到了清晰的脚步声，是一个人在野地里行走，他（她）的脚踩在枯草上头，沙沙作响，秋菊的馨香弥漫在这间地下室里。我有些明白阿莲为什么不愿去上班了。我对身边的，离得很近的忙碌生活充满厌倦，我的嗅觉、听觉和视觉都已被堵塞，而阿莲，生活在虚幻的大自然的影子世界里，既灵动又过敏，某种东西在她体内生长，她其实已经比我强大得多。可是爹爹和妈妈为什么建议她去上班呢？这两位老人的心思比阿莲更不可捉摸，我同阿莲今天的密切关系最初还是在他们的敦促下建立起来的呢。那个人已经走到我们窗前来了，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穿着那种笨重的工作皮鞋，他在窗前停下了。
“他很有风度，不是吗？”阿莲的声音有些激动。
“谁？”
“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可惜那个时代已经消失了，从前的比武场上建了一个五金器材仓库，他成了一个游魂，在这一带徘徊。其实啊，这个人是面铺的老板，可到了夜里，他就恢复了剑客的身份。我睡在这里，一闭眼就看见他背上那把无形的剑。生活多么奇妙！”
我简直嫉妒起阿莲来了。这些天，我跑遍了大半个国家，我就像那虚空中的蜉游，苍白透明，为自身的缺乏重量无比的沮丧。机舱里的那老头不是已经洞悉了我的虚无的本质吗？我起身走到窗口，朝着上面的那人喊道：“喂！”真奇怪，房里好像装了消音器一样，我的声音完全听不到。倒是那人的脚步声很响地传来，“嗒、嗒、嗒”的，也许他鞋底钉了铁掌。我多么烦躁啊。这是阿莲的家，她租了这个地下室，地下室就成了她的无边际的家。这里刮着风和雨，从我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里走过来的男人在外面徘徊，向阿莲传递我所不知道的信息。阿莲真的有病吗？
“阿莲，我的爹妈说你该去上班。”
阿莲发出一声沉痛的叹息，我以为她要抱怨了，可是她说：
“你们一家，真是善解人意的好人啊。也许我真的该去上班了，严处长不也在上班吗？为什么我不？不瞒你说，我和严处长的计划就是让我恢复工作，昨天夜里我俩悄悄地去了办公室，你猜得出我们在房间里看到了什么吗？就在暖气片旁边，地板破损的那个洞里，长出了大丛的玫瑰花！当时我可吓坏了，那些花儿不是被人塞进去的，而是真的从那里长出来的，它们的根就扎在水泥上。我回头去看严处长，看见她已经哭成了泪人儿。我嘛，就是那一刻下了决心。你的爹妈现在可以放心了。世界多么美妙啊。”
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由衷之言。风已经停了，但雨还在下，清爽地落在沙地上。现在来到窗前的是两个穿塑料凉鞋的小孩子，他们之间发生了小小的争执，是关于钓鱼的事。
“严处长那么痛苦，为什么不设法从机关里调走呢？”我不解地问。
“她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吗？只不过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爹说得好，死也要死在机关里。”
我爹并没有说“死”这个词，但阿莲太伶俐，立刻就这样理解了。窗前的小男孩打了起来，其中的一个头部被撞在水泥墙上，那是很沉的、闷闷的一声，我感觉到头盖骨已经碎裂了。阿莲坐不住了，从**下来走到窗前，将手臂伸到窗外。
“阿莲，外面真的下雨了吗？”
“怎么会呢？此刻是晚风习习的大晴天呢。”
“那小孩在哭呢，他同伴死了。”
“忆莲表姐，你真多情。我们现在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你说是吗？我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玫瑰花，我应该像严处长一样坚守在那里。我们机关里将严处长称作‘幽灵’，因为很少有人看到她的身影，每次我从她的办公室门口经过都没见到她坐在里头。但是她的影响无处不在，就连我们局长，一提起她来脸都要变色。”
阿莲在窗前伸长着手臂同远方的什么人打手势。此刻，我们所在的地下室向身后无限地延伸，变成了开放的地方，一株洋槐的枝条垂到了我们的脸上，三只小鸡在草丛里追逐。
“那只龟也是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她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对远方的那人说。
我的妈妈来到我的住处，表面上是来给我送吃的，实际上却是来谈阿莲。我突然觉得，我的爹妈的生活是以阿莲为中心的。为了什么呢？也许他们同阿莲是一类人，同我则不是吧。妈妈的叙述里头时间观念是错乱的，而她口里说出来的阿莲，是一个年龄不确定的女子，有时是儿童，有时是青年，有时又是她的同龄人。她谈话的时候，那种缥缈的语气似乎要召唤什么。召唤什么呢？比如她说：“你生出来，我们给你取名叫‘忆莲’，而那时还没有阿莲。我们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名字呢？很多事都是注定的啊。”又比如她说：“她从家中搬走，同家人一刀两断了。我和爹爹同时想到了她在家中养的那一群黑猫。那群猫后来都流落街头了，她遗弃了它们。关于她同家人的决裂有很多传说，可我只记得猫儿的事。”她还说：“阿莲出现在我和你爹爹的每一个梦里，她那细长的黑影投在红砖墙上和柏油马路上，我们看一眼心里就产生狂乱的念头。可是我听说她自己的梦却属于宁静的乡村。”妈妈说呀说的，她的双颊在灯光下透出无限的沧桑，使得我禁不住暗自思忖：她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她和爹爹住在那栋古老的、快要拆迁的公寓里头，每天下午，太阳穿过公寓的高墙晒到狭小的天井里头时，这两个固执的老人心中会浮起什么样的欲望？
妈妈站起身，打开门朝楼道里看了一眼，说：
“忆莲，我和爹爹都爱你。”
她笨拙地弯下腰捡起她的竹篮，叹了口气往外走去。我注视着妈妈瘦小的背影，想到她和爹爹度过的艰难的日子。为什么说他们的日子艰难呢？倒不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而是他们将每一天都当末日来过。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听见他们在谈论“井喷”的事。我们的住宅附近有一口油井，据说有一年发生井喷，毒死了几百人。我们家没什么家具，好一点的东西都装在两口大皮箱里头，皮箱就放在门边，以便万一不幸的事发生就可以提上皮箱逃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幸并没有发生，油井的设备全换了新的，可是爹妈似乎并没有丝毫放松警惕，仍然神经兮兮的。我虽然在这种末日氛围里头长大，却似乎没有传染上那种危机感，这不免令二老有些失望。他俩在家里谈论危机时总有些不好意思，窃窃私语，避开我。我也搞不清从哪一天起，阿莲就成了他俩的精神寄托。他们并不常去阿莲那里，阿莲也从不上我们家来，可是我知道他们对她魂牵梦萦。“要是井喷的时候阿莲在身边，就不会有什么失误。”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她又补充说：“阿莲天生就是危难时刻的主心骨。”我一点都不妒忌阿莲，因为我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害怕末日，也不愿老听人谈论。
妈妈送来的糯米食品有好几样，粽子汤圆之类，我坐下来享用。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阿莲了，她在机关里头混得怎样了呢？要是晕倒，他们会将她送往医院吗？爹爹的计谋成功了吗？前一阵我又出差了，我去的地方是那些贫民窟。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每次进去都给人从此出不来的感觉。我是去做统计工作的，我提着我的帆布箱汗流浃背地匆匆行走，看见转弯处的油布棚下面总是站着几个毒品贩子。啊，那些小巷啊，就像蛇洞一样莫测，不断地拐弯，甚至使你产生在往回走的错觉。如果你去向本地人问路，他们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努嘴，唆使你进入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于是你走啊走的，有时你害怕起来，掉转身往回跑。有时你撞上了管事的，那人往往戴一副墨镜，他点一点头叫你同他走。于是你跟在他身后进入贫民窟的内部——那些肮脏的群楼。楼里的电梯总是坏的，住在那种地方，人就得学会攀登，如果你的腿发软，停在楼梯上，就会遭到身后的人的袭击。然而经过漫长的攀登后到达的是什么地方呢？你到达的是另外一个楼梯口，从那里通往楼下。“我是来做统计工作的，我要去居民家中。”有好几次我这样对管事的说。管事的摘下眼镜打量了我一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没关系，所有的数据都会有的。”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一直想从我的工作里头找出一种意义来，我知道它是隐藏了某种目的的。那是什么呢？凭我这平庸的大脑，实在是想不出来。
有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居然是阿莲机关里的处长。
“你这里很好。”她主动坐下来，拍了拍自己那一头烫得像鸟窝一样的短头发。
“杨处长有事吗？”我问道。
“嘿嘿，我昨天从机关里溜出来了，今天也没去，他们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谁会来追究这种事呢？可以说没人管我。”她颇为自得，“你也可以试一试嘛。”
原来她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她的话令我想起贫民窟小巷子里的那些贩毒者，我有些紧张。但为什么要紧张呢？看看这个杨处长吧，她不是很放松吗？她用她那双冰冷的灰眼睛盯着我看，似乎有所企盼。这时门外响起了阿莲的声音。
“杨姐！杨姐！”
杨处长站起来，又坐下了。阿莲为什么不进来呢？
“杨姐啊……”阿莲的声音带哭腔了。
我想去开门，杨处长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她那只青筋凸露的大手在微微发抖。阿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这种夜里，阿莲总是要出来找我，她知道我在你房里。”
“她为什么不进来呢？”
“你不知道吗？阿莲总是这样的。在机关里上班时，她就敲墙，我在隔壁都听烦了。她想让我知道她心里苦闷，可是一见面呢，她又后悔让我知道了她心里的事。”
墙壁上有一个杨处长的影子，那影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会儿工夫，那黑影就占满了一面墙，头部伸到了天花板上。我感到头晕，身上开始出冷汗。
“你……你……”我昏头昏脑地说。
“哼！”她冷笑一声，坐着不动。
“这屋里真黑啊。”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突然，我的脑袋晃动了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上半身伏在桌子上，时而感到她在用脚用力踢我的腿，时而又感到她在离我很远的过道尽头对我喊话，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又听到我房间的门响了一下，大概是她出去了。
那天夜里，我整整一夜都没想出杨处长的来意。
我休假了。我计划在假期里头重返我出差时访问过的那些地方。这个主意其实是杨处长提出来的，她还要同我一道去旅游呢。那天夜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阿莲和她看上去就像两个鬼。我们是坐在阿莲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头找来找去的，却没有发觉地板上的那个破洞。也许办公室的地板已经换过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我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同杨处长一块出游。阿莲在一旁眼珠鼓得老大，拍着手说：“好——啊！”她本来坐在桌上，说这话时忽然栽到地板上，身体蜷作一团。
“阿莲你没摔坏吧？”
“你别管我，”她挥开我说，“你可要好自为之啊。去吧，去旅行吧。你记住，中途我也会来加入你们的。”
真荒唐，这个杨处长，模样古板，内心莫测的半老女人，她居然使得我同意了她的莫明其妙的旅行计划。我隐约记得一开始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旅行，而是在谈论乌龟背甲上的花纹。当时阿莲很健谈，因为在这方面她见多识广。从乌龟我们又谈到了海龟，杨处长胸膛里涨满了思乡之情，她说她出生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旅行上头。杨处长说她要了却她的夙愿，实施一种“隐性的旅行”。我问她什么是“隐性的旅行”，她就话题一转，怂恿我去向公司申请休假，然后和她一块外出。
杨处长的双手背在背后，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我觉得她那种老派样子特别好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掩饰自己我又假装在咳嗽。但阿莲还是觉察到了。
“忆莲表姐你笑什么呢？”她责备地说，“现在还没开始旅行呢。”
“我听不懂你的话，阿莲。”
“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吧。杨姐在生活中可不是个逗笑的人。怎么说呢，杨姐，她差不多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天从阿莲的办公室回去，下着小雨，路上特别黑，好几次我的脚都踩进了水洼里，这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上午我去公司告了假，一回家就接到阿莲的电话，说是杨处长已买好了火车票，下午五点钟在候车室等我。我感到很疑惑，怎么不是杨处长自己打电话来呢？阿莲说，杨处长在家里从来不打电话的，她怕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接着她又在电话里头补充了一句：“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很自负嘛。”放下电话后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我决定打电话给爹爹。已经是中午了，爹爹似乎还在阴暗的大卧室里陷在混乱的梦中，他磨蹭了五分钟才开始说话。
“是阿莲通知你的吗？太好了。忆莲啊，到了外头，事事都要用脑子，我和你妈老了，快要活够了，我们帮不上你的忙。”
他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去上战场似的，我记起他年轻时打过仗，大腿上中过一颗子弹。和他通过话之后，不祥的感觉更厉害了。我胡乱将旅行用品塞进一个箱子里，坐在房里发呆。电话铃忽然又响了，吓得我一脸发白，手发抖。又是阿莲，她向我说起这一阵她在机关上班的体会，她说她已经“豁出去”了，晕倒就晕倒，让别人将她抬到旁边的长椅子上躺下。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她的怪病，不再大惊小怪。阿莲干吗这时在电话里说她的事？
“忆莲表姐，你在听吗？我觉得你根本没听！”她忽然发怒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我本来也可以不去，可此时的氛围好像不允许我不去似的。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过于担忧了，不就是出去旅行吗？杨处长一个女人家，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我？
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坐多少人，杨处长不在里头，难道她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就是“隐性的旅行”吗？我气鼓鼓地坐下来。
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一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那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习惯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衣服一到了我身上就变成了我的皮，这叫物尽其用，我不喜欢表面的装饰。你大概觉得我老派。”
她捡起风衣往箱子里塞，衣服就像一条黑蛇一样溜进去了。不知怎么她又要上厕所了。这一去就去了很久，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她铺位上。
“您去哪儿啦？”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订了三个铺位，这叫‘狡兔三窟’。免得他发现我的行踪。”她压低声音说。
“谁？”
“随便一个人吧。总有那种人的，不是吗？”
她躺下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问我：“上面这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从沿海的渔村来的。说不定是你的老乡呢。”
“嗯，有可能。”她口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亮前杨处长放在卧铺下面的箱子里头一直在闹腾，像是里头囚了一只野猫一样，闹得箱子都弹跳起来。是不是那件风衣在闹鬼呢？渔村的女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上铺，将两条瘦腿垂下来，双臂紧紧地抱着胸前，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怕冷。
“你等会儿去吃早饭吗？”我问女孩。
“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萎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半夜都要发生抢劫案，但客源还是很充足，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人们都想寻刺激呢？
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眼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